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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邻居堪称“全民间谍” 24小时收录中方广播

2017-07-11 新浪军事

曾经留学日本的蒋介石对此感慨很深:“日本人无论男女,都有一种很深的‘谍’性。不要小看每一个来华的日本人,他们都有情报搜集的任务,别看他笑脸迎人,很有可能反过去就用情报吃你肉、喝你血。”

  受访者:冯玮(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整理者:杜建君

  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近年来,多名日本间谍嫌疑人接连在华被捕引发了广泛关注。据日媒报道:因涉嫌间谍行为,从2015年5月至今,仅获悉被拘留的日本人就达12人。

  不过,日本政府一直否认有日本人在华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多次否认称,日本政府“不会向海外派遣情报人员”。为此,日本外务省更新了“海外安全”主页中有关中国方面的信息,提醒赴华日本人需要采取“自我防范措施”。

  日本官方一面坚决否认,一面煞有介事地推广“自我防范措施”。不知情的人乍一看,还真有可能觉得日本挺冤枉。

  然而,这不过是日本自欺欺人的一套说辞!

  事实上,日本历来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而且谨慎细心,花样繁多,让人防不胜防,给中国造成了重大损失。曾经留学日本的蒋介石对此感慨很深:“日本人无论男女,都有一种很深的‘谍’性。不要小看每一个来华的日本人,他们都有情报搜集的任务,别看他笑脸迎人,很有可能反过去就用情报吃你肉、喝你血。”

  抗战时期,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勘探战时日军沿兴安岭斜向纵段深入时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的难易情况。宁夏大学沈克尼教授在他的《百年来日本对中国战场调查——日本侵华兵要地志纵横谈》中写道:“日军参谋本部要求,须对区域的地质、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进行战略战术上的评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状态、植被状况等对军队展开、运动、指挥、联络、展望、射击及方向维持的难易。”

  日本间谍绘制的中国东北地区铁路交通图

 

  日本还派出一大批既精通中国事务又熟练掌握汉语的间谍以种种身份作掩护,或者乔装打扮成华人,潜入各地刺探情报。日本情报机关还收买了大量的汉奸及在华西方人充当间谍,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刺探情报。英国情报专家查理·迪肯曾说过:“在中国,日本人情报工作的形式是化妆成各类人员,其成效远比其他形式更大,保密工作做得也很出色。”

  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在中日关系越发微妙的今天,日本对华情报窃取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为此,库叔邀请到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深度解读当前日本对华情报战。

  冯玮教授认为,日本向来高度重视情报工作。日本的对华情报战具有全民性以及高度的隐蔽性,他们手段多样,严谨细致,无孔不入。注重对华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窃取,致使我们很多重要信息泄露。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立法,以及相应的反间工作,另一方面,全民都要提高警惕性和参与意识,让日本间谍无处遁形!

  瞭望智库:近期日本在华间谍被捕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日本对华情报战的关注,请问日本当前对华情报窃取的方式主要有哪些?

  冯玮:日本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方式可以说是相当隐蔽的。日本获取情报有两个特点:一是间谍的身份不确定,不一定是专职的间谍。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很多在地里面干活的农民就从事间谍工作。第二个特点是无孔不入。能够通过一些公开发行的刊物来获取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还会通过窃听,24小时收录中央到地方的电台广播,进行分类和归档。日本人做事相当谨慎仔细,擅长对各种方面的情报进行汇总、整理,最终归纳出他们需要的信息。

  除了通过一些发行物以外,他们还通过各种网络以及一些技术手段来获取情报。我们一直很警惕的萨德的X波段雷达,能够覆盖2000公里获取情报。然而日本实际上早已在三个地段部署了X波段雷达。一个在日本东北地区的青森县,一个在关西地区的京都,还有就是冲绳的与那国岛。通过这些他们可以获取很多有关中国方面的情报。日本和很多国家诸如美国、韩国、澳大利亚都签署了情报共享协议。另外,日本往往会通过中国留学生、在日工作的中国人,获取一些中国的情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以及其他情况。通过这些他们就能掌握许多中国的动向,比如社会当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对日态度等等。

  新闻报道中曾提及日本对中国地理坐标测绘,其实日本对中国地质地貌的探查早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前就已开始,所以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很多军用地图对中国地形的标注甚至比中国军队的地图标注得还清楚。

  现阶段来说,日本对中国情报的窃取主要还是存在于经济方面。在军事方面日本作为一个非正常国家,他们对于自身的实力认识比较清醒,整体军事实力肯定是要落后于中国。而在经济方面被中国明显赶超令他们难以接受,因此日本对中国经济尤为关注,下了很多功夫。

  瞭望智库:日本为什么如此重视情报工作,他们又为何能轻易地进行对华渗透?

  冯玮:日本对情报搜集工作的重视,可以说是他们整个国家达成的一个共识。他们曾经在国内做过一个调查,询问国民当前经营资源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就是情报,就是信息!人、财、物本身是经营的三大资源,他们现在把信息列为第四项资源。日本各个方面包括一些商社、企业都很关注情报搜集。同时也很注意情报的统一掌握,例如先前日本的外务省、防卫省等各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但现在日本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外交、防务、反恐和情报四方面的统一管理。他们为此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特定秘密保护法,这个“特定秘密”,就是它获取的一些情报。由此可见日本在国家政府层面上対情报也十分重视。所以很多人说日本整个国家可以说是“全民间谍”,这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传统。

  日本对华情报工作具有全民性,而且具有很高的隐蔽性。为什么日本声称自己没有派遣间谍,因为你不能准确判断出他的身份是一个间谍的身份,他可能就是一个公司的职员,或者一些外事机构的成员,或者是一个留学生。很多日本情报人员是以其他身份从事间谍工作。所以中国一定要对这种情况有清醒的认识和了解。同时,由于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外貌上非常相似,如果日本相关人员中文讲得非常流利,就很具有迷惑性,难以察觉。

  瞭望智库:能否举例说明日本当前对华情报工作的成效?

  冯玮: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庆油田照片事件,当年日本就通过中国在报纸上公开发布的照片清楚地获取了大庆油田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大概的出油情况等等。比如通过照片中相关衣着日本就能判断出油田的纬度范围;在地图上查找报道中出现的地名马家屯,很快发现该地位于中国黑龙江省的安达县;通过王进喜握手柄的架势,以及钻井平台上面管子的直径,判断出大庆油田的出油量。

  还有景泰蓝厂的泄密事件,日本在参观景泰蓝厂时窃取了景泰蓝的整个生产流程。另外,国内某厂商在和日商谈合作时,谈判桌上的一个人中途上厕所,把笔记本放在了桌子上,一会儿的功夫日方就借此获取了许多他们想要获取的信息。

  安徽宣纸泄密事件也较为典型。尽管事实上宣纸工艺并没有真正泄密,他们并没有在安徽泾县成功获取宣纸技术,后来到浙江获取了相似的技术,所以日本人宣称世界宣纸安徽第一,日本第二,浙江第三,台湾第四。从中可以看到,日本打着参观学习的旗号获取情报是很常见的方式。

  瞭望智库:您认为当前日本对华情报搜集抱着什么目的?是担心中国军事力量增强而进行的自我防御还是伺机扩张?

  冯玮:应该说是多种心态兼而有之,并不是单一的,但最主要的一点还是不甘心被中国甩在后面。

  之前,中日相对相安无事。因为在产业链上日本相对处于中高端,我们处于低端。而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汽车、电脑还有一些高精尖产业中国已经能够赶上来了。担心中国军力这一点也是存在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的海空军实力不断提升,他们担心有朝一日会失去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一旦失去,对于日本整个国家形象来说,对于整个海洋战略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日本一直在修改各种预案希望能够做好所谓的钓鱼岛“防卫工作”,同时不断加强美日同盟。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尤为重要。

  瞭望智库:您认为相对于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而言,中国了解日本吗?

  冯玮:中国对于日本的了解应该说是有所欠缺的。我们如果想要真正了解日本,首先就要做到将事实判断放在第一位。不能沉浸在对日本盲目的仇视当中,而是要做到客观、理性地去分析解读。

  瞭望智库:针对日本这样的情报战,中国应如何应对?

  冯玮:针对上述问题,首先要依据相关法规进行处置,其次是要提高全民的防范意识。目前,在对外来人员的警惕性方面我们和日本的差距不小。在日本的时候,我在东京街头东张西望几下,就有警视厅的警察过来询问查看证件。广大民众要了解到,很多我们自己司空见惯的信息在日本那里可能就会成为重要情报,因此全民的警惕性和情报意识必须得到提升。

       日本人搞对华情报竟如此隐秘细致:柳絮什么样都记载

       编者按:大约一周前,因接连爆出“日本人在华从事间谍活动被拘”的消息,日本政府向国民发布了一份在中国“防被抓指南”,详细说明哪里不能去、哪里不能拍。乍听起来有些令人吃惊,但想到日本有“情报社会”“信息民族”等称谓也就释然了。日本人对信息的敏感和依赖、搜集工作之细腻,为外界所公认。很多人都记得,上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公开信息,准确判断我国大庆油田位置、规模的故事。中国是日本的庞大近邻,自然而然地成为其搜集信息的主要目标,对于日本学界来说,研究中国也是“宿命之事”。然而,擅长情报搜集和分析就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吗?日本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如今这依然是日本面对中国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被日本人千百次地放上解剖台

  两个月前,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环球时报》记者听了一位日本环境社会学家做的讲座,主题是环境。这位学者在讲述中穿插了他对中国社会日常的细致观察,甚至包括当时的柳絮怎样等。但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授的内容都在随身携带的厚厚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展示数据时他直接拿出期刊和资料实物,而非用PPT。

  这位日本学者的举止反映了绝大部分日本人的一个习惯——衣兜里总揣着小本子和笔,一有机会就不停地记……这是日本社会被称作“情报社会”、日本人被称作“信息民族”的重要原因。这种习惯,很多人是赞赏的,但如果与“情报”扯上太多关系,就难免瓜田李下了。特别是安倍上台后,日本对外信息搜集愈发加速。据日方统计,因涉嫌间谍行为,从2015年5月至今,在华被拘留的日本人至少有12人。

  香港著名时政评论员邱震海曾在其著作《迫在眉睫》中有这样一段记述:2013年,他主持一个有关谍报的节目,请来台湾前情报人员萧台福。萧说他看过一篇报道,是日本一个商社的职员写了一份报告,被日本情报机关拿到了,内容是“如何跟中国人谈话”。具体是不要到办公室去,下班后找个酒馆私下慢慢聊;要分很多次聊等。最后日本人会将这些零散信息整理出一个整体。萧台福说,如果没有对情报的警觉,不大容易防范日本人,因为他们很自然地跟你交往,然后用研究文书的精神整理信息。

  关于日本人隐秘而细致的信息搜集能力,最近网上还流传这样一段话:曾经留学日本的蒋介石说:“日本人无论男女,都有一种很深的‘谍’性。不要小看每一个来华的日本人,他们都有情报搜集的任务,别看他笑脸迎人,很有可能反过去就用情报吃你肉、喝你血。”

  《环球时报》记者没查到这句话的权威出处,多名研究中国近代史、蒋介石及情报史的学者均表示没听说过,并认为不像蒋的用词。但同一时期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则确实感慨过日本人对华研究之深。“‘中国’这个题目上,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他在《日本论》中写道。

  这些言论符合中国人对日本搞谍报的历史印象。1868 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进行改革的《五条誓文》“求知识于世界”,之后日本大规模搜集各国情报,从陆海军到民政、教育和工业,无所不包。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除官方情报机构外,日本还拥有庞大的民间力量,许多民间团体和个人自发进行情报工作。

  中国是日本进行情报搜集的主要目标之一。靠着出色的情报工作,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战胜了看起来依然庞大的中国。之后,日本派出更多力量对华进行地形地貌勘测等,针对中国进行长期研究。有日本学者统计称,从1873年到1945年,日本在中国勘测长达72年,动用了最先进的勘测技术。尽管日本在投降之前大量销毁地图,目前美国收缴和保存的日本制作的中国和朝鲜地图仍有约2.5万张。

  有一类日本畅销书 传授如何与中国人“谈话”

  在现代商业社会,日本民间机构搜集信息的主体是企业。网上有说法称,很多日本公司机构人员访华后都写报告递交给有关部门,这里面其实有很大夸张成分。日本公司的情报搜集基本不依赖个人,大公司会成立“战略发展部”“中国事业部”等;中小企业更灵活,会按需求订阅研究机构的信息资讯,或委托专业机构撰写研究报告。

  《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日本公司里的对华信息收集工作,多是由中国员工完成的。一名从事过相关工作的前日企员工告诉记者,“我们每天早上上班先收集当天信息,主要通过搜索关键词从网上获取,内容以经济信息为主,政治信息也需要,因为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往往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然后,我们会按照‘标题+链接’的形式汇总,发送给日本总部。”

  这名员工说,对外他们强调通过“公开渠道”获取信息,可这种方式有局限性,“我们还会组织和中国官员、公司、媒体人士聚餐,三杯酒下肚,问问想了解的情况,也不会尴尬。”这也是日本记者常用的方法,所以“共产党相关人士透露”等字眼在日媒中颇为常见。不过,该员工曾因此被中国相关部门“调查”,并促使他决定离职。“既要把工作做好,又好像做了对不起祖国的事,夹在中间很难受。”

  提到跟中国人打交道,《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2010年后,随着中日民间交往加深,日本市面上开售很多类似“如何与中国人交涉/谈话”的书。而一本1995年出版的名为《中国人的交涉术》,从最初的1650日元涨到1.2万日元。该书宣称通过讲述与毛泽东等中国政要的交谈方式,向日本人“解密”如何与中国人交流交涉。

  事实上,选择中国员工搜集信息也是日企有意为之,有日籍高管透露,“中国公民身份是个保护伞。”而由于贩卖“中国情报”能赚钱,还有日本人定时向客户发送信息,收取“咨询费”。

  搜集中国媒体或某些记者的报道也是惯用手法。有次《环球时报》记者就某一问题和日本人进行讨论,对方竟当场从电脑里找出记者的某篇报道。记者惊讶地发现,他的一个文件夹专门存放记者关于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报道。

  《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你从中国出差回日本会写报告吗?”面对这个问题,日本人的反应不太相同,似乎从侧面释放出某些信息。比如,有人很自然地说,“当然要写,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有人则有些激动:“不会写,也没义务向日本政府报告”。

  日本那段丑陋侵略史 人类学家“贡献”惊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很先进,但因语言壁垒不为外界所了解。这类学科的基础研究方法是观察和收集大量社会资料。历史上人类学和情报工作有密切关系,日本侵华前,所依据的很多资料,尤其是东北地区的详细资料,都是其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做的。

  据有证可查的资料,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在具有重要政治军事地位的大小兴安岭周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普遍得到军部或治安部的协助或支持,主要围绕当地的民族社会状况展开大范围初步调查和针对具体事项细致调查。日本学者永田珍馨1938年12月参与了伪“满洲国”治安部在当时的额尔古纳左旗实施的调查,他事后回忆说,本来是要调查各民族的状况,然而为了关东军应对苏联战略的需要,专门对大小兴安岭鄂伦春人进行调查。据1943-1944年进入黑河、呼玛河调查的日本学者原忠平回忆,日本军方曾计划建立一个类似只有鄂伦春人的区域以进行集中管理。

  当时的日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充分发挥源自欧美的团队协作式田野调查方法优势,获得了那一时期中国东北民族社会最基础、最全面的数据资料,调查报告中有非常精确的描述,包括氏族起源、分布、环境、人口与体质、居住饮食、生计、嗜好、性情、语言、教育、民俗、宗教、家庭关系、社会组织与阶层、武器与枪械等,里面对人物的记述也栩栩如生。

  目前这些调查资料中存于中国的部分,集中于前身为“满铁”图书馆的大连市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以及黑龙江省图书馆等地。而当时参与调查的研究人员,部分后来成为日本著名人类学家,如今西锦司、梅棹忠夫、泉靖一等。根据当时调查资料形成的学术成果,如堀内竹次郎的《接触鄂伦春人》(1929)、浅川四郎的《对兴安岭的王者———鄂伦春的理解》(1941)等,目前仍是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末,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迅速拓展,各种海外研究经费大量增加,日本人类学者开始对世界各地开展调查和研究。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很多日本学者有机会来华从事田野调查,主要是以“满铁”资料为基础的“重访”研究,还有日本学者开展对中国西南民族的调查和研究。

  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对异文化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记述,这是正常学术研究,但相关信息一旦被大范围、大规模或有组织地搜集,就需要注意了。当这些资料被政治所需要时,就有了情报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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