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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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深圳新政的底牌是国策拐弯，深圳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方面已有一定的积累，有能力承载“拐弯”的使命。
从8月18日中央突然出手，发布重磅文件——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9月17日，中共深圳市委六届十二次会议，全天会议只聚焦一个主题，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深圳先行示范区简直是跑步入场、跑步开场。
为什么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建设如此急迫？
为什么是深圳？
基于近来的香港骚乱事件，在当下时间点国家对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委以重任，很难让人不联想到二者的关系。
因此，有观点认为，《意见》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等创新应用”，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可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省去层层工序，这会促进跨境贸易的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快增添一重保障。
除金融方面的影响外，深圳作为双范区的发展还将进一步带动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员流动开放、服务业开放、科研创新开放等，这意味着中国此后的外贸和金融对外开放的红利将绕过香港直接通往深圳。
香港闹事，结果提高了深圳的战略性定位，替代香港的“备胎”脱颖而出。
也有观点认为，深圳起风了，陷入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的香港若识时务，就会迎风而起，借港深融合，拥抱内地，深圳建设示范区将对香港形成拉引。
得天独厚的底蕴
其实，无论是“备胎”还是“拉引”，言外之意都是深圳新政是做给香港看的，但这种看法真是小看了深圳，把事情说浅了。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界打开了一个口子——“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落实到实践中，深圳被划为经济特区，这是无中生有的先行先试。
深圳的市场经济文化并不是直接来自美国，而是香港。上世纪八十年代，尽管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但是美国企业并不敢贸然踏入中国这个陌生的国家。
市场化改革的起始，充满着困惑和艰难，美国并不信任中国内地，而是选择在香港设立公司，以香港为中介与内地做生意。深圳的“破冰行动”正由港商发起。
第一个工业区——深圳蛇口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投资，当时招商局掌门人袁庚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的口号，之后还诞生了中国平安和招商银行，为深圳灌入市场理念、契约精神、金融体系、交易规则及企业管理制度等。
1982年，最早一批的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入驻蛇口工业区；
香港商人蔡志明于1984年在深圳平湖创建了一家大型玩具厂旭日公司；
香港商人马介璋于1985年在深圳南头收购了一家制衣厂并成功进行现代化改造，1988年创办了深圳第一家佳宁娜潮菜大酒楼；
香港商人李贤义于1985年在深圳投资实业，后于1989年在深圳横岗创建信义集团（玻璃）有限公司；
1980年，一位名叫刘天就的香港商人与政府签订了深圳第一个土地租赁协议，建成深圳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推动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拍卖、转让……
从第一笔投资到第一家企业，再到第一个商品房楼盘，都是香港带进来的。
香港就是西方投影到中国的一个小窗，是中国种植市场经济的资源油管。
更重要的还有深圳的内生力量，经香港的引路，深圳源自求生欲而迸发出巨大能量，放开束缚，人力、资金、资源按照“最大化”原则释放竞争活力，催生效率，市场就是这样一种能够创造更高效益、更多财富、更符合人性的秩序。
市场经济是舶来品，但市场规律绝不是舶来品，深圳因率先注入市场而崛起、先富起来。
再次探路
而如今，旧的一页翻过去了，新的一页正在打开，“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强国城市范例”相当于再次“画圈”，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基因将再次被激活。
再次开始探路，走向何方？
《先行示范区意见》一出，确保了深圳将重点在“社会主义”上做出探索，营造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先行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体系，完善保障房和人才房制度等，是焦点所在。
拿多渠道住房保障来说，政府出面的公租房将占大头。该项新政也非空穴来风，一年前深圳《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意见》提出“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用地比例不低于60%，普通商品房用地供应只占40%”就已初露端倪。
这意味着香港已从目标城市中移出，深圳将更多地借鉴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模式。毕竟，曾经被深圳如饥似渴地移植的香港自由市场模式暴露出了问题。
开埠初期香港便定位为自由进出口港，零关税，低所得税，以致政府税收不足，不得不依赖卖地及房地产收益。政府被房地产绑架，资金、资源在自由市场经济机制下加速流向房地产，造就了香港房地产及房产商的黄金时代。
当前，香港平均楼价高达877万人民币，连续5年贵绝全球，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郭得胜“四大天王”的商业延伸至物业销售、物业租赁、酒店经营、电讯、运输基建等板块，成为顶级富豪，底层民众却住笼屋、“棺材房”、阳台屋、货柜屋，甚至无立锥之地。
论自由市场导致的两极分化、阶层撕裂，香港“比美国还美国”，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此次港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改革要“拐弯了”
深圳一度学香港搞起土地拍卖、敲下石破天惊“第一槌”、实施预售制、银行按揭贷款、分期付款等，打开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化之路。
从房价飞上天到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40年来，深圳的气质跟香港越来越像。此时，政府果断出手，将深圳这个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引向经济、政治与社会全面协调的示范区，深层寓意是中国四十年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改革开放要“拐弯了”。
这种拐弯并不是沿原路返回、复辟到国营计划经济，深圳新政虽没有说上一句“市场经济”，但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市场经济。
因为，深圳从“蛇口苍蝇南头蚊，又大又狠吓死人”的滩头荒地到屡创“最早试行劳动合同制”、“最早采取股份制”、“诞生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商业银行”等战功，再到发展成高科技企业林立的现代化、创新型城市，本身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推翻“来时路”就意味着否定这些成果，而中国乃至世界“一线城市”的成绩又怎么能够抹掉呢？
因此，这种调整是在原有基础上改弦更张，即否定之否定，旨在对市场经济再规范，走出一条区别于香港更区别于美国的协调发展之路，大市场与大政府友好结合。
说得通俗点，前期的市场化改革裹挟着违规、贫富差距拉大、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等现象，现在政府要引导、规范，政府和市场两手都要硬，这即代表国策拐弯的新方向。
1992年南巡，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顶层，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半段突出“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今后将更加突出“社会主义”。
经济特区“先行先试”中的先行侧重于先富，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的示范将偏重于共富。
可见，国策拐弯在一定意义上仍是延续邓公未竞的事业。
至于如何兑现协调发展，大政府与大市场如何结合，估计至少将需要三、四十年才能磨合出具体框架。
新坐标
深圳新政的底牌是国策拐弯，深圳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方面已有一定的积累，有能力承载“拐弯”的使命，这预示着深圳不仅是经济上的“暴发户”，而且将成为民生幸福的城市范例，进而担当起地区发展的“领头羊”。
粤港澳大湾区谁是龙头？香港自由市场模式已走过头，转口贸易及与之配套服务的金融业发展过度，房地产趁机做大，实业却空心化，产业转型无法自循环，经济动力衰竭，GDP已被深圳超越。
大多数人在地产重压下负重前行，到处充斥着毫无希望和将来的青年，稍微动动脑筋就会想出这里会发生什么，而且，现实也确实在发生着什么。
远的“占中运动”、“雨伞革命”不说，单眼下的持续暴乱就让东方之珠黯然。经济衰退，住房、就业、人的发展等福祉没做到位，街头暴力不断升级，难以成为“带头大哥”，显然，香港已被挪位。
广州因地理格局及作为广东省省会的原因常被“包装”成粤港澳大湾区的龙头，但广州走的是商贸路线，前几年二产向外转移（佛山负责工业，广州负责商贸服务），故而受电子商务及国际贸易环境冲击较大，经济基础尚未打好，无力于向“社会”切换。
所以，广州不是被深圳比下去的，而是作为历史拐弯的新坐标，广州承担不了。充其量是利用其国际商贸中心、国际综合交通枢纽的优势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内地的桥头堡城市。
而深圳具有经济特区的积淀，经济总量和增速、高端制造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含金量、科创能力、人口吸引力都领先，提升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塑造城市文明也将水到渠成，从而成为新时代大湾区的龙头。
国家一手树起深圳，一手调理香港，这是用“革命二手”对付表面游行示威“反修例”、实则颜色革命的“反中二手”。
深远意义
进一步广而推之，深圳新政的意义也不仅限于大湾区。深圳要建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示范什么？实质是协调发展的范本，拿出“大市场+大政府”有机集合的“套路”。
无论是中国其他地区，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存在不稳定因素——要么市场经济带来表面繁荣的背后，掩盖着棘手的社会危机；要么经济陷入低谷，连发展都成了问题；要么全民福利制度破绽百出，政府滑向破产的边缘——都亟需寻找新模式。
深圳探索出来的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又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样板将是做给全国看、做给全球看的。
深圳眼下被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重任，到2035年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将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城市范例”、“全球标杆”都是树给全国看、树给世界看的，毕竟，美国底特律、中国东北等城市正“嗷嗷待哺”。
就此意义上讲，深圳的分量在邓公和习总书记心中都是一样的，都是先锋、是引领。
换言之，深圳还是那个深圳，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中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中国，中国将要到了向世界贡献模式、输出影响力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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