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模式不值得争论——谁将抹平一切差距？
中式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两面性，一面是在国内长期饱受指责，教育改革却无所适从，西方教学备受国人推崇，以致留学潮、游学潮持续火爆。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54.45万人，同比增长3.97%；与2007年的14.4万人相比，10年间增加40.05万人，增幅高达278%。
2007-2016年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数量以年均15.9%的增长率迅速增长，其中低龄留学人群尤其是高中及以下超低龄留学人群增速更明显。
在英国，针对4-17周岁赴英读书的外国学生有专门的签证类别，称为Tier4（Child）Student Visa，这一签证类型的发放总数近年来持续增加。
根据2015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数据，近五年，留美就读初高中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增长近三倍，最小的仅有10岁。
2011-2016年间，幼儿园至高中阶段（K-12）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从8857人增至34578人，增长290%，约占在美留学外籍中小学生总数的一半。
从游学方面看，2016年我国国际游学人数为65万人次，市场规模高达195亿元。
另一面是在国外受捧，西方国家开始引进和推广中式教育，汲取中国教育经验，如英国是第一个由政府制定计划引入东方教学模式的国家，颇有“东学西渐”之意。
从2014年起，英国派教师到上海中小学观摩学习，亦引进上海数学老师去英国教学；
2015年8月，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策划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式教育——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曾引发中西方教育界热议与争论；
2016年7月起，英国正式在英格兰50%的小学引用“上海数学教学法”；一套名为《真实上海数学》的教材也正被计划从中国引入英国的学校，从2018年1月起在英国日常数学教学中使用，其中文原版正是上海各公立小学使用的教科书。
不过，中西方之间的“瞎羡慕”似有缘木求鱼之势，也折射出各自教育的弊端。
“授人以鱼”的应试教育被视为阻碍学生创新、磨灭孩子天赋的“毁人教育”，而“授人以渔”的宽松式教育也被理解为“顺则为人”的“无导向”教育，视为西方学生普遍数学能力、阅读能力差的根源，显然，中西方教育各有各的“痛点”。
中国教育屡遭诟病，究其根本：
其一，历史性缘由。
一方面，中国最早发明了科举制并延续至今，既有选拔人才、维护公平的优势，也有评价维度单一，以知识记忆为主等痼疾，其恶果是基础教育填鸭式，高等教育松散化。
在“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的大学，上课沉睡化化、逃课普遍化、寝室网吧化、补考专业化以及求职梦想化颇为常见，竟惊起人民日报、团中央发文痛批，“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 ”。
另一方面，中国教育资源稀缺且严重分配不均。在乡村，学校“缺人超编”；在城市，为学区房上演现实版“孟母三迁”。
其二，阶段性成因。
教育产业化之后，教育市场化与行政化成为困扰教育事业的两大“绳索”。大学变成另一个“商场”，在扩招——拿地扩建——再扩招还债成为高校普遍运转逻辑下，生源成为高校的“钱途”。
2007年3月，吉林大学在校内网上宣布，该校负债30亿元，征集师生出谋划策解决财务困难，高校巨额负债问题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据审计署2011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1164所地方所属的普通高校负债2634.98亿元。
同时，大学变成另一个“官场”。大学建立、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教学过程、科学研究、毕业分配、人才引进、基本建设、后勤服务等，都遵循行政主管部门指令，形成典型的行政隶属关系。
具体而言，在学术领域，各种工程、项目、课题、奖项及其所附带的大量经费等资源分配皆受行政权力影响，而这些指标决定着职称晋升和大学排位。
在行政领域，行政权力则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腐败频发，如在赶建扩张大学城、自主招生过程中滋生的各种猫腻，甚至在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权力寻租、弄虚作假并不鲜见，为满足一定院士、海外人才数量，采取人才“弹性引进”、“柔性引进”，实为院士兼职，“不做实事，只挂头衔”。
其三，时代性问题。
弗洛姆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异化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教育抵挡不住时代的冲撞和人性的异化。
”在不以统一校服等方式回避贫富差距的大学中，常见失去往日光环的心态失衡者；在保研、直博、落户等事关切身利益的复杂“名利场”中，常见同窗冷枪暗箭的明争暗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那份回忆与感动，早已被“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的调侃替代。
就高校而言，按工业经济模式批量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毕业生，与新经济渐行渐远，与经济转型需求相悖；学科的选定、审批和建设还是计划经济模式，与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目录相似，岂不知四年之后市场需求早已变化。
而西方教育的“痛点”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自由教育存在短板。
建立在普世价值观上的自由教育，既顺应了人性，也遭遇了人的习性——惰性。
根据资质，若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士闻道，勤能行之”，对于小比例的上士而言，在自由环境中，他们会主动选择“逆则成仙”的道路，成为高精尖的人才。
但是， 97%的人都是中、下士，这部分人都有着习性，而宽松教育并不适合面大量广的这些人打基础。
因而，西方基础教育（读写能力、算术技能等）弊端十分明显，近年来，不论是PISA开始还是Piaac测试，美国均位列末席。
2
加剧社会分化。
富人的孩子接受的是精英教育，而普通人家或穷人的孩子接受的是“兜底”式的教育，其结果就是富人的孩子占据上流社会而普通或穷人的孩子在大众化的教育中难以“出人投地”，甚至“沉沦”。
如英国，阶层分化早在基础教育就完成了。英国公立学校学杂费便宜，管理宽松，但私立学校一般是寄宿制，学费昂贵，要求严格，除了学习各种课程，还要学习音乐、骑马等多项技能，只有精英阶层的子女才能享受。
3
遭遇全球化挤压。
全球化的竞争不仅是产品与服务的竞争，还是人才、资金的竞争。
由于人才全球流动，新兴国家不但抢了欧美国家的市场，而且也在抢其民众的“饭碗”，大量的工作机会向新兴国家人口转移，这也让欧美教育倍感压力，如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就直言，“英国学生在国际竞争中正在落后，中国学生正是我们孩子未来在职场上的竞争对手。”
希望通过教育变革保住“饭碗”，这也是西方国家教育向东方靠拢的重要原因。
然而，教育的根本问题不在教育本身，而在于教育时代被学习时代颠覆。
所以，当下无论是中国以西方为参照，借鉴西方的教育观念来改革，还是西方教育开始引入中国教育的元素，都还停留在教育时代。
时代在切换，困于传统教育的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做文章，势必难以找到出路。正如当围棋被阿尔法狗碾压，送孩子学围棋是否还有必要，成为诸多家长内心的困惑。
教育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知识资源稀缺，知识处于被垄断的位置，获取知识的渠道单一。
与此相对应，教育时代是以“仓库理论”为核心的，即教学就是用知识去填满“脑袋”这座仓库，学习就是获取特定的“答案”。
所谓“学富五车”，是教育时代的典型体现，它强调的是对知识的记忆。
换句话说，教育时代是围绕教师、教材、课堂转的。
相反，学习时代是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教学资源极大丰富，知识唾手可得，电脑、手机等存储设备，以及将来的智能设备都将极大地延展人们存储记忆知识的能力，成为人脑的“外延”。
同时，时空限制被打破，学习方式变得多样化。而此时，强调的是对知识的认同、内化、重组到再创过程。
布鲁姆学习分类法是对学习层次的分类，它反映了我们思考和处理信息的路径。
总体而言，学习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泰罗制”格局，而是以自我为中心，通过认识“外部世界”，更好的认知人际世界和自我内心世界；整合阅读能力、分析能力、合作能力于一体，进而去进行研究型学习。
基于此，伴随着教育时代向学习时代的转变，是“仓库”理论向“蜜蜂”理论的思想变革，也是适应新时代，从知识分子向智慧分子的社会需求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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