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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美国、欧洲将如何灭亡?!白左: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

2017-08-26 政商精阅

作者:王陶陶

来源:王陶陶

美利坚合众国:生于不义,死于耻辱

“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这是元军统帅伯颜拒绝宋使的话,本没有什么谶秘,现在想来却冥冥之中颇有天数。至少美利坚合众国的崛起和衰亡,正是验证了这种入灭即归的轮回之理:“崛起于移民,衰亡于移民。”


说起这当今世界最强国根基的建立,本非什么光明正大的英雄之举。山巅之城自吹自擂的开国祖先们,原先不过是一群勇悍枭桀、目无上峰的移民,这些人抢夺了原住民的土地,方才有了北美十三州作为其立国的基础。到了19世纪初,美国人又搞什么“昭昭天命”,打着上帝的旗号、拿着其他民族的土地做饵,鼓动白人清教徒大举向西部移民,不断进入墨西哥和印第安人的地界。这些骁勇善斗的移民们组建民兵,反过来挤压杀戮当地的墨西哥人或者印第安人,其间不知犯下了多少杀孽,才拥有了广阔的西部沃野之地,也由此奠定美利坚合众国世界霸业的鸿基。


油画《墨西哥总统桑塔·安纳的屈服》作者WILLIAMHENRYHUDDLE,讲述了墨西哥境内的美裔移民叛乱者俘虏了墨西哥总统,并逼迫其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的历史。此种移民入侵策略,实际上是美国吞并诸多西班牙、英国、法国殖民地的常用手法。事实再一次昭示后人:军事化组织的外来移民乃是不折不扣的潜在侵略力量


在西进运动中,白人移民最著名的民兵领袖米拉波·拉马尔一生征战,砍下了无数印第安和墨西哥人的头颅,为西进移民在他族之土上的渗透立下了赫赫武功,这位移民英雄甚至主张“彻底灭绝印第安人”,以防止子孙遭到“不必要的报复”;另一个杰出的西进统帅、后来的内战英雄谢尔曼将军曾经表示,“(印第安人)就像地里的草,如果我们今年多杀一点,那么明年要杀的人就少了一点”;当白人移民的大潮停止之后,心满意足的美国政府又将残余的印第安人一批批地送入保留区,任凭这个种族在自我封闭中凋零——此举不但逃避了对印第安人的义务,还可以不流血地灭绝其人口,更能获得尊重印第安人文化的美名,真乃天才的马基雅维利智慧——如此高明的智谋,只有17世纪的满洲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这些所谓的美利坚开国祖先,何其残暴凶狡,以至于那位见惯了寡廉鲜耻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亲眼目睹美国先民的作为之后,都不禁感叹道“凡是英裔美国人进入其他种族的土地,都会毫不愧疚地将这片土地据为己有”(《论美国》)。


实际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鸿业,从来不是什么自由民主浪漫理想的成功,而是冷酷现实之达尔文理念和马基雅维利精神的证明。其过程,与日耳曼蛮族在罗马腹地的内迁定鼎(法兰克、哥特、汪达尔),奥斯曼突厥移民对拜占庭根基的侵蚀建国(罗姆苏丹、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从来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是达尔文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昭昭天命”,美国人不可能如此义正言辞地灭绝或驱逐印第安和墨西哥人;若非马基雅维利式因敌灭敌的狡诈,联邦政府绝计想不到通过“保留区”,假手大自然的冷酷使印第安人自我毁灭。


这幅19世纪70年代初的图画,由JohnGast绘制,名为《AmericanProgress》,为昭昭天命的艺术表征。在图中,一个天使般的女人带领美国移民向西方进军。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望风逃窜


然而,世事难料,天道好还。


那些百战开国的枭雄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的子孙,竟然被巴黎高师、法兰克福学派里面萨特之流的夸夸其谈所折服,浑然忘记了祖先的开疆辟土不过是狡诈和暴力的合体,忽视了移民侵略的可怕和人口置换的威胁——这恰恰是美国先民制服西陲的霸术,以致于国门大开,国家的人口结构在移民的冲击下不断崩塌。就像美国开国政治家们所言的那样,这将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我们连梦都未曾梦过吸纳白人以外任何种族进入联邦。吸纳墨西哥会成为混入印地安人的先例,因为墨西哥人有一半血统以上是印地安人,而其他主要为混杂的部落所组成。我强烈反对如此这般的联邦!我们的联邦-可敬的先生们-是一个白人政府……我视其受敦促者为……这个国家的使命为广布文明与宗教自由遍及全世界,尤其是这块大陆。兼并是个错误。”


——1848年1月4日,美国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JohnCalhoun在国会中的演说中反对兼并墨西哥,他强调了美国的白人属性,称盲目兼并非白人族群的领土将极大地削弱美国的国家凝聚力


拉丁移民具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大量的拉丁移民蜂拥而入,将不可避免地形成独立于美国社会的聚居区和价值观。第一代拉丁移民或许会因为其外来移民的身份,勉强忍受新世界中的艰辛和隔膜,但第二代拉丁移民将会以堂而皇之的主人自居,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族群将拥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和族群认同——考虑到美国的人口替代起于最近十几年(2001年白人人口依然超过87%,美国当时放弃保卫西南边境,转而把国力消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颗政治炸弹距离爆炸最多还有十八年。


另外,随着美国黑人受教育率的不断提高,以及就业率水平的相对低下(黑人入学有相当大的优先级,但这也导致了黑人大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相对不幸),黑人人口的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将不可避免的急剧攀升,这是极其危险的政治暗流。而奥巴马就任总统更进一步提升了美国黑人对黑人身份的认同和骄傲——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强化其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也就意味着族群意识的强化(《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最糟糕的是,随着多元文化标榜下的西方难民危机不断发酵,欧洲地区恐暴袭击的急剧加剧和社会治安的急剧恶化,将会不断减损消耗多元文化和平权运动的道义资源,这不可避免地迅速增强白人族群的激进主义和反抗意识。


过去那些损害白人利益、增益少数族群的政治措施诸如“大学配额”、“福利补助”等,之所以能够顺利施行且不遭遇反抗,恰恰是因为这些措施按照“政治正确”的标准是道德的、是善意的,才得以从根本上消弭白人的反抗意识。事实上,政治正确作为一种了不起的政治道德观念,从心灵上扼杀了白人民众遭遇不公盘剥时的抵抗意愿(《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之《最强大的统治术》),就像中世纪的天主教之上帝虔诚消灭了欧洲农民缴纳什一税时的不满(参考节目链接:《现代马基雅维利:最强大的统治术》)。


悲剧恰恰得益于此,一旦那些曾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观念,被事实证明了仅仅是一种幻觉时,曾经在此观念下习以为常的盘剥就会立刻变成民众眼里一刻也难以容忍的羞辱和痛苦。强烈的反抗意识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最终造成无法想象的灾难。而美国愈来愈激进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即是基于此。在美国人口结构倾塌的现实下,这将引发美国国家形态的崩解(中国民众对清真问题日趋激烈的看法,同样如此,观念的破碎,引发政治格局的变幻,这就是现代马基雅维利眼里最稀松平常的规律参考节目链接:《现代马基雅维利:最强大的统治术》)


无论如何,当美国白人新生儿的数量在西南移民的激烈冲击下,变得不足50%时(2011年),就已经意味着这个国家命运的不可挽回了。因为,建构这个国家认同的共同历史记忆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参考链接:《无可匹敌的群众运动》《论国家》


华盛顿是美国白人扩张的民族英雄和黑人祖先的压迫者,任何人都不可能指望这样的国父能够得到恩怨重重之拉丁人和黑人的认可;奠定美国西部边境的米拉波和休斯顿将军一生武勋,都建立与墨西哥人的搏杀之中,他们也永远不可能获得仇敌后代的尊敬;从1789年到1930年,几乎每一个美国主流政治家都是不择不扣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的作为同样绝难获得新移民的真正理解。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异,等待这些美国历史人物的,就是一个个被否定,直至国家认同的彻底瓦解。无论美国的开国豪杰如何英雄了得,终究还是低估了子孙后代愚蠢的极限。毕竟,输掉了未来,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过去,而输掉了过去,也就注定会失去现在。


2016年4月,美国财政部部长杰克·卢(JackLew)宣布,曾经的著名民族英雄杰克逊总统,将因其白人民族主义作为而被踢下20美元


通过移民侵略获得的国家,竟然同样因为移民而失去,历史的因果再次在美利坚身上得以彰显。看来,迦太基式的身后报复,永不止于罗马人。


白左: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

近来,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和西方福利政治弊端的频显,曾被视为“绝对完美”的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逐渐成为被各界重新讨论的争议性话题。


白左的源头:个体的自私和对责任的厌恶


尽管当今世界的白左思潮源流甚多,但他们思想最重要的成型节点则在于两位有趣的思想家:一位是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启蒙者雅克·卢梭(1712-1778),世界史上最早的左派政治团体雅各宾派,即是标榜卢梭思想的维护者,并推行了现代政治史上最早的族群平权措施;另一位则是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家保罗·萨特(1905-1980),现代白左思想就是在他所热衷的“五月风暴”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走向成熟,并逐渐从人厌鬼憎的“颓废品”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萨特本人也被他的媒体崇拜者们称为“世界良心”。


不过,在一个具备健全常识和道德观的人看来,卢梭和萨特这样的“人类良心”,如果扯开被其追随者不断修饰的耀眼桌布,实际上不过是两个不择不扣的人渣。

法国思想家卢梭不仅是一个肆意玩弄女人的风流浪子,更是一个连续丢弃五个亲身骨肉的“好父亲”。从某种程度上看,后世左翼文学家笔下的“法兰西良心”,其作为更像是某些为了还债而卖掉自己孩子的赌棍。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法兰西的良心会用自己的如神之笔将其“扔孩子”的作为,描绘成“保护情人名誉”和“争取人性解放”的“义举”,而心智相对古朴的赌棍则只能将父子亲情化作赌桌上的新筹码。


平心而论,丢弃一个自己的孩子的父亲,已属相当罕见,而卢梭却一连丢弃了五个,这实在可以称得上最彻底的“自私凉薄”之人,而这样的人能够被白左文学家称为“法兰西的良心”,实际上使得笔者很长时间内对白左人士和法兰西心怀恐惧。不过,对于被卢梭抛弃骨肉的作为,没有比历史学家保罗·詹森(Paul Johnson)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描述得更恰如其分了:“他们(卢梭孩子)都没有名字。估计他们也都没有活多长…… 卢梭告诉他的情人:抛弃孩子是唯一‘扞卫她荣誉’的办法。然而事实上,最后唯一被保护的是这位名作家自己生活的舒适和自由,以及他自承对于父亲责任的不屑。”


萨特虽然没有卢梭那样惊世骇俗的弃子“壮举”,但他和他的女朋友左翼活动家西蒙娜在标新立异方面则毫不逊色。这位被很多左翼媒体视为“人类标杆”的道德模范,在最基本的家庭伦理上糟糕得一塌糊涂,其程度哪怕是最开放的社区也难以忍受。


如果非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左翼报人笔下的“人类标杆”很可能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流氓。早在战前20世纪的30年代,身为教师的萨特和西蒙娜夫妇开始尝试扮演真正的禽兽:在这里,“人类的标杆”喜欢诱骗不同的处女学生上床,随后迅速对她们失去兴趣,而伟大的女性伴侣则热衷于勾引自己的男学生,并将做爱的细节告知她的爱人。与此同时,萨特也是一位迷幻剂和安非他命用品的爱好者,曾经一度因嗜食迷幻剂而精神崩溃。


当然,与伟大的卢梭一样,杰出的左翼思潮领袖萨特同样将自己的性瘾病症和吸毒人生,描绘成一个宏伟勇猛的壮举,将厚颜无耻阐述为对“存在与虚无”的自由探索。

如果按照正派人来看的话,萨特和西蒙娜的生活实际上不过是两个吸毒淫魔的苟合。1943年,一名愤怒的母亲向法院提出控诉,控告西蒙娜和萨特腐化未成年人,作为“皮条客”使萨特诱奸了自己的女儿,然而此案后来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那么,是什么驱使白左的前驱们如卢梭和萨特等,义无反顾地反抗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呢?


白左思潮的鼻祖卢梭,在自己的《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里,将自己思想最本能的动机进行了最彻底的刨析,他声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对自己五个孩子的抛弃,本质上就是对约束他放纵之枷锁的抛弃,而这种枷锁就是卢梭身为父亲的责任——即卢梭认为自己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的枷锁”也就是“父亲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等传统道德义务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这种对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厌恶,同样出现在萨特和她伴侣西蒙娜的人生观中。西蒙娜在她的自传《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第二卷中这样描述她和萨特的理念,“(我们都认为)婚姻将使人遭受更多家庭责任的束缚以及社会的劳役。相反,为追寻自身的独立而受的困扰远不及此沉重;对我(们)来说……自由仅仅存在于自由的头脑与心灵中。”


从卢梭和萨特两位白左先驱思想的内核中可以看出,白左道德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人的绝对自私和对家庭社会责任的绝对厌弃。卢梭冷酷无情地丢弃自己的儿女,丝毫不考虑他们的死活;萨特肆意地玩弄诱骗自己的女学生,却豪不在乎她们的命运。两位“人类良心”奔放人生的背后,是其人性的绝对自私和绝对凉薄。


事实上,1964年开始的美国“反越战”运动和1968年3月爆发的法国巴黎五月风暴,这两场标志着现代白左意识形态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运动,恰恰体现了白左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美国的反战运动,是美国年轻人因逃避兵役而引发的政治运动;五月风暴爆发的直接原因,则是法国大学生反抗教育部“女生宿舍限制男生进入”的禁令。这两场运动,本身反抗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对个人的约束,即西方新一代年轻人,相比其父辈更加自私。他们美妙包装下的唯一诉求,就是挣脱道德、义务和责任对他们的约束。

法国五月风暴和美国反越战运动中,最出名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对社会责任的抛弃和对个人欲望的追求——而现今欧洲和美国的左翼政治家,很多受到了“五月风暴”和美国反战运动的熏陶


“政治正确”:确保不道德者的“道德”


无论是卢梭还是萨特,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来看的话,都是不择不扣的流氓恶棍;不管是五月风暴中的浪荡学生(这场运动随即遭到法国相对保守的大多数民众坚决反对),还是反越战运动中逃避兵役的怯懦青年(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大多数美国人一直支持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若以传统道德而论的话,相比其父辈,实际上都是严重缺乏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自私自利者。


幸运的是,这些传统道德的背弃者最不缺乏的就是“文以饰非”的本事。


卢梭以巧妙的哲学构思,将他丢弃五个孩子的举动顺理成章地描述为挣脱人性枷锁的勇猛创举,并反过来指责那些试图以家庭道德和“父亲责任”约束他的社会舆论,不过是腐朽肮脏的牢笼;萨特则以重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通过宣扬“存在主义”的信条,把他厚颜无耻的生活方式硬生生地美化成对“真正自由”理念的践行;而那些试图逃避兵役的美国嬉皮士青年和浪荡懒散的巴黎大学生,则把他们自私的动机,巧妙地解释成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望。


另外,为了标榜自己比传统道德的守护者更有道德,白左的先驱们——扔掉五个骨肉的卢梭、诱奸学生的萨特和逃避兵役的嬉皮士及希望男女生混住的巴黎大学生,提出了一些听起来更有层次、本质上却违背常理的新道德准则。


卢梭扔掉五个骨肉之后,把自己标榜为“人权”的捍卫者,表示自己时时刻刻都将公民的权利放第一位;萨特不断诱奸不同的女学生,然后声称自己将会为全世界的良知而奋斗,为了体现自己的绝对宽容和公正,他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祖国,表示将支持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圣战士对法军的攻击;美国的逃兵青年不但把越共视为反抗霸权的勇士,同时也把自身描述为帮助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多元文化和族群平权”运动的推动者;巴黎的五月风暴青年的技巧则与之类似。


然而,一个连最基本的父亲对子女责任都不能践行的自私之卢梭,又怎么可能对社会怀有真正的责任感?一个连对爱人责任都不愿意承担的放浪之萨特,又怎么可能对全人类有真挚的情感?一个连公民基本义务都拒绝履行的怯懦之美国披头士,又怎么可能有信念去构建和平世界?一个连最起码的社会伦常都无视的放浪之巴黎五月青年,又怎么可能在乎人类的道德?


实际上,这些悖逆之处并不让人奇怪。因为,多元文化、平权运动和反权威等上世纪60年代开始风行的白左道德词汇,本质上是对自私者逃避基本道德责任行为的一种掩盖。


白左美德的本质:不付出的假道德


美德的本质在于责任,而责任则是一种需要长期付出的枯燥琐碎之义务。

传统价值观的美德,都是建立在具体责任基础之上的。“孝子”的美德,只可能扎根于长年累月善待双亲、尽人子之责任的行为之上;“好父亲”的美德,只可能源于一个父亲多年来尽到了养育子女的责任。“好丈夫”、“好妻子”和“好公民”同样如此,都是建立于具体的责任之上的。


但白左的道德则不同,如果这种道德算得上道德的话。

一方面,与传统道德相比,白左道德的最大特点,就是对社会责任的丢弃和对个人名声的追求。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卢梭、萨特、掀起反战运动的美国越战逃兵和五月风暴的浪荡儿们,其思想内涵所代表的乃是对自身所必须肩负的家庭、社会责任之反抗,这些人享受到了家庭和社会对其的哺育,却不想受对应义务契约的拘束,同时还想得到更高尚的名声,于是就提出了一种不需要个体付出责任、却可以得到更好名声的新道德。


在2015年的中东难民危机中,不同道德观秉持者的不同意见和相应遭遇,实际上就体现了白左道德相比于传统道德的无成本优势:主张无限接受穆斯林难民的白左人士,本身并不承担相应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之长期责任,却能够顺理成章地折取崇高的道德美名——这种施他人之慨的背后是对国家、社区和家庭毫无责任感;而对家庭、社区和国家怀有强烈责任心的传统价值观秉持者,却不得不担忧随之而来的威胁,而且还被抨击为“纳粹”或者“法西斯”的恶名。


事实上,相比于贫困的本国民众,白左人士之所以更热衷于关注中东难民,并非源于他们的高尚,而是因为关心前者只是一种传统价值观中需要长期履行的枯燥义务——即便长久的付出也很难被视为高尚,而对远方毫无瓜葛的中东难民进行关心,就可以很容易被包装成高尚的德行,是一种通过极低成本赚取名声的道德捷径。因此,某些违背常理的现象变得顺理成章:越是远方的无关之人(物),越能够得到白左人士的关心,越是相近之人,越难受到白左人士的关注。


另一方面,与传统道德偏重于默默无闻的长期付出相比,白左道德更偏重一时兴起的顺手施为和精心策划的修饰摆拍。


在传统价值观看来,没有长期具体琐碎的付出和对家庭社会责任的承担,个体几乎不可能成为传统价值观下的道德模范,所谓君子之德,“讷于言,而敏于行”,即使如此。


但是,白左的道德则完全不同。无论从各个方面来看,卢梭的真实人生都与道德无关,但是这位伟大的修辞作家能够通过感人至深的爱情小说《新爱洛伊斯》把自己刻画为忠贞不渝之人;平心而论,萨特的责任感是极为短暂的,他可以在走下一个情人的香床之后,马上给另一个女人写情书,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则能够将这种动物一般的性行为描述为充满时尚意味的“存在主义爱情观”,甚至以此将自己和西蒙娜的淫乱修饰成令人钦佩的爱情典范;与之类似,逃避越战兵役的美国青年们则将自己的怯懦构建成对和平的向往,并大肆包装;法国五月风暴的青年们同样如此。

事实上,白左人士或许缺乏真正的责任感和勇气,但却从来不缺乏对镜头语言和修辞手法的把控能力(逃避兵役的美国青年在恢复秩序的美国军队面前)

白左道德:文明癌症的表象


传统道德要求践行者承担对家庭、社区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付出。也只有在各个成员基于传统道德进行付出的基础上,家庭才能美满,社区才会发展,文明才有可能进步。这也是传统道德虽然枯燥无聊却经久不衰的关键。


不过,白左道德所起的作用则截然相反。作为一种低成本的道德,白左道德为那些不想做出长年累月的付出,却贪恋名声的聪明人提供了绝佳的登荣之梯。这种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道德资源进行透支的骗术,即投机取巧者通过鼓吹至高的道德口号,让所在社区中的其他人承担由此引发的负担,然后自己从中赚取最好的道德名声。


与懒惰之人鼓吹不劳而获的极端福利政治一样,白左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私之人宣扬不劳得誉的欺诈。如果极端福利政治是对勤恳踏实之人的剥削,那么白左道德则是对老实敦厚之人的蒙骗。因此,一个施行了福利政治的国家,消耗的是他人对国家的贡献,勤劳的人将越来越少;一个践行了白左道德的社区,透支的是他人对社区的感情,虚伪的人会越来越多。


今天的西欧社会,普通民众之所以不敢站出来反对难民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怕丢自己的脸,这本质上说明其对亲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缺乏责任心。

因此,无论是极端的福利社会,还是白左道德,都是一个文明走向衰微时,才会出现的产物,即社会个体变得:只在乎自己的财富和名声,而不在乎家庭、社区的前途;只考虑自己的所得,却不愿意做相应的付出。在这种氛围下,文明的财富和力量就会逐渐枯竭,并终归寂灭。


文明的天敌


世界上有很多背叛道德的恶行,但没有一种比破坏道德的恶行危害更大,白左对社会的摧残作用即是如此。


强奸、杀人、抢劫、诈骗仅仅只是违背了社会道德,但白左则是摧毁了社会道德本身。通过对自私的巧妙修辞和夸张,白左人士往往能够把自己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廉价表演,包装为至高道德的体现;通过对家庭、社区价值观的肆意攻击,白左士人常常将这些最基本道德伦理涂抹成对个性的压迫和牢笼。由此满足那些投机取巧并自私爱名的聪明人,以及一心向善却单纯肤浅的蠢材,最终摧毁调一个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


一个真正理解文明价值的人,必然能够清楚洞晓犯有此类恶行之人对社会的巨大危害。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上任七日后就将鲁国“闻人”少正卯诛杀于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学生不解孔子的作为,孔子解释道,此人(少正卯)有以恶言善(五恶)、破坏世风的“小人之桀雄”,故而非杀不可;东晋名将桓温则将五胡乱华中原沦陷的悲剧归咎于西晋末年士林风气的败坏,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衍,西晋士林领袖,擅长清谈和自我标榜)


事实上,一个文明的进步和繁荣,不仅仅有赖于她物质力量的强大,更有赖于正常的道德伦理。一个鼓励好吃懒做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一个向往廉价道德的文明,是不可能维系的。就像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标榜一样,出于自私的白左道德本质上是文明的艾滋病,她将摧毁文明之明辨是非的本能,并使得微末小疾发展成不治之症。


所以,批判白左,不仅仅是对白左的抨击,更是对文明本身的拯救。毕竟,如果白左不失败,那么人类文明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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