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一部纪录片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创作者富有质感的一段生命旅程。拍摄第一部纪录片，至今已二十四年。然而拍摄过程中的每个故事、每个场景、每个段落，乃至每个细节，依然清晰记得，宛如昨日。并非事件怎样地动魄惊心，也不是人物多么地伟大不凡，只是当年拍片时一起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心中常常念起，生活中也从未远离。 大家总说摄制完成一部纪录片，差不多也就成为所涉领域的准专家了，这是对于片中事来说的。对于人，通常会有另一种描述：拍完一部纪录片，片中的人，也就成了你生活中的人；片中人的生活，也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纪录片拍摄者与剧情片创作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角色。剧情片中创作者的角色，虽然和纪录片创作者在某方面有些相似，都有伴随、历时和共情的过程，然而，由于虚构与真实之间截然不同的界线，使得创作者的心理体验和情感付出全然不同，尤其是在作品创作完成以后。剧情片创作，创作主体始终只是一种角色扮演，尽管有时也会因“入戏”太深一时难以自拔，但因其情境式、虚构性，难免与片中人物“间离”，拍摄过程结束，关系也就差不多终止了。纪录片则不然，你所面对的人，就是出现在你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个体。尽管是因工作关系而结缘，相聚也未必有太长时间，但是，他将很自然地融入你的生活，成为你生活中的一员，你会与其一起欢喜一起忧。与一些人的关系，甚至会在片子结束后才真正开始，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前几年在桂林参加纪录片会议，会议期间，自然少不了朋友聚餐。纪录片《龙脊》导演作为美食狂人，一直是此类活动的活跃分子，那次却十分反常地成为缺席者。追问原因，说是要专程探望《龙脊》中男孩病重的爷爷。一直听说导演帮助片中少年求学、求职和找朋友的事，没想到情义如此这般，不只是隔代朋友，更犹如远房亲戚。想想也不足为奇，这跟纪录片人的良心不无关系。《远在北京的家》十年后再续前缘，求证式寻访拍摄的“时间的重量”，说到底也是对于那群花季少女未来命运的关爱。面对采访中穷苦的人，你不可能不想着如何传授他经验以摆脱贫困；面对镜头前身患疾病的人，你不可能不去想如何帮他寻医问药战胜病魔；面对片中的弱者，封镜以后你也不可能就此离去，而不想着如何给他以力量重拾尊严。一个纪录片人，会在其片中人物获得成功时与他分享喜悦；会在他身处困境时给予帮助；会在他感到悲伤时予以安慰；会在他遭遇苦难时与其共渡。孤独症患者，被称作“星星上来的孩子”，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还鲜为人知。纪录片《母亲，别无选择》中的母亲，就是要为身患此种疑难病症的九岁儿子寻医问药。无奈，当时北京的各大医院几乎都无法诊断，甚至不清楚此种病症该在哪个科室就诊。这位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区封面人物的母亲，开始了漫长的征程，一步步让中国社会了解这种在中国有着7/1000发病率且无法治愈的绝症。作为导演，本人也在拍摄过程中逐步了解了这种特殊病症，并在片子完成后，尤其是片子在法国获得大奖，《欧洲时报》《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作了大量报道以后，协助片中这位母亲，利用仅有的孤独症相关国际医学资源，通过当年国内刚刚起步的互联网，为中国患者寻求国际援助。同时，还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和社交场所，引导社会对这群特殊的孩子及其家庭给予理解和关注。多年来，孤独症孩子和家庭一直是我的牵挂。纪录片人与其片中人之间那份深沉而持久的关联，也成为了九十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一个特质。如，《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于患者及其家庭的关注，并竭力消弭社会对于艾滋病传染的无端恐惧；《爆炸》对于用非常规手段唤醒社会良知农妇的介入性引导和持续关注，促进相关法律制定出台；《半个世纪乡恋》为韩国二战慰安妇50年归乡愿望的奔走……并非纪录片人要成为救世主，只是纪录片人应该有对于成就他和他的作品的片中人的感恩；应该有对于每个生命个体的善意和尊重；应该有对于社会的温暖和良知。如若一部纪录片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创作者富有质感的一段生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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