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头大哥——北上广深的宿命

摘要

特大城市纷纷启动了“增肥”计划，进入“环环相扣”的时代。“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特大城市突然发起外围式进攻，背后实则隐藏了特大城市逆向运动的无奈。

天下国运一石

北上广深

独占八斗

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在其名著《天龙八部》中，曾经写到武林中威名赫赫的“带头大哥”一词，以昭仁德，以示权威，其对天下之号令，可谓一呼百应。

而今神州大陆上，便有这样一批城市，他们在如今中国社会中占据着绝对举足轻重的地位，那就是除港澳以外的四个特大城市——北上广深。

从近几年开始，特大城市就纷纷启动了“增肥”计划，进入“环环相扣”的时代。

济南开建大东环，刚奏响了五环之歌；

总投资120多亿元的北京“大七环”就真的来了，京津冀环线高速公路让河北人转眼成了北京“七环人”；

上海更是逆天，不到九年的时间，城市副中心就已扩散到外环线上，外环线内的虹桥、莘庄、吴淞等地通通晋升为中心城区，更大的“野心”还是打造16大副中心，分分钟秒杀其它城市！

特大城市中疏外扩，城市版图大了一圈又一圈。北京总面积10年扩大了4倍；新版杭州城规将新增3个城市副中心，杭州生活圈外扩50公里，让网友不禁感叹“90分钟我能从上海到苏州，可是我还没从外环到市中心”。

不单如此，特大城市的“扩散效应”也让外围城市“身价陡增”。

刚需群体和投资客旋即转战近郊区掀起“买房热”，上海周边房价半年涨了2.5倍，北京六环均价眼看就要突破60000/平米，昨日还备受冷落的大外环房价转眼让人高攀不起。事实上，中央时隔37年再次部署城市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已然叩响了大城市外环之争的发令枪。

这也意味着特大城市集体奔向外围“跑马圈地”是“政心所向”、大势所归。

刻意“增重”

只因病态蹒跚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特大城市为何突然“调头朝外”发起了外围式的进攻？背后实则隐藏了特大城市逆向运动的现实与无奈，最显见的原因就是大城市收敛得太集中受不了了。

特大城市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市化中收益最大，但“谋得太少，动得太快”，楼层“越长越高”、面积“越摊越大”，反遭来双重高增长的“集中反噬”。当初岳云鹏的一首五环之歌可谓是将特大城市的拥堵“歌颂”得淋漓尽致；工业文明和政策红利的“双手合一”又推高了大城市的环境恶化和产能过剩。

特大城市的功能被各种“负能量”所劫持，长期追求增量带来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内部吃不消，外溢性辐射随之发生，借以疏解特大城市的非核心功能。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正是此种意图的极端体现。

况且，特大城市双重空间收缩，向大城市外部谋求理想的“战略突围”方向，也是各方利益群体的“应激本能”。大城市的原始初衷本是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可如今城市内部发展空间收缩，企业利润空间也在收缩，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效应下降，特大城市反而“集聚不经济”。

一边是大城市希望在更大区域进行功能和设施的布局，早日实现“退二进三”

一边是企业、资本希望寻找新的“价值投资洼地”。各种好处在“此消彼长”中不自觉得就落在了毗邻的外围区域头上

城市副中心崛起撕破了环线价值论！近郊区也转身成了“金九”楼市的主战场。当然，再往深处看，大城市极化发展的“梯度格局”、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也是特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带动城市化率的综合性“政治考量”。

在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同时高度集中的时代背景下，特大城市强大的资源配置优势使其成为效率较高的“区域增长极”，技术、投资、公共服务等都一并尊享优先权，此种资源分配不平衡直接引发区域性“灯下黑”。自我强化的“磁铁效应”又再度加剧了中心与周边强弱的“马太效应”。但无论是湖南省提出的“一核三极四带多点”，还是深圳1.4万亿元砸出的“东进战略”，均说明中国区域经济“从非均衡转向相对均衡”是城市化的必然。可见，城市化反向运动其实是特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宿命。

先富带动后富

才是党和政府的初心

进一步而言，特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还肩担着“二次城市化”崛起的未来使命。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总是沿着“发展——困境——突破——再发展”的轨迹周期性螺旋式上升，“从增长走向成长，城市转型才能向死而生”。若言，工业化是大城市发展的初始动力，那么由新经济、新科技、新能源“杂合以治”的新兴产业则是特大城市“二次崛起”的后续动力，大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正当时。但调整必然需要“腾笼换鸟”的替代空间，与特大城市毗邻的都市圈无疑是上上之选。

外溢=变相带动

更何况，特大城市已经享受了第一波城市化的“特有待遇”，无论是基建、资源、人才、创新等各方面都有先天优势。当下的非核心功能输出，实则是利用现有资源对特大城市功能的“重新排序”。

譬如，美国东北部核心城市带动型城市群，区域内以纽约为核心，制造业带、交通带、城市带融入一体，区域内产业布局调整合理，增大了城市间的互补性，从而也增强了整个大城市连绵区的经济稳定性。

而对于正享受“扩散效应”恩泽的都市圈而言，新一轮的“二次城市化”也将让其在对接互补中实现自身的提档升级。毕竟，特大城市的“退化”、过剩资源的外溢、都市圈低价带来的估值优势，都给了“围城外”的城市走进来的机会，“1小时生活圈”不仅是一个交通圈，更是一个经济圈、创新圈。

如日本东京50公里之外，有高新产业集聚地的科学城筑波

上海旁边也有堪称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之城的杭州，实则都在“反向补充”特大城市的功能缺失

由此观之，“市中心体现特大城市的繁华，外围体现特大城市的实力”，也不失为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的新特色。特大城市的二次城市化，除了自身获益外，更能辐射带动整个周边城市的崛起。

特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有其合理性、必要性。

但只有选择正确的外溢产业

才是真正带动

只不过，眼下它的发展依然走的是“建筑、产业本位”路线。过去倚重什么产业“照搬照套”，只是把资源腾挪集中到周边而已。更要命的是，特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依然是以行政手段来定什么是特大城市、什么是全球城市，哪些是下一批发展的“周边环”。

大多数社会资源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国家统一分配，深圳、上海、武汉等都是计划经济时代下城市发展的“楷模”，资源倾斜的结果就是每每《城市规划》一出，总有一批人在为即将晋级成“特大城市”而感觉“倍爽儿”。

但问题是，现在大城市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市场机制，一个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边界在哪儿，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城市规模本质上是企业和居民的选址问题，是经济主体权衡利弊的结果，“企业选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个人选址反映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用行政手段的强制平衡，结果极可能重蹈覆辙。反观纽约，全球第一的世界级城市，是全球市场公认的评定。而中国“都市圈”的打开方式却依然是行政力量的推举，这也命定了特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道阻且长。

纵然特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有诸多问题，但特大城市与“城市病”并非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毕竟，城市系统是非平衡、开放的自组织系统，“从混沌走向有序”有其自身内在的循环逻辑，未来特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将不再是扁平化的拉伸，终将是纵深方向的拓展。具体表现为：

城市的功能定位将更精准

正如有人调侃，“十年后，你说的上海不再是今天的上海，你谈的北京也不再是今天的北京”，特大城市的“二次城市化”将不再是“普度众生”似的资源、建筑乃至产业的简单腾挪，而是“赢家通吃”的个性化、特色性新城市化，最大限度的发挥城市自身的“乘数效应”。比如，“上海2040”要对标——伦敦、纽约、东京和巴黎，在文化设施上尽显风采；广州要对标纽约、伦敦迈向“3万亿俱乐部”，打造科技之都，个性化、特色性将重新定义特大城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将从“数量式扩张”转向“内涵式优化”

若言，以往城市发展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便利，那么城市扩围转型则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毕竟，新经济、新科技、新生代“万象更新”，人们越来越需要以信息、技术、服务等新的“城市元素”作为自己生活、工作的补给品，越来越需要城市的功能与之对接。显然，“需求决定供给”的原理同样适用于特大城市的外围式发展，这也意味着社会消费和市场需求将决定未来城市的功能格局。因此，“有颜、有品、有生活”的新型城市架构或将成为特大城市都市圈的明日写照。

由单中心、高集聚向多元化、开敞式的多中心空间格局转变

比如，日本东京传统中心区域具备国际金融功能和国内政治中心功能；距中心10公里范围内的新宿、涉谷、池袋等七大副中心，以商务办公、娱乐、信息业为主；距中心30公里的郊区卫星城则以居住功能为主；据中心50公里的外围则建设以研发为主的科学城。每个中心都有每个中心的特点，形成多核驱动格局。

综上，特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势如破竹，它的“二次城市化”势必也将带来特大城市整体格局的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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