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社交媒体行动与同志的未来

本文为《Homosexuality, Social Media Activism and the Future of a Queer China》译文，原文可点击“阅读原文”查阅。

翻译：李龙

驼小姐

仙人掌先森

   编辑：微凉

最近，新浪微博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其中包括禁止传播同性恋相关内容，其引发了公众关于LGBTQ权利的激烈争论。这一事件提示了中国国内复杂的媒体形势和权力关系，并引起了对中国非异性恋群体的未来的关注。

媒体审查与社交媒体行动

2018年4月13日，新浪微博宣布了长达三个月的净网行动，旨在清除违背该平台监管政策的 “涉黄、宣扬血腥暴力、同性恋题材的图文及图文短视频内容”。LGBTQ相关问题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禁已经不止一次，但是此次事件由于公众以及中国主流媒体的回应呈现了“新态势”。

禁令发布不久后，大量中国社会团体发出了反对的声音，随即引发网络抗议。周末，数以万计的网民加入此次行动，发起多个话题标签，比如#我是同性恋，#我是同性恋但不是妖怪，#渣浪你好我是同性恋。一些用户发布彩虹照片，有的同性恋情侣则通过分享合照来支持LGBTQ群体的权利。

4月15日，人民日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表示对于所有性取向都会给予尊重，并且会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利。以此为契机，公众又一次了解到，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已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文章还表明，如果涉及违法犯罪，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制裁。该文章一开始讲述的是在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中加入同性恋的概念，但是考虑到文章发表的时间以及对于LGBTQ人群权利毫不避讳的态度，该文可以视作是人民日报对于微博清理同性恋内容这一做法的回应。

次日，微博宣布将不再打压同性恋题材，但是依然会跟进清理涉黄以及宣扬血腥暴力的内容。这一声明受到了网民的支持，并且被视作LGBTQ群体在网络审查制度下的又一次胜利。一位微博用户评论到#真爱无敌。

媒体评论员已经关注到了社交媒体与网络抗议在此次事件中的重要角色。在各个国家，激进分子和普通网民在网络平台上发起的标签活动有时会改变政治与媒体形势。那么，中国也不例外。

但是，在庆祝此次标签抗议的成功以及社交媒体革命的同时，我个人还是会格外提防“技术乐观主义”和“媒体中心主义”。社交媒体不会引发变革，归根结底还是得靠大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斗争。社会变革往往发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并且牵扯大量权利瓜葛的协商。为了更好地理解网络抗议成功改变禁令这一事件，我们需要考虑两个相关问题：1.如何理解中国媒体 2.权利与监管在当今中国是如何运作的。

理解中国媒体

传统上，中国媒体被认为是一个单一、连贯的整体：他们是党的喉舌，并被其严格控制。随着公民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兴起，中国媒体通常被认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传统媒体以及社交媒体——分别代表国家的利益和公民社会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被认为代表了普通大众的“真实”声音，成为了挑战主流媒体和公权力的争论站点。当然，这种说法也是非常有缺陷的，因为社交媒体也可以被公权力操纵使之符合官方意识形态——通常是通过“许可”，而不是高压。类似的，“主流媒体”也可以表达其他的不同声音，其中一些并不总是符合官方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媒体走向国际化和商业化，中国的媒体平台也夹杂了多个，有时候甚至分歧的权力关系，政治与经济利益。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的媒体形势逐渐复杂，多元且分化。

目前我们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解释为什么作为中国主流媒体、官方媒体的网络版人民日报会发文维护LGBTQ群体的权利，并批评某社交平台的行为。该评论文章有可能已被中国新闻媒体的监管部门授权，用来缓和国内尤其是网络上激烈化的群众情绪。一些人士将该动作解读为党和国家对性少数群体的“软硬兼施” 政策，该政策旨在破解中国对同性恋“缺乏宽容”的神话。该案例还表明了中国媒体的多样性和彼此之间的不同利益。像新浪这样的商业媒体跟人民日报这类官媒有不同的利益。即使在人民日报内部，它的纸质版本与在线版本，中文版本与英文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敏感度和新闻自由度。中国国内各家媒体需协商诸多层面：国家政策、读者反映，商业获利、市场竞争，国内外政治等——而审查只是其中一项。有可能是公众对同性恋禁令的强烈抗议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际上对该禁令的报道对国内政策也施加了相当的压力。但是最后的结果最多也只能解读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经过上述多层面协商的暂时解决方案。这并不能保证未来更多的LGBTQ权力，也不能排除未来对LGBTQ内容更宽容的态度。实际上，随着中国近期的新闻组织改革，也就是党直接接管所有新闻组织，国家对媒体的行政与意识形态控制有可能会进一步加紧。

新的管理方式

在同性恋话题上，中国媒体摇摆的态度也预示了国家管理重点的变化：从对“错误行为”的禁止，到对“正确做法”的鼓励。禁令与鼓励可以并行，这两种管理方式的结合既保证了对道德秩序的规定，同时也创造了共识。

回顾禁令中引发争论的焦点，包括对暴力和色情信息的审查，它们都有禁欲意味和强烈的道德暗示。在中国社交媒体的语境中，暴力、色情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但时常被粗泛地认为包含了广泛的议题，其中包括关于性及性取向的叙述，及有关枪击、斗殴和凶杀的描写。

事实上，为了对诸多“越界”的文化实践和媒介生产进行审查，暴力、色情经常被宽泛地解释。例如，尽管禁令中已经移除了对同性恋内容的审查，但BL、GL小说（Boys’Love or Girls’ Love）依然可能成为审查的对象，因其往往包含了对性爱的露骨描写。独立电影和网络视频也可能被禁止，因其往往涉及敏感话题，如性工作者、警察和官员的对权力的滥用和青少年街头斗殴等。在禁令中移除同性恋内容并不意味着对于性及社会问题的开放态度。

也就是说，禁令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保守的道德秩序，而LGBTQ群体正好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区域：一方面，中国官方已经宣布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精神病（虽然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及机构仍然存在“同性恋扭转治疗”）；另一方面，同性恋依然无法在网络上进行公开的表达，因为禁令对象被广泛地界定，而“暴力”与“色情”的标签时常被滥用。正如《人民日报》提到的：

“当然，如果涉及违法犯罪，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这同样是一个基本原则。……总之，同性恋者也是正常的公民，在主张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

这是一种强制并颇具成效的权力手段，其被用于保证一种保守的道德秩序并由此巩固其长治久安。我们不能幼稚地将人民日报的文章视为国家对LGBTQ权利的认同。其对“义务”与“权利”的强调十分重要，它意味着国家管理方式的转变——从禁止到鼓励的转变。如果说过去国家管理的重点仅仅在于“不要做某些事否则你会被惩罚”；这种消极的态度仍然存在，但现如今管理的重点则转变为积极的鼓励，例如“做某些事你会被奖励”。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公权力，并在社会中创造一种保守的道德秩序。第二种方式似乎更加和谐、得民心并有效。

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同性恋不再被视为精神疾病，但只有一部分同志身份得到了认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带有以下标签：中产阶级，见多识广，未出柜，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收入颇丰，属于“高品质的良好市民”。虽然LGBTQ群体中的中产阶级逐渐地得到了更多的方式和途径去争取身份认同，但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因为难以使自己符合上述标签，仍长期地被否认生存权利，被剥夺言论自由。

在这里，我们将中国的管理原则概括为——构建“正常的市民”同时处罚“反常的市民”。一方面，中国逐渐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及新的管理形式，并强调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及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同时存在着以“惩罚人民的敌人”为特征的“列毛主义”管理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坚持党政合一的形式，LGBTQ群体似乎将会拥有更多的商业空间和私人空间，但其拥有的政治空间始终十分有限。

总而言之，参与社交媒体行动也许并不会直接导致社会变革；但其聚集了一部分有能力引发社会改变的群体，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同志维权未来的希望。正如我们拒绝以“媒体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来臆断一个能够给予LGBTQ群体权利的社交媒体变革，我们也必须谨慎、明断地借助法律等手段推进同性恋的正常化进程。在当下的政治模式及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环境下下，挑战顺从、消费和保守的道德秩序势在必行。

Hongwei Bao，诺丁汉大学 媒体研究专业副教授，诺丁汉中国政策研究院常驻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当代中国的同志身份认同，酷儿影像文化与LGBTQ运动，著有《酷儿同行：后社会主义中国下的同志身份认同与同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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