国产纪录影片突围｜特别策划
今年，电视荧屏涌现了一大批制作精良、内涵丰富、影响积极的国产优秀纪录片；同时，国产纪录影片也出乎意料的繁荣，无论数量、口碑还是票房表现都超过往年。《综艺报》特别策划“2017，影视纪录片‘夏至’”，撷取今年国产影视纪录片精品，以飨读者。
2017年，国产纪录影片呈现出出乎意料的繁荣景象，无论数量、口碑还是票房表现都超过往年。截至目前，已有《一路逆风》《我的诗篇》《内心引力》《重返·狼群》《冈仁波齐》《地球：神奇的一天》《二十二》《铁血残阳—在刺刀和藩篱下》《天梯：蔡国强的艺术》等9部纪录片上映，给黯淡多年的纪录片市场加入了一抹亮色，也引起业界内外对国产纪录影片的关注与讨论。
8月14日上映的《二十二》刷新了国产纪录影片的票房纪录。这部纪录片用真实朴素的镜头记录下了中国幸存慰安妇的生存现状，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引发了全民参与的话题和观影热潮。在国民情感释放和话题发酵下，影片排片率从上映第3日起连续9天稳定保持在10%左右，最高单日票房超过2600万元，截至9月25日，累计票房已近1.7亿元。9月22日，由导演凯文·麦克唐纳（两届奥斯卡奖获奖者）、副导演及联合制作人夏姗姗等国内外制作团队共同打造的纪录影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在全国上映。《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国内正式公映前，大象点映于9月9日至10日为该片举办了百城首映礼。两天时间在近百个城市共计点映了113场，有12290名观众走进影院观影，平均上座率超过80%。影片目前在豆瓣上的评分8.6分，过硬的品质为影片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除了中外制作团队合力打造的焰火画面令人震撼之外，蔡国强的家国情怀也让观众感动不已。
和《天梯：蔡国强的艺术》一样，8月11日上映的《地球：神奇的一天》以及去年上映的《我们诞生在中国》都是中外合拍，并且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大象点映创始人、《我的诗篇》导演吴飞跃认为中外合拍对国产纪录影片的产业化发展助力明显：一方面可以借用国外的成熟电影工业体系和技术人才，结合本土文化，用最符合电影标准的技术和表现形式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通过中外合拍也可以培养本土的电影人才，在合拍的过程中学习国外优秀电影人的制作理念，积累更多经验。
“当然，中外合拍还能带来一种不同的体验，就是我们熟悉的主题或人物常常在合拍片中呈现出完全陌生的效果，这对于影片的创作和观众的观感而言都带来了新的可能。”吴飞跃还强调，“不过，归根结底技术是手段，电影的内核还是文化。所以中国的故事还是要中国本土导演才能讲好，我们也有使命和责任感去讲好自己的故事。”
对于今年国产纪录影片的良好市场表现，有人认为是中国观众的观影口味有了变化，但作为影片《二十二》宣发方之一的朔果莲莲对此却并不认同。朔果莲莲公司创始人苏北淇认为，这是因为电影市场之前“低估了观众的鉴赏力”。“电影市场忽视了观众的成长性，近两年各种类型片创作相对观众的观影需求略显滞后，这也是纪录片未来具有很大市场潜力的原因之一。”她表示，“能适应观众更广阔观影需求的纪录片，应该具备群体性观影属性。”如果其题材类型具备常规影片所不具备的“超越电影本身内涵的社会价值”，就更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广泛讨论，从而推动社会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对《综艺报》表示，纪录片发达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电影文化水平的高低，“近期国产纪录片的出色表现从侧面说明我们整体的电影文化正在不断提高和进步，随着观众越来越多地选择观看差异化电影，高质量的纪录片一定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电影市场走向生态优化
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纪录片创作人才，如吴文光、徐童、赵亮、王兵、周浩等都是受到国际认可的纪录片导演。然而与商业大片相比，大部分纪录片在排片、票房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多数公映作品难逃不足1%的排片率和几十到几百万票房的宿命。
最近两年，纪录片的处境开始有所改观。2016年，由美国、中国、英国联合拍摄，陆川导演、周迅中文解说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以6500万元刷新了截至当年的国内纪录片票房纪录。今年4月，该片在北美上映再获1094万美元票房，不但超越了该片在中国内地的票房，而且跻身北美自然类纪录片影史票房第8名。
2017年，记录狼王遗孤“格林”从城市回归草原故事的《重返· 狼群》，收获票房超过3200万元；以纪录片手法讲述藏民朝圣故事的《冈仁波齐》票房过亿元；与《我们诞生在中国》同为自然动物题材的《地球：神奇的一天》，在BBC出品和“成龙大哥”配音双重加持下，票房超过4500万元。
动物题材的纪录片拥有固定的亲子观影群体，相比之下，人文题材的纪录片市场号召力较为弱势——今年6月上映的讲述创业者内心故事的纪录片《内心引力》，票房只有139.2万元；另一部以爱好写诗的打工者为背景的纪录片《我的诗篇》，票房也仅为314.5万元；9月22日上映的《天梯：蔡国强的艺术》虽然好评如潮，但开局不妙。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二十二》能突出重围，一举刷新国产纪录片的票房纪录，更显得难能可贵。用导演郭柯的话说，《二十二》能取得现在这种成绩是“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共同造就的。
在星美控股集团影院管理总经理范嘉东看来，《二十二》票房爆发有其特定性因素，“影片用纪录片的形式，让国人回忆起那段心酸历史，用真实的情感打动每一位观众。”饶曙光也表示，《二十二》的票房成功可遇不可求，“一直以来，我们对战争中的女性受害者缺乏必要的关注和尊重，其个人经历和感受鲜少被记忆和挖掘，《二十二》的票房成功正是这一社会心理因素支配下的结果。”
面对慰安妇这一极为沉重而敏感的题材，《二十二》没有刻意煽情或是消费苦难。导演郭柯拒绝引用任何历史资料画面，也没有刻意引导老人去回忆当年的细节，而是平静地听她们讲述，尽量不去揭开伤疤，尊重她们的意愿。
在《二十二》中，郭柯用镜头记下了22位存世的慰安妇老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用这些平凡而又珍贵的影像资料，折射出人文情怀的光芒，引发国人大讨论。
票房成功是否就意味着影片成功？吴飞跃认为，“首先作为一部在院线公映的电影，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其他商业电影，票房当然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一个指标，至少是商业方面的指标。但纪录片与商业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还需要完成对社会现实和真相的观察与表达，这就需要它在票房之外还能引发大家对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现实和真相的讨论，释放它的社会影响力。做到这两点，一部纪录片就可以称之为非常成功。”
“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的运气和命数，这与当时观众的心理和热点有很大关系。”饶曙光表示，一部纪录片要想在市场上获得成功，首先制作要精良，在创作态度上要有足够的诚意，能够与观众进行心连心的对话；同时还要有足够的话题性和社会情绪的覆盖面，才能更容易受到观众和市场的关注；此外，还需要有针对性的营销，实现与观众社会心理的强烈互动。
在饶曙光看来，虽然《二十二》并不具备很强的可复制性，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电影的市场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随着观影习惯的培育成熟，观众的观赏心理也在变化，开始更多地选择差异化的电影，而中国电影银幕数接近50000块，也给差异化放映提供了巨大空间，这都是中国电影市场走向生态优化的积极现象。
纪录影片之宣发
值得关注的是，纪录影片的宣发方式也在发生变化。2016年年初，同为慰安妇题材的韩国电影《鬼乡》上映。该片拍摄费用中超过一半来自于众筹，7.5万多名韩国民众捐出约12亿韩元（约合672万元人民币）。受《鬼乡》启发，2016年10月，《二十二》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开始众筹宣发费用，到12月，恰逢央视播出新闻调查《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二十二》终于完成筹款100万元的目标，共有32099人为影片捐款。
除去用于后期制作的20万元，《二十二》的宣传发行经费只有80万元，接下宣发任务的是两家成立不到一年的初创影视公司——润智影业和朔果莲莲。
苏北淇告诉《综艺报》，由于预算有限，加之题材敏感，他们采用了“试温型”营销策略，先从小范围做起，如果没有负面反馈就进一步扩大，反之就收缩。在宣传上，宣发方更多突出影片的社会意义。“《二十二》的社会价值高于其在电影行业的价值，因此我们更多希望调动主流媒体及泛文化媒体，引导舆论大环境和社会价值观，而电影类专业媒体在这个项目中反而是最后调动的。”苏北淇说。
影片正式公映前，在全国20多个城市做了50场点映。苏北淇表示，较少的场次保证了上座率，让影院相信《二十二》可以赚到钱。最终，影片首日排片率为1.6%，首日票房330万元。“没有过去8个月所做的宣发工作，《二十二》的起片排片率不可能达到1.6%，正因为首日取得一定排片率和较好上座率，才能促成后续影响的不断放大。”
在吴飞跃看来，纪录影片与商业电影在宣传发行上有明显不同：首先是两者面临的市场环境不一样。中国电影市场几乎全部是商业电影的观众，所有的院线和发行体系也几乎全部围绕商业电影而建立。“纪录片、艺术电影目前并没有稳定和成熟的观影群体，市场上也没有独立的艺术院线。”
其次是两者特点不同。商业电影的明星卡司、视觉特效和特定的故事情节本身就具有相当的话题性，可以为电影赢得关注度，助力影片宣发。而纪录影片往往没有明星参演，也没有炫目的特效，“纪录片的真实性决定了其不会像故事片那样去虚构情节，也就少了用来吸引眼球的宣发噱头。”
最后一点在于，“所有这些区别也都是纪录片宣发的难点，它必须在还尚未成熟的电影市场上，在没有宣发噱头的基础上，在宣发成本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尝试精准抵达分散而小众的观影群体，吸引他们走进影院。”吴飞跃说，一部纪录影片想要在商业院线占一席之地，在拿到“龙标”和有发行公司愿意发行的情况下，就看所有宣发策略和资源的堆叠能不能帮助它找到对的观众。
让好电影遇到对的观众
因为口碑作品《我的诗篇》公映后遇冷，导演吴飞跃创立了大象点映平台。“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用传统的发行模式去发行一部纪录片，存在很大风险，不仅因为传统发行渠道花费巨大，而且很难有效抵达纪录片的受众。面对纪录片观众‘分众’而‘分散’的特点，我们需要探索一种新的、精准的发行模式。”吴飞跃介绍，《我的诗篇》百城众筹观影行动中，他们在全国200多座城市结识了很多喜欢纪录片和艺术电影的朋友，通过线下观影和线上交流建立了信任和友谊。“这部分观众的聚集和积累对于中国的纪录片、艺术电影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他们不仅喜欢艺术电影，而且和我们一样认可众筹点映这种新的观影社交模式。因此我们请来数据工程师，把众筹点映积累的经验系统化和标准化，于是就有了大象点映这个平台。我们的目标是助力更多纪录片和艺术电影发行，让好电影遇见对的观众。”
百城首映礼是大象点映在纪录片和艺术电影发行渠道进行的探索和尝试，《摇摇晃晃的人间》是其正式推出的第一个项目。此后，大象点映又联合SMG尚世影业和BBC地球影业做了《地球：神奇的一天》百城首映礼，以及9月9日《天梯：蔡国强的艺术》的百城首映礼。
吴飞跃表示，影片可以在公映前通过大象点映百城首映礼积累口碑，或者直接通过大象点映平台来精准发行。另外通过该平台也为实现中国电影构想多年却未能实现的“长线点映”模式探索了可能性。“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观众可以在任何影院、任何时间发起一场点映，自己给自己排片。只要影片好，只要有观众，大象点映平台就可以长线实现放映，给制片方带来持续的收入。”
“中国有大批优秀的纪录片创作人才，但纪录片市场严重缺乏好的发行公司和有新思维的发行人才，来把这些优秀的纪录片带到大银幕和观众见面。”吴飞跃表示，对于优秀的纪录影片而言，如果票房能平均稳定在几百万至上千万的规模，就能逐步促成纪录片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在饶曙光看来，在目前市场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众筹点映和长线点映等方式都是比较有效的手段。“通过这种有效手段，能够为纪录片寻找到更多的目标观众群体，这也是培育观众和市场的必然阶段。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选择观看差异化电影，高质量的纪录片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并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吴飞跃举例，韩国纪录影片《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取得了超过1.2亿人民币的票房，但韩国的人口才5000万。以此类比，按照13亿的人口基数来算，中国的纪录片票房是有可能达到31.2亿元的，这还只是一部电影的票房潜力。所以，纪录影片的市场显然非常巨大。
对此，范嘉东也表示认同，他相信未来纪录影片至少会在内地市场上达到5%的合理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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