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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粮价上涨：该来的问题不会缺席

正如本公众号5月18日《关键时候，还是房子顶用！》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相比猪肉、水果和蔬菜价格上涨问题，粮食缺口更值得长期关注。

就在人们还在为“水果自由”困惑、糟心时，最近，粮价上涨滚滚而来。

根据《中国证券报》的数据，5月中旬以来，全球主要粮食价格出现普遍上涨。

以国际上最权威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农产品期货价格为例，美豆期货主力07合约自5月13日盘中低点791美分/蒲式触底反弹，5月29日盘中最高一度升至892.6美分/蒲式，区间累计最大涨幅为12.84%。

在国内，苹果、红枣期货等水果类期货上涨的同时，豆粕油脂等粮食价格上涨的气势同样强劲。5月29日，国内油脂油料期货集体飙升，豆粕、豆一、菜粕、豆二盘中更是搭上涨停“快车”。

以豆粕期货为例，主力1909合约4月30日盘中一度创下阶段新低2537元/吨，随后便踏上上涨的“征程”，5月30日创下2018年9月17日以来新高2985元/吨，区间最大累计上涨17.66%。

粮食历来是个大问题，而自2008年以来，粮食危机一直阴云不散。

早在6年前，高层领导就强调，“饭碗里装自己产的粮食”。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粮食保持高产，201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5789万吨，连续四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但并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

从2002年开始，中国开始成为粮食净进口国，2008年，更是一跃成为粮食净进口大国。从2002年到2017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大约增长了800％。

2018年，中国累计进口谷物及谷物粉和大豆进约为1.08亿吨，虽然较2017年的1.2亿吨减少1264万吨，但进口量仍保持高位。

因此，近年来，粮食安全被列为头等大事。今年4月份，高层领导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粮食事关国家竞争与安全。基辛格曾有一句流传颇广的名言——“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粮食堪比石油，成为国家竞争的武器。

然而，中国粮食生产的短板问题日益突出。

当前运行的小农经营模式不上不下，处境愈发尴尬。究其根本，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制度性红利正逐步消退。

毋庸置疑，过去，围绕土地这一根本制度的革命性切换在很大程度上释放生产活力，仅1949年之后的短短三个年代，就历经三轮土地制度更迭：

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所有权转归农民）——农村合作化运动（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土地集体所有、农户自主经营），无一不阶段性推动农业发展。

运行至今的中国特色小农模式是建立在第三次制度更迭的基础上，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颠覆“一大二公”人民公社、改变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令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改革开放后的前一个20年，小农模式本身自有动能的释放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

然而，在后一个20年，其局限性也逐渐凸显——“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各种质量的土地均匀搭配”的土地分配原则导致耕地细碎化，不仅制约规模经济效益的形成、增加经营管理成本，还不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截至2016年底，我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左右，户均耕地面积5亩左右。

细小分散的农田结构阻碍机械化投入，导致农户缺乏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的动力，也增加经营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专业化程度低、市场信息不足的经营个体在国际粮商面前毫无竞争力，粮价动辄备受冲击。

长期以来农业不赚钱的局面，也使得农业在年复一年的“一号文件”中不断衰退，在各大媒体的“农业的机会来了”、“下一个投资热点是农业”、“农业迎来黄金期”喧嚣中，至今农业仍缺乏生气，没有明显转变。

在中美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转变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组织方式，为全球范围内的粮食缺口做好应对准备，确保粮食安全显然已迫在眉睫。

金融整治步步为营

5月24日，金融领域同一天出现了两件看似不起眼的大事：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公告，鉴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自2019年5月24日起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接管期限一年。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层面对金融的监管步步深入。

实际上，以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标志，中国金融对内就进入前所未有的“强监管”阶段。

金融工作会议后，《福卡分析（上海）》连续两期推出《金融变局特刊》，分析预测了金融变局的深层次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

金融业随后的变化也正印证了我们在《金融变局特刊》中指出的，金融业野蛮生长的“好日子”就此结束了，金融业进入“哭爹喊娘”时代。

如果说此前金融整治的重点在影响力较大的金融机构，比如类似安邦、明天系等金融控股集团，那么，随着对大型金融机构风险的逐步清理，接下来，中小型金融机构也将从此前的“漏网之鱼”纳入清理整顿的大网。

伴随着金融治理整顿的推进，去金融中介化、降融资杠杆的直接融资比重将显著提高，金融机构对资金需求方直接赚取利润的空间逐步收窄，逐步转向通过参与资金运作来“曲线救国”。

最高法：对涉及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一律予以废止

5月3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针对企业家们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司法保护、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纷纷等意见建议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对司法解释进行全面清理，对涉及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一律予以废止。

近年来，如何对待民企一直是个无以回避的问题。去年，一场围绕民营经济的舆论风波因高层定调方被划上“休止符”，不过，内置于民营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

在对待民企问题上，之所以舆论上动辄出现混乱，源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最具争议性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是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关系，只有在现实中相机调整，却没有在理论上被回答和解决。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将翻篇，当下已不再是用“不争论”、“摸论”就能统一思想的时代，毕竟政府与市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

对国有经济而言，随着世界国家竞争白热化，国家主义崛起，其有做大做强做优的天然理由。

对民营经济而言，在中国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文明的转折进程中，民营资本已经无法“偏安一隅”，民营经济成为“新半壁江山”。

一些民营企业凭借互联网技术和模式创新，改变了生产方式、交易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诸多产业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方式，再造了秩序和游戏规则，从而瓦解了国有资本原本所控制的领域，进入所谓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

或者说，自主建设了诸多支柱性产业，成为新基础设施的供应者，承担起维护公共秩序的功能，这些民营企业可被视为“公共公司”或者“社会企业”，用“积极当好配角和起到有益补充的作用”来定义和要求它们，是不吻合现实的。

针对这些变化，从理论到政策、制度的相关安排不匹配，难免矛盾丛生。

不过，鉴于中国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及融入世界的大趋势，重新思考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与共存方式，将是后改革时代的肇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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