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口述历史：改革开放40年 “剧变”中国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视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可谓翻天覆地、沧海桑田，变化深刻、影响深远。有些变化我们直到今天才突然意识到，有些变化我们迄今为止还不能言说清楚，只有交予后人、留待历史。方便起见，个人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待这种变化：一个是事物的外在层面，从物质形态盘点电视剧行业40年来的巨变；一个是事物的内在层面，从精神领域探究其发生的深刻变化。
王卫平
国家广电总局原电视剧司副司长，
现任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外在物质层面的变化
电视剧本体发生了重大改变。从1958年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诞生开始，电视剧无一例外都是单本短剧，从20分钟到五六十分钟不等。几乎都是演播室直播，黑白两色，那时没有录制技术与设备，没有磁带，没有彩色，甚至我们今天也不可能见到当年作品的影像留存，非常遗憾，那时只有几家大台制作播出电视剧节目，每年也就几部、十几部，是纯粹意义上电视台一档电视文艺小品节目。受制于那个时代的创作限制，题材内容面狭窄，体裁样式单一，制作手法简单，独立的美学形态也完全谈不上，基本上就是舞台戏剧的简单移植，一切都是按照“三一律”的方法来进行创作，正如研究者所归纳的：“一条主线，两三个场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六十分钟之内，二百来个镜头”，当时的国产电视剧就是这个样子。直至“文革”十年，电视剧进入停滞期，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只有北京、上海几个台录制过《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等几部带有“极左”思潮的作品。所以，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产电视剧在很长时间里根本就不在权威认定的艺术范畴里了。
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首演后的合影。
有幸的是，我们的电视剧历史性地邂逅了国家的改革开放，40年来，国产电视剧知耻后勇、后来居上。在所有观众与全社会的呵护助力下，日新月异、飞速发展。今天看来，凡属涉及电视剧本体及其有关的物质形态，都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变，都取得了天人共鉴的长足进步。从黑白到彩色，从直播到录像，从每年几部、十几部的制作量，到年产几十部，80年代初我们达到了上百部。从1985年开始，电视剧的年产突破了千集。90年代初达到了5000集，从2003年开始，我国电视剧的年度制作量突破万集大关，并以年增长千集的速度持续了许多年，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电视剧生产大国。
至于在题材范围、故事内容、表现形式、创作手法、体裁样式、制作类型、作品风格、拍摄技法、剧目种类、剧集长度、制作品质、生产数量等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着令人瞠目结舌的演变。从创作制作形态上看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从短剧、单本剧发展到中篇、长篇，1981年我们在借鉴国外制作样式的基础上，自己也推出了中国的第一部连续剧《敌营18年》。随后我们又有了系列剧、情景剧、室内剧、栏目剧、单元剧、迷你剧、网络剧等。风格样式手段类型更是八仙过海、此消彼长，包括同期录音的，多机拍摄的，现场切换的，情景再现的，纪实风格的，棚内搭景的，基地制景的，实地取景的，电脑制作的，数码合成的。基本的戏剧种类，包括正剧、悲剧、喜剧各种形态也都有了从内而外的演化。仅就喜剧而言，便有轻喜剧、情景喜剧、小品喜剧、方言喜剧不等。而在历史正剧之外，又派生出了古装剧，随之又派生出戏说剧、武侠剧、传奇剧、神怪剧、玄幻剧、魔幻剧、宫廷剧、穿越剧之类。这期间，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大批国外优秀电视剧的引进播出，不但使几代中国观众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这些精品佳作给我们在创作上、制作上带来启蒙借鉴性的影响。诸如《巧入敌后》《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女奴》《卞卡》《排球女将》《血疑》《姿三次郎》《阿信》《大侠霍元甲》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改变并提升了国产剧从观念到技法上的水平与面貌。
得益于一个开放的时代，国产剧才得以获得了革命性的飞跃。其时这种开放，也同样表现在那个时代出现的另一种剧上——合拍剧，即与境外合作协作的剧目。从刚开始的场地、景区、劳务的简单协作，逐渐开始涉及投资、参演与版权。从开始的大量港台制作人涌入，发展到大陆剧组渐次走出国门取景，甚至干脆到国外去全程合作拍摄。最令人刮目的要数《北京人在纽约》，随后借助这个固定句式，又有了北京人、上海人在世界不同城市的剧目。后来我们又知道了：《别了，温哥华》《一米阳光》《情定爱琴海》《永远的非洲》《白求恩》《李小龙》《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湄公河大案》《温州一家人》等。上列个别包括像《牛氓》这种纯粹外国名著改编的剧，使用的几乎全部是境外演员，但并不妨碍这是一部中国剧。
上下五千年，纵横几百里，在题材选择上，大量中外经典与优秀文化当仁不让地进入了电视剧创作的视野，所以我们也就得以欣赏和领略到各种改编与继承的剧目，比如：名著改编剧，红色经典改编剧，古代神话改编剧，民间传说改编剧，地方戏曲改编剧，古代圣贤传记剧，重大革命历史剧，重大历史题材剧，甚至还有国外名篇佳作改编的剧目。其实民间藏龙卧虎，倘若有好事者，完全可以把40年来冠名各种“剧”的名号搜集排列起来，也包括IP剧这类新锐的名称，其实还有诸如：谍战剧、抗战剧、年代剧、民国剧、农村剧、少儿剧、英模剧、涉案剧、反腐剧、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军旅剧、时装剧、校园剧、励志剧、主旋律剧、科幻剧等。当然，可以列出的称谓还有：苦情剧、肥皂剧、雷剧、鲜肉剧、脑残剧、虐心剧、宫斗剧等等。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学术的分类，抑或是坊间的，其实都没关系。如何交叉或是扬抑也都不重要，从中可以看看我们到底出现过多少“剧”的名称，上百种应该是有的。透过这些名称，不但可以印证电视剧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个历史时期不同观众群体中的角色与形象，更可以折射与辨识中国电视剧从内容到形式在40年间呈现出的变化、风貌与其达到的极致，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中国电视剧带来的重大变化。
电视剧外部环境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其创作生产、沉浮起落发生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影响。首先就是，电视剧的政策法规方面从无到有，并随着电视剧的发展不断出台。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政策法规一方面是伴随着电视剧的快速增长而不断产生的，另一方面又对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制作品质、发展态势、增长速度等全方位发生着方向引领与保驾护航的至关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电视台大量激增、电视机的加速普及，又加上电影开始进入市场，电视台不能再免费播出。导致政府主管部门做出了全行业大力生产发展电视剧的重大战略决策，号召全国所有有条件的电视台都开始大量制作生产电视剧，自此国家开启了一个电视剧全速发展的时代。随之确立了年度题材规划会议制度，持续几十年对行业发展进行政策指导与创作规划。同时，在80年代的发展期，对电视剧的制作、引进、录音录像制品等不断出台“规定”“条例”“暂行办法”等。90年代又开始实施电视剧制作与发行的“两证”管理。2000年政府出台政策，限制了境外剧在上星频道黄金档的播出，极大地拉动了国产电视剧的制作提升，推动了民族产业的快速增长。本世纪初又相继出台扶持民营公司获得甲种制作许可的优惠政策，随之又出台了电视剧内容管理的政府法规。从40号令到延用至今的63号令，标志着原有的电视剧行业管理提升到了国家层面，进而使电视剧的创作、生产、播出等各环节的管理更趋规范、科学与法治。
1958年，中国第一台电视机由
天津无线电厂研制成功，被命名为“北京”牌。
另一方面就是机构设置的变化。随着大力发展电视剧要求的提出，从80年代初，相继开始成立和出台了电视剧制作的专业机构，包括1982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制片厂和1983年成立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同时，各艺术院团、中直机关和部队系统也相继成立了专业机构，各音像机构也绝不袖手旁观，艺术委员会作为创作指导的机构也在此期间成立。其后，各种电视剧制作中心、管理机构在全国各行政层级陆续成立。到90年代初，各播出机构中也基本设置了电视剧收购与排播部门，专业化的机构与团队的形成，极大地支撑了电视剧的生产基础与发展实力。2002年电视剧政府管理部门电视剧处成立，2004年升格为电视剧司，加大并更加规范了对于电视剧的指导、监管与服务。伴随着制作与播出的大幅度增长，专门的研究、评论、评奖、教学机构风生水起，行业协会、国际交流机构、节展活动机构也纷纷成立。政府奖、全国奖、行业奖、国务院各相关部委奖、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奖等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出来，甚至一度不得不进行规范与治理，当然，也反映了整个行业的繁荣之势。
再有，就是制作主体的改变与体制机制的变化。过去我们属于计划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中我们仍旧是这种形态。正因此，《红楼梦》才可能拍了4年，《西游记》甚至制作长达7年之久，放到严格成本核算的当下，制作方都会“死”好几次了。过去的制作机构都是国家单位，制度规定“禁止私人制作电视剧”，所以，那时没有民营的电视剧公司。剧目的播出也基本是各电视台自制自播，发展到不够播了，便出现了各台之间“以物易物”式的交换节目的形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民营制作公司有如旋风一样迅速覆盖了制作领域。适应市场环境的体制机制也相继进行调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队”率先从导演中心制向制片人制转换，先进管理方式的引入对电视剧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最大程度地调动生产力，并适应探索与市场的有效对接，特别是对日后优秀作品的大量涌现，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自1992年《爱你没商量》以350万元带广告在央视播出开始，电视剧正式开启了市场交易行为，一直发展到后来的货币买卖，改变是一步步完成的，却留下了清晰的“辙印”。
还有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市场环境的变化，产业规模的变化，营销渠道与方式的变化，以及投融资渠道的变化等。90年代以前我们没有市场，随着国家不断地推进市场化进程，电视剧这个电视文艺中心的一档节目是跑得最快的。随着电视剧市场交易行为的开始，市场主体逐渐增加，不断演变，不断壮大，制作公司的体量从上个世纪的几百家，发展到目前的几万家，由原来大多为中小企业，到现在大量的上市公司。同时交易会、节目展等各类交易活动也越发活跃起来，交易额也直线上涨，交易会一度甚至遍地开花，让买卖双方都应接不暇。在各种影视公司扩张的同时，行业人才与队伍也快速聚集并壮大，行业产值也在市场的驱动下快速飙升，本世纪以来的繁荣期里，年产值即已达到400多个亿。营销渠道从台内到台外，从海内到海外，而交易方或则又有广告贴片、植入、现金、版权诸种形态。投资的最大变化则是由原来的国家事业经费变为市场融资，其中还包括了金融机构或海外投资，以至发展到股票市场融资种种。上述一系列的变化，完全是划时代的了。
特别应该谈及的一种变化，就是随着科技进步电视剧传播方式与介质的变化。前面我们提到最初的传播都是直播，录音是钢丝，逐渐才有了胶片、磁带、光盘，及至今天的数字硬盘。原有的传播媒介一律是电视，也因此才有了电视剧这个称谓。后来有了音像，又有了楼宇电视、车载电视、IP电视以及网络和手机等传播方式。即便是电视播出，其实在地面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上星剧、黄档剧、非黄档剧；首轮剧、二轮剧、三轮剧；周播剧、季播剧，以及4+1、4+X等排播模式，近年又出现了网台联动、全网联播等，无不体现着电视剧传播样式与渠道的变化，而恰恰是这一系列变化，又极大地助力了电视剧的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声名远播。
电视剧社会关注度、影响力及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前的电视剧，受制于电视机稀少的限制鲜为人知。改革开放后随着电视机的迅速普及，电视剧播出数量逐渐加大，好剧频频播出，以及特定经济文化教育审美消费阶段的诸多因素，促成了受众观剧数量的大幅度增长。电视剧也从偶尔播一部到常态化，从周播剧场到日播，甚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一个上星频道每天最多能播出十多集电视剧。几乎所有电视台的电视剧排播比例，都能占到该台所有节目类型总播出量的40%以上，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越是节目自制能力尚显不足的台，电视剧播出比例就越高，基本可以达到70%到80%。当然，相应的广告创收贡献率也会与之成正比。有的电视台的频道定位干脆就叫“剧行天下”，原本的一个综合频道，近乎演化为一个电视剧频道了，实在都是收视率惹的祸。由此，社会对电视剧的重视度也可见一斑。
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名副其实。剧中的各种故事、桥段、人物和台词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许多人家来说，每天看电视剧成了常态，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不容置疑并心安理得。一部好电视剧的播出，可以造成万人空巷。一首电视剧好歌的吟唱甚至可以流传几代人。电视剧逐渐成为了大众文化消费品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内容，包括学者，也会将电视剧誉为时代文化的代表形态。电视剧从畸形的说教中走出来，添加了应有的文化与审美品格，甚至附着上了娱乐色彩，人们在轻松闲适的状态下，与之发生着愈加亲密的关系。必须承认，传统评书、章回小说的积淀，是人们能够欣然接受电视剧这种叙事艺术的前提，而影像科技的发展，又将这种故事形态做了更高层级的转换。于是，电视剧便开始“疯魔”起来，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基本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民生等多个层面发生着影响，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影响，对全民族的行为方式发生影响，并把故事讲到国外去，将中国人的形象搬上世界的舞台。所以，这个“疯魔”的电视剧，成活了。最红火时，几乎社会各个行业都要跻身其中，尤其对旅游及延伸产业的拉动作用巨大。也真说不好是不是全国人民都曾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我们的电视剧呢？其实正如业内常说的：电视剧早已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产业链之长都无法想象，就这些变化而言，至少当初不是这样。
内在精神领域的演变
改革开放40年对中国电视剧最深刻的影响，应该在于精神层面。从创作主体到创作客体，从心灵到精神，从认知到情感，都发生着重大改变，包括：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人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生活的感知，以及对生命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带来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上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但体现在所有电视剧从业者的身上，更集中地体现在电视剧记录的社会生活，以及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果断结束了“文革”，拨乱反正，展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纠正了一直影响文艺正常发展的极“左”路线。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而所有这一切社会大变革、思想大解放、对外大开放、经济大发展，全都进入中国电视剧的艺术视野，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电视剧对一个崭新中国及其全体人民精神风貌的时代表达。
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文艺创作得到了空前释放，激情与灵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思想界、知识界、艺术界合力造就着一个启蒙时代，在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各种艺术创作中，人性、自由、民主、尊严、价值、法制、平等、权力、命运等被无数次地放大与拷问。“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现代主义”等各种文学艺术此消彼长、纷至沓来，一次次形成全民性的文化热潮。所有这些变革与激荡，同样也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电视剧的创作走向：《乔厂长上任记》《新岸》《有一个青年》《赤橙黄绿青蓝紫》《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新闻启示录》《巴桑和她的弟妹们》《新星》《寻找回来的世界》《雪野》《便衣警察》《希波克拉底誓言》《篱笆·女人和狗》《十六岁的花季》等。特别是上列这些改革开放十年左右的剧目，尤其带着一个特定时代的革命性与思想性，带着一个觉醒民族的巨大勇气。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态度，又呈现出更加“新奇”的气象，于是又出现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上海一家人》《外来妹》《北京人在纽约》《潮起潮落》《我爱我家》《过把瘾》《情满珠江》《苍天在上》《车间主任》《红十字方队》《牵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无论是哪个阶层或哪种职业，电视剧中人物的精神层面与人性侧面都更加饱满和丰富，一幅充满乐观精神的民族众生像，极大地丰富了电视剧创作的人物画廊。
《北京人在纽约》拍摄工作照。
《我爱我家》
跨过世纪的门槛，电视剧创作生产数量快速增长，每年已经以千集计了，而电视剧的触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思想观念的各种形态，截然不同的“三观”，文化与审美的多元并存，以及情感方式的见仁见智，同样真实地绘制在了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画卷上，包括：《闲人马大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刘老根》《青衣》《家有儿女》《任长霞》《士兵突击》《奋斗》《金婚》《媳妇的美好时代》《温州一家人》《营盘镇警事》《咱们结婚吧》《嘿！老头》《马向阳下乡记》《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情满四合院》《小别离》《欢乐颂》《鸡毛飞上天》《外科风云》《人民的名义》等等。
《士兵突击》
《小别离》
《人民的名义》
上述仅仅着眼于现实题材这一种类型，我们便可以随便拉出一张丰富而厚实的剧目名单，稍加透视，40年的变化跃然纸上，无论是电视剧人还是电视剧里的人物，都不难看出“人”这个主体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人的精神和观念所发生的渐进式变化。电视剧以其特殊的艺术形式对时代进行着不留死角的全景式扫描与记录。在解放思想的时代气质感染与激励下，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与生命活力被极大地调动和唤起，并由此恣肆出惊世骇俗的爆发力与创造力。
电视剧在精神层面的另一显著变化，体现在创作观念的变化方面。包括对文艺属性与艺术规律的认识，对文艺社会作用的认识以及对电视剧自身美学特质认识上的变化。
受“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过去的电视剧创作遵循的都是“三突出”创作原则，人物塑造要求“高大全”，导致人物形象脸谱化、概念化、苍白生硬。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与表现简单、虚假、极不真实。所有创作都是从概念出发、主题先行，故事内容“假大空”，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模式，完全不尊重艺术规律。而在题材选择、表现对象、性格塑造、情感表达、人性描写，甚至正反人物形象的灯妆色这些细节上，都设有各种“禁区”。特定的历史时期，甚至将文艺扭曲地当作政治工具或斗争手段，电视剧艺术当然也未能躲过此劫。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冲破束缚，批驳了“题材决定论”，突破了各种创作“禁区”，使电视剧创作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在同时期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曲艺、雕塑等姐妹艺术的互动影响下，电视剧抖落风尘、轻装上阵、快速起步、脱颖而出。仅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为例：首先便是摒弃极“左”思潮的干扰与影响，尊重电视剧创作规律，正视历史教科书与历史剧创作的异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断开禁创作领域，不断突破表现分寸，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勇气和态度，不断从自我束缚中挣脱出来，进而在创作与审查上共识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塑造出一大批真实而生动的伟人革命形象。在这些形象中，不但突出地表现出伟人超乎常人的领袖风范，同时也不断自觉地纠正以往刻意拔高，乃至神话了的创作模式，使人物形象更加接近真实自然的面貌，还原了领袖人物身上原本就应该具有的普通人的形态，从而使一大批崭新的伟人形象在屏幕上生动、亲切地“活”了起来。如：《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井冈山》《长征》《延安颂》《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寻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海棠依旧》等等。其中不论是领袖人物的个体形象还是集体群像的塑造，都在不断突破中实现创新，都在性格的不同侧面得到丰富，都在历史真实的语境中不断还原，都在人性的开掘上渐趋深入。类似的变化与进步，又尤其体现在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人物塑造上，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必达，《亮剑》中的李云龙，《风筝》中的郑耀先等，都明显摆脱了过去塑造英雄人物的僵化套路，真实演绎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不失理性定位的前提下，使人物更加感性、可信，极大地丰富了革命英雄人物的多重性格与多彩形象。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海棠依旧》
辨析中国电视剧40年的发展变化，多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回屏幕舞台，多少古代圣贤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民间传说被电视手段具像定格，多少远古神话借助现代科技穿越了时空，又有多少经典名著古为今用、翻拍出新呢？而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着电视剧创作观念的改变，展现出剧中人物对世界、对人生、对自身认识的改变，其所折射出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眼界、胸怀、气量、格局、视野上的时代性演变，以及在大众心态、认知水平、价值观念、尊重意识、民族性格以及群体素质上的长足进步。即便窥视一眼娱乐味道十足的“戏说”剧，贯穿其中的、有意无意的、戏里戏外的、平民草根的，对皇帝的调侃、摆弄、儿戏到底又有几层意思呢？至少些许透视出时代已经灌输给我们的平等意识吧。其所宣泄出的难道不是一种现代人对皇权的不屑与轻蔑吗？
改革开放给中国电视剧带来的发展变化是深刻的，是久远的。在有些方面其所带来的影响甚至都是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意识到的。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催生出了电视剧影像中那些可知可感的市井百态，更是改革开放所造就的文化生态，唤醒和启蒙了电视剧中的芸芸众生，达到了他们生命中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这才是中国电视剧在文化自觉与精神引领上所展现出的最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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