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超越海派文化？

2018年11月16日，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教授应邀参加由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主办的第九届上海文化发展研讨会。

大会以“改革开放再出发：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为主题，以文化品牌、文化改革、文化创新为关键词，探讨上海如何结合国家战略、上海要求和优势，找准新一轮文化改革开放的主攻方向和关键领域，进一步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发展路径，激发上海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地展现“上海文化”品牌标识度，打造在全国和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上海文化”品牌。

王德培教授就大会主题发表《超越海派文化》的主题演讲。

上海不仅是一座城市，它还是一个形容词，既承载了中国人对现代、摩登的想象，也养得起穷奢极侈的欲望，正如“魔都”一词概括了这个城市一切错综迷离的世相。

论及上海人，人们从未停止过褒贬不一的议论，有人想到精明，讲究“做人家、过日脚”，螺蛳壳里做道场，“买下脚”即为一例；

有人想到腔调，无论是成熟又雅痞的老克勒还是能作会嗲的上海小囡，就连流氓都比外地的有派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无不亦侠亦盗，看谁不爽至多一句“拿伊做脱”（把他杀了）；

而在非上海人的成见里，他们则是“穿着尖头皮鞋、油头粉面、布尔乔亚”，身上似乎有一股迷之优越感，崇洋媚外之盛，总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以致有一种夸奖叫“你一点都不像上海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人的“多副面孔”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上海杂糅世俗性、商业性、开放性、灵活性等特点的独特人文体系——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既根植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向上可追溯春申君时期，又与西方文化嫁接，但系统成形、成势于1843年的“五口通商”之后，实质是基于彼时前所未有的被动开放。

要知道上海直到五代末或北宋初才形成聚落，南宋末才设立上海市舶司和上海镇，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设上海县，还不过是“区区草县”，长期被苏州压上一头，甚至被称为“小苏州”，可以说往回倒个一两百年，“一线城市F4里，上海不配有姓名”，这就造成文化上本就无主导（缺失传统士绅阶层文化）。

直至上海被迫开埠，因租界的设立而形成“三个不同性质的空间”（法租界、公共租界、华界）共存于上海的局面，相互渗透、相互冲突，进而熔多元文化于一炉，养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流派。

当年海派文化风靡一时，任伯年的写实通俗画，周信芳的改良京剧，穆时英、张爱玲的小说，刘雪庵所作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均是这种文化生态盛极下的产物，其影响甚至穿越了时空——时至今日，论海派文化，人人言必称老洋房、石库门、十里洋场、旗袍……仍然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作为海派文化最纯粹的表现方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海派文化是老上海城市文化的历史记忆。

然而，当年独步一时的海派文化能否成为当下上海文化品牌的标识？且不说海派文化自身愈发苍白，在全国谈不上独领风骚，就是当下，也因缺乏文化认同、丧失时代特征、后续创新乏力、过度商业化等，不足以继续支撑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

无论是外部宏观背景，还是自身体量升级，都要求上海超越海派文化。

（本文节选自《福卡分析（上海）》2018年第47期《超越海派文化——上海文化品牌究竟是什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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