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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电影人共聚好莱坞圆桌会议:拍电影要慎重选择搭档

2018-02-24 编译/翌安 综艺

一年一度的好莱坞颁奖季大幕拉开,六位顶尖电影人共聚《好莱坞报道》导演圆桌会议,讲述他们如何选择影片题材、如何解雇员工,以及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



《好莱坞报道》:如果可以在历史上任何时刻、任意地点架设摄像机,拍摄的题材完全不受限,你们会想拍些什么?


吉尔莫·德尔·托罗:“有了限制才能有自由”,不过我很愿意拍一部关于我祖母的影片,考验一下自己的记忆力。


派蒂·珍金斯:我想要拍苏格拉底和狄奥提玛。《对话录》里记载着女祭司狄奥提玛是苏格拉底的老师,教导了他有关爱的知识。我想听听这个女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丹尼斯·维伦纽瓦:耶稣。


乔·怀特:我想通过天使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


安吉丽娜·朱莉:说实话,我想拍的都已经被拍过了,无论是叙利亚的生化袭击还是罗兴亚难民。况且把这些拍成电影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外界不会因为一部电影而有行动上的表示。


《好莱坞报道》:假如你们坐在一艘救生艇上,身边只有一台蓝光播放机,你们会带哪一部电影上船? 


吉尔莫·德尔·托罗:这个问题有点难度。我小时候看《疯狂的麦克斯2:冲锋飞车队》(The Road Warrior),这部电影彻彻底底把我颠覆了,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摄像机是这样工作的,镜头还可以那样移动。不过我也可能半道改变主意,《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怎么样?


派蒂·珍金斯:估计我的答案也很奇葩,我选《我走我路》(I Know Where I'm Going)。我爱那部电影,它的设计迷住了我。那部片子太浪漫了,简直出人意料。


《好莱坞报道》:你从这部电影里学到了什么?


派蒂·珍金斯:浪漫情感的隐藏和释放——那种真诚、真实,又让人小心翼翼的情感。我眼里的爱情,是一种恐惧和欲望的集合,发生的瞬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好莱坞报道》:生活中真有电影里那样的爱情吗?


格蕾塔·葛韦格:一定有。


派蒂·珍金斯:我想是有的,不过恐惧和欲望对等才是关键。电影里会任两者的冲突发展;但在生活中,我们本能地会阻止它,尽管这可能无济于事。一旦欲望占了上风,那种感情就不再是爱了。电影为了照顾观众的心理,会把美好的瞬间延长,延长,再延长。


格蕾塔·葛韦格:我会选《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或者《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坐在船上看很不错。


《好莱坞报道》:对于其他人的好作品,你们会模仿呢,还是会反其道而行之?


吉尔莫·德尔·托罗:唱唱反调挺好。


派蒂·珍金斯:这两件事并不是对立的——向前辈学习,并在作品中致敬,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吗?


乔·怀特:对我来说,我所做的就是和我父亲的工作唱反调。他是一位木偶制作师,会演出很多精彩的木偶剧。1961年他在伦敦成立了当时的第一家木偶剧院。对他的事业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人们总觉得木偶戏是小孩子看的东西,而他把木偶剧视为一种严肃艺术。很多时候,他的失意反而激励了我,大概是我想要比他做得更好吧。


丹尼斯·维伦纽瓦:在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做过一个短片,电影前辈皮埃尔·佩罗(Pierre Perrault)很喜欢。他是纪录片大师,在上世纪60年代,他是第一批抛开三脚架,用轻型摄影机直接记录真实人物的电影人。他曾在加拿大一个小岛上花三年时间拍摄渔夫,拍了一部《为了世界的继续》(Pour la suite du monde)。总之,他很喜欢我,也为我选择拍虚构电影而不是纪录片感到遗憾。我一直觉得欠他很多,总觉得自己是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好莱坞报道》:所以你会因为内疚,而带着他的作品上船?


丹尼斯·维伦纽瓦:也许吧。但如果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也许我会带《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也是最接近生死存亡的主题。如果我要登上一艘毫无救援希望的救生艇,有它做伴是最好不过的。


安吉丽娜·朱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不是在选最喜欢的电影,而是选一部能让你熬过孤独或者陪伴你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电影?不过我不知道到那时候我会不会还想看电影。我喜欢《山丘》(The Hill),也许它能在救生艇上给你战胜一切突发状况的勇气。但真实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好莱坞报道》:安吉丽娜,做导演时你很容易受到影响吗?


安吉丽娜·朱莉:是的。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一直颇有争议,但是这段历史并不为世人所知。我的养子麦克斯出生在柬埔寨,我认为他有理由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他的亲生父母经历过什么。但这件事是否该由我来做?我有没有这个资格?有一阵每天醒来我都会想,我是否已经够好?是否有资格做这件事了?


丹尼斯·维伦纽瓦: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事情的影响力可能没那么深远。我曾经在中东拍摄过一部关于黎巴嫩内战的片子,《焦土之城》(Incendies)。意外的是,那里的人们很欢迎由我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尽管实际上我只是一个局外人。


《好莱坞报道》:派蒂,拍《神奇女侠》时,华纳是不是和你一拍即合?


派蒂·珍金斯:整个过程说来话长。我第一次和他们谈这个项目是在2005年,当时他们手头事情太多就搁置了。对这类概念电影,我感觉就像恋爱,是一种很认真的承诺,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锤子买卖。我那时已经完成了几部电影,也没遇到太多困难。所以去谈《神奇女侠》的时候,我非常慎重。我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和我很不一样,我的反应就是“哎呀,真遗憾,我想我们谈不来”。等他们再次找到我的时候,他们想做的事情基本上就和我的设想差不多了,所以接下去我也得到了很多支持。我也要在此给年轻电影人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拍电影就像是婚姻,慎重地选择你的项目和合作伙伴,谁都不想困在一桩失败的婚姻里。


《好莱坞报道》:第一次做导演,你都学到了什么? 


格蕾塔·葛韦格:我学到的就是,我可以。可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就像高空跳伞。有时候学习怎样做导演,我会把自己设想成演员放到场景里。我早期参演过的电影也有一定的启发。正是那些经历让我明白,困难或者失败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乔·怀特:而且,面对阻碍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会更有意思。《赎罪》(Atonement)里有一处敦刻尔克撤退的长镜头,那纯粹是因为拍摄时间的限制。考虑到潮汐问题,我们实际能拍摄的时间只有3小时。按照蒙太奇的手法拍摄,根本不可能完成。所以解决方案就是,一镜到底。


《好莱坞报道》:丹尼斯,在做《银翼杀手2049》过程中,你曾经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丹尼斯·维伦纽瓦:我接下来说的话绝不能外传。


《好莱坞报道》:别担心,我们都没听见。


丹尼斯·维伦纽瓦:我该怎么说呢?这是我第一次当导演。在这之前,我以为我很喜欢跟别人合作——我爱电影就爱它能让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我以为,我能让每个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银翼杀手》让我明白,对某些人,就该坚决让他走人。认识到这点对我非常重要。


《好莱坞报道》:为什么必须让他走人?


丹尼斯·维伦纽瓦:说到底,是尊严问题。没有和解的可能。也许在别的电影里,还有缓和的余地。但是《银翼杀手2049》,拍到最后我简直要崩溃了,绝无和解的可能。


格蕾塔·葛韦格:在我当导演之前,其他导演曾经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某个镜头,关上灯,好好想想你为什么不喜欢它。”还有人告诉我说,“如果有人对电影不利,就换掉他。”


派蒂·珍金斯:一部电影就像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导演必须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我的理念就是,“原本这群人一起干得好好的,突然一下子开始不对劲,那么问题核心在哪儿?哦,因为你。”我就会请那个人离开。有时候他的想法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每天要和几百号人一起工作,那样的人没办法留下。


安吉丽娜·朱莉:开始做这一行时,我会希望每一个人都把它看作一次美好的体验。后来我明白了,我必须接受被人讨厌这个现实。不过我宁愿他们讨厌我,为我们做出的东西感到骄傲就行。


丹尼斯·维伦纽瓦:我们不是去交朋友的。


吉尔莫·德尔·托罗:另一种情况是,有可能你的团队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你做的东西一塌糊涂,这时候作为导演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私底下我们自己可以垂头丧气,但在团队其他人面前,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念。


《好莱坞报道》:说说拍《水形物语》时,你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天吧?


吉尔莫·德尔·托罗:第一天简直不堪回首,而第二天比第一天还惨。实际上,在65天的拍摄期里,我们有64天都过得无比艰难。有一场戏是迈克尔·珊农(Michael Shannon)停下车,冲上楼梯。结果珊农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车子还在继续往前走。那辆车很旧了,它一直在走,珊农跑步追车,想把它停下,结果车子拖着珊农在雨里继续前进,直到撞上布景。火花四溅之下,又轧过了第二个布景,朝着我们的工作区冲过来了。大家都在喊“快跑”,我这辈子从未跑得这么狼狈过。我边跑边想,我要死在这儿了。最后那车在第二个和最后一个布景中间停下了,因为那两个布景是固定在地上的。所有人都吓坏了。


《好莱坞报道》:你们遇到的银幕英雄中,有谁和想象的不同吗?


乔·怀特:很多大牌演员,拍戏时还询问我的意见,让我十分意外。


《好莱坞报道》:比如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在《至暗时刻》中,你都给了他什么意见?


乔·怀特:角色的节奏感吧。做导演时我会经常强调节奏,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更加接近音乐。我把自己看作场景里的指挥,告诉大家高低音的位置,比简单讨论背景故事要好得多。虽然我不是一个体验派的演员,但我绝对是体验派的导演。我必须要亲自感受人物的感情,所以我会去找我自己和人物的相似之处。说到加里·奥德曼饰演的丘吉尔,他和我有一样的地方吗?完全没有。但这部电影讲述的其实是个自我怀疑的故事,而我恰好曾经经历过一段自我怀疑时期,甚至打算彻底离开电影界。2015年我执导过一部《小飞侠:幻梦启航》,赔了1亿美元,评论界是一边倒的批评,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拍电影了。


吉尔莫·德尔·托罗:人们以为你已经跨过那个坎了,但翻篇并不那么容易。


乔·怀特:因为我们的作品最接近自我,是自身灵魂的写照。


《好莱坞报道》:什么是做导演最需要的品质?


乔·怀特:导演必须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思考。我说的不是思考视觉效果或者剧情,而是把这个世界看作一部电影,看成一种基于时间的视听体验。能做到这点很不简单。


派蒂·珍金斯:导演必须对电影制作的现实负责。制作一部大片,导演必须心里有数。比如我经常会想,“天哪,我竟然是唯一知道该如何把这17000个镜头拼成一个完整故事的人。”


吉尔莫·德尔·托罗:还要无所畏惧。毕竟有时候妙不可言和荒诞不经只有一线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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