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到“公考”——人生何处不考场
今天是2017年高考第一天。
今年也是恢复高考40周年。
有人昂扬地说，高考是一场属于青春的战役。
也有人抒情地说，那天之后，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还有人忧桑地说，高考是人生最后一次不看脸的竞争。
甚至有人很“丧”地说，四年后，你们就会明白，高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改变你们命运的不仅有一纸文凭，还有酒量、关系、胆量、爹妈、长相……最主要的，还要看你们村是不是要拆迁了……高考，只决定你们未来在哪座城市打王者荣耀，但还是要好好考，大城市网速快！
的确，当年高考被当作改变命运的途径，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其激烈程度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也不为过。
如今高考录取率一路攀升，从精英教育迈向了大众教育，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能上大学的年代，在一个有着海外留学等多元化教育渠道的年代，高考的价值与意义都黯然消逝。
数据资料：
1977-1981年，普通高考录取率分别为4.8%、6.6%、5.9%、6%、5.5%，远低于“文革”前五年的高考录取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8年，高考录取率开始从11.6%升至36%，高考竞争程度有所缓解，但依然“金榜题名难”。
从1999年开始连续大扩招，高考录取率大幅上升。1998-2005年间，高考报考人数年均增长11.58%，高考录取人数年均增长23.75%。
到201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0%，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每年高考后，对高考的各种反思、批判如旋风般席卷而来。
其中最被诟病的就是“一考定终身”导致应试教育“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导致一些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会做事、不会做人，会考试、不会应用，会照搬、不会创新。你就等着瞧吧。
其实，高考只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四年之后还有一场与有关就业的大考——“公考”。
从公务员录用到干部选拔，考试在政府部门也大行其道，成为一种重要手段。
自1985年，为解决“加快改革与领导人才短缺”的矛盾，中国就开始采取“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选拔官员，2000年开始官员“公选”考试不断规范化。
十六大后，基本形成了公开选拔与其他选拔方式并存的干部选拔路径。
2009年，中共中央发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甚至提出，到2015年，每年新提拔的厅局级以下委任制党政领导中，通过竞争性选拔方式产生的，应该不低于三分之一。
“凡进必考”、“凡提必竞”，做官就要考试已成干部选拔的一个大方向。
考试之所以会在政府招录选拔人才中落地生根，主要原因在于，相对其他方式，考试更具有公平公正性。
无论是高考还是公务员考试，亦或公选，其所秉承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公正，对参考人员一视同仁，用统一、确定的标准来考核人，实现择优取用。
不过，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比如考试成就了会考试的人而不是有创造性的人，高考存在地域、民族歧视，公务员考试或公选存在水分、猫腻等。
不可否认，目前的考试制度还存在诸多弊端，也难以做到尽善尽美。
更何况，抛开这些因素，其实公平公正本身就是相对的，毕竟，人生来就天然地身处很多的不公平，如出生背景不同、家庭关系不同、可获得的资源不同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所谓的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其实都是以不公平为前提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获得的教育资源处于劣势的“穷二代”是不可能与处于优势的“富二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而这显然不是考试能够解决的。
其实，指望考试能够兑现所有目标，满足各种需求本就不现实。考试的最大好处就是最大可能地实现了公平公正，让社会利益最大化。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国家，中国早就享受到了考试的好处。
科举制能够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活跃于历史舞台，就在于其相对公平公正的精髓。
历史上曾经同样采用过科举制的韩国就有“我国公道，惟在科举”，“私门塞而公道开，浮华斥而真儒出”之说，可谓一语道破了科举制的价值核心。
然而，自西洋的“船坚炮利”轰开中国国门，让中国人在西方文明面前甘拜下风，科举制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对科举制的非议百余年来从未停止。
虽然科举制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但把科举制放在当下进行鞭笞本身就是历史的错位，更何况科举制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
科举制最突出的成就是打破了汉魏以来凭“门荫入仕”的惯例，突破血缘和族群的界限为国家治理广纳贤才，肢解了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垄断特权。
唐朝盛世，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把隋朝首创的科举制发扬光大功不可没。唐太宗李世民因而对科举制度发出“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的感慨。
而科举制也确实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文臣武将，众多名臣贤相都是经由科举选拔出来的，比如文天祥、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等，就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早期的几个著名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也是秀才出身。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考试不是万能的，科举制也不可能囊括所有人才，比如李白、吴承恩、冯梦龙、李时珍、吴敬梓、蒲松龄等，虽有才华却在科举考试中败北。
但这并不能否定科举这种考试制度的好处，正如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辍学创业成功并不足以得出美国大学教育失败的结论是一个道理，最何况盖茨辍学的学校是哈佛大学，小扎在辍学13年后拿到了哈佛的博士学位，还被邀请成为哈佛史上最年轻的毕业典礼演讲者。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直陈科举制的好处并非为曾经的科举制“复辟”，把旧时代的科举制重新搬到当下，而是表明“存在即合理”。
在目前没有更好的模式取代高考的情况下，考试对大多数人而言至少还是相对公正公平的一种选拔方式，尽管也有“萝卜招考”情况存在。
其实，放眼人生，“事事皆考题、处处是考场”。
这个世界，有人的地方或许就有考试，生活中的每一道坎每一件事都能成为一种考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马不停蹄的“赶考人”，从这个考场跳入另一个考场，从这道试题转入另一道试题。许多时候，不光逆境是一种考验，顺境亦是一种考验。
然而，与他人给我们出的考题相比，自考显得尤为重要。在人生的无数次大考小考中，最难考的考试是内心的考试，最难欺骗的考官便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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