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情报应该在中国情报收集、研究、分析领域里的占有一席之地

央行观察

关注金融政策与产业大势

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经济较量、金融博弈甚至是军事斗争的需要，金融情报都应该在中国的情报收集、研究、分析领域里的占有一席之地。

文 | 王幸平，央行观察专栏作家，本文为作者专著《金融情报学》的序言

01

中国的军事情报专家认为：“以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情报工作规律，研究改进情报工作途径的学科，在西方称为情报研究，在中国则称为军事情报学。名称各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1）

显然，这种对情报工作内容的划分较为狭隘，因为从世界情报发展研究的潮流来看，“情报研究”是一个内涵很丰富、外延很开阔的大概念，它包含了工业、农业的情报，还有能源、粮食等经济情报，甚至包括针对目标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宣传与渗透的行动。这些情报收集与情报攻击手段运用，使国家情报的分类更加专业化、系统化，出现了许多亟待开拓的新的情报领域，当然也包括“金融情报”，而不仅仅是军事情报。例如美国国家情报的类型划分就定义为“科技情报”、“军事情报”、“政治情报”和“经济社会情报”这四大类型（2） 。例如作为美国情报部门最高的情报协调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常规出席国安会会议的内阁成员就包括财政部。但是在普通民众的眼里，美国财政部在金融方面的职责仅是一个给商业银行发放牌照及日常监管金融机构的政府管理部门。

如今的信息社会里，由于互联网高度发达、高清的卫星图像的广泛运用，情报工作已经较少涉及到“跟踪、窃听或者撬开保险柜 ”式的窥探活动，窃密与偷拍已经不是情报工作的主流。情报工作的演变方向更多地是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更加注重综合分析对手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问题，并进行综合评估、预测，因此情报搜集不再是偷偷摸摸的行为。尽管情报研究机构依旧有必要对特别重要的秘密信息来源进行保护，但许多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人口等方面的情况和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与宏观政策及数据，这些资料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获取、在官方媒体发布的文档里轻易得到，也已经没有必要保密。在世界范围来看，从国家治理逐步走向政务公开的趋势来看，这些政策与数据的公开推动了一个国家政治的透明度与行政执法的合理性，因此公开讨论情报问题将成为一种可能、一种现实。而随着情报神秘面纱的逐步揭开，情报研究将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分支，而情报机构也将变得更像一个为执政党建言献策的“智库”。

同样，我们今天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由过去的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转换，国际社会呈现着军事斗争与经济较量并存的复杂态势。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如习近平主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全会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显然，在上述各个关系到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领域内，国家情报机构要力图做到的是，区分哪一类是需要高度戒备防范的、容易受到外来势力攻击或威胁的安全领域；哪一类是容易导致自身认知不足、判断失误引发的决策失误的安全领域；哪一类是经济结构失衡或自身行政努力不够的安全领域。

美国情报专家曾经指出：今天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非对称性的，几乎不存在敌方发动常规交战的威胁，但是组织松散的恐怖组织发起非常规却高度致命的攻击威胁却是存在的，就像2011年的“9•11”事件那样。

同样在当今世界，由于各国的经济、金融实力与地位各不相同，因此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金融安全的威胁也是非对称性的。中国现在外汇储备总量是世界第一，但几乎不存在我们可以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作为武器去攻击他国的机会。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就是他国的本币，在他们那里，（必要时）本币的印制与发行可以是无限的，而我们要提防的严重的金融安全问题则是防止对手国利用通胀、汇率的大幅波动来“剪羊毛”。

很显然，大部分新兴国家容易遭受来自于国际敌对势力渗透和攻击的是军事与经济（金融）领域，而由外部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一国经济的摧毁和破坏决不亚于动用核武器的打击。例如，韩国在1996年底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0610美元，到1997年底1998年初，就只剩下6000多美元了，国家外汇储备也近乎枯竭。试想有哪一种战争、哪一种武器的破坏力能使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下降了40%？可见，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战在国际经济博弈中的重要地位。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泛滥前夜，6月份，一款由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制作出售的迷你债券登陆香港，全港的各大商业银行竞相加入销售行列。然而，在代销协议签约的前一周，香港最大的、实力最雄厚的某英资银行突然退出代销业务，如此异常举动，并未引起参与认购的香港中资银行集团及相关机构的警觉。于是，签约照常进行，销售如期铺开。不到半年，情况急转而下，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公司以高达6130亿美元的负债轰然倒下。市场上的雷曼迷你债券成了无主的空头支票，仅此一项，参与承销的香港中国中资银行集团，当年对雷曼债券的损失拨备就高达130亿港元。同时其后数年，香港无数雷曼苦主的游行抗议追索行动所造成的对当事银行机构声誉的损失更是无法计量。

上述两个金融博弈的案例，展示了金融战的破坏力，也彰显了金融情报信息的重要性。从情报学的角度来说，后一个案例的英资银行得益于情报的收集；中资银行则疏于情报的分析，但无可否认的是，金融情报信息的正确使用或不当误判，都将造成国家利益、民族福址以财富转移的形式表现的数以百亿、千亿的收益或损失。

 因此，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经济较量、金融博弈甚至是军事斗争的需要，金融情报都应该在中国的情报收集、研究、分析领域里的占有一席之地。

02

2007年8月，美国贝尔斯登投行倒闭，一场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了，在这场危机来临之初，我国最高的金融决策层对国内外形势存在着严重的误判，（3）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危机事件的演变，各种各样的报告数据汇集起来，对待危机的态度才发生180度的转弯，我也恰好是在那段时间、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随手写下了一份银行流动性预警报告，开始参与了金融情报工作并体验到了它独特的魅力。

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一天。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三点，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是市银监局外资银行监管处的王科长打来的，她要求我赶回银行办公室打开电脑，接收一份中国银监会下发的“排查流动性风险”的紧急通知，我感到事情有点蹊跷，便随口问道：“你们不休息啊？今天是星期天哦！”。她说：我们这两天都没休息！这次是国务院要我们查的。

我心里微微一怔，难道是那篇——我写的情况汇报的反应?

记得在四天前，我将一份反映在华的外资银行在此次金融海啸中的冲击下、或将由于其与母行的资产负债存在密切的联动关系会产生风险的传递，继而面临流动性风险的报告，交给了一位在政府金融体制内做政策研究工作的朋友，他坦然，在此非常时期，他将及时向上报告。

显然，我的这份报告进入了一个反应敏捷、高效运转的国家金融情报信息系统，如今这反馈的信息就回来了，真快!

这是我的第一篇动态类的金融情况报告。在此后将近10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在金融情报方面的理论思考与实践体会，我感觉很有必要系统的梳理一下我在这方面的探索与思考，我产生了写一本这方面的书的念头。

是的，写一本书、探讨金融情报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书，是我近年来的心头大事。

与体制内专做政策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不同，他们可以在国内国外到处走动，甚至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财长、央行行长一起谈论世界经济形势，可以直接与令人感觉高山仰止的诺贝尔经济学家讨论国际经济、国际金融问题。而我35年来却都在基层银行工作，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以银行一线人员的视角来审视国家的金融宏观策略与微观局势，因为我坚信，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也是经济学问题的唯一答案是不确定性（It depends），这个不确定性与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实事求是有相同的地方。

我们的判断为什么失误？这是情报工作者常常在错过抓住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前的征兆后而躬身自问的一句话。英国外交部近期解密的一份文件披露，1979年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官员没能及时预测伊朗革命爆发，原因在于使馆的情报官日常接触的全是伊朗王室的家族成员，上流社会的宴席和舞厅成了他们获取伊朗国内情报信息的唯一收集地（4）。

同样，近年来我国与英国政商两界高层互动频繁、关系融洽，英国不仅是首个加入我国发起的“亚洲投资开发银行”的西方国家，伦敦还是中英两国政府倾力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重镇。但是，2016年6月24日的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却出乎我国金融决策层的意料，国际金融市场顿时变天、英镑立马贬值12%以上，我国在英国的巨额英镑资产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风险敞口。

这两个情报失误的事例都有一个相同的故事，就是对（突发）事件演变的判断过于依赖源自精英阶层的信息而忽略了收集普罗大众感受的民调。

由于在基层银行工作缘故，我的思考与关注点更多的是国家金融业末端的细节，这或许是草根情报的生命力所在。我想把我这些年的心得体会写下来，把经历与经验记录下来，于是想到要把金融信息的要素与情报工作的性质相结合，称为金融情报学。我大量搜集情报专业的书籍阅读。可是我发现，中国作者写的探讨情报理论的书籍几乎是空白的，这或许与我们的保密制度有关、与相关的研究禁区有关。毕竟我们在概念上把“情报”定义为“军事情报”，这当然不可能还能产生其类别的情报学科了。

还好，我通过阅读大量世界情报理论书籍恶补了这方面的知识。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一些西方的情报理论书籍，而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休高官肯特写的那本《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5）对我的影响很大。

03

我认为这“金融情报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如前述，涉及国家安全的诸多问题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

这是一门集金融学、情报学乃至经济学、博弈论等学科交叉而成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一门研究与探讨情报理论知识在金融领域里运用与决策的科学。

在金融领域，首先，我们研究和探索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我们的金融监管和决策部门进行的国家金融发展和部署的重大决策，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都要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其次，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在金融体系方面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比较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建立起包括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等比较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但影响国家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的金融安全问题依然不少。因而本书试图建立的理论框架是，宏观的金融研究与决策是一门关系到国家政权稳定与民族复兴的科学，它必须以相应的金融信息情报作为支撑。

就情报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给决策层提供参考的信息资料。也就是说，情报的实质是要减少冲突的不确定性，为决策提供依据。这里所说的冲突并不一定是实际上发生的兵戎相见的格斗，而是因双方或多方观点或利益分歧而造成的竞争与博弈的行动。同时，各类经济问题、金融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又为情报工作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细节与斗智斗勇的空间，金融博弈通常没有特定对象，借用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那句著名的言论：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我大英帝国永恒的利益。

要减少决策的盲目性与不确定性，情报机构就需要去获取对手方刻意隐藏的信息，或者是对方不经意地公开披露的、但我方决策层并未能够充分了解到的信息。就此而论，金融情报就是指发生在经济、金融领域里的一些对手方刻意隐瞒或已经披露的、或己方业务操作中存在的、大多数是辖内机构违反规定而刻意为之的，且不为决策层所掌握的情报信息。 

那么，一个关心国家金融发展、金融改革的商业银行的基层工作者又是否具备参与国家金融情报系统的条件呢？对于这些问题，我在书中将会有详细的论述。其实，情报工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秘，毕竟情报工作本质上就是在决策前寻找唯一的最佳答案的过程。情报工作者对周边世界认知的知识的完善、对唯一的、最好答案的追求，可能有的要通过秘密手段来获取，但是更主要的则是必须经由平常、公开的观察和研究而得到（6）。

04

显然，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系里分门别类的各种学科日益细化，金融情报学应该成为一门与军事情报学并列的专业学科。

我希望这本书能催生出这样一门新学科的研究。

可是，如何更好地掌握、了解金融情报的理论与应用呢？这正是本书尝试要解决的问题。而将金融学与情报学相结合，是我的对本书写作构建的一个框架。

早在上世纪的50年代，西方情报界就开展了情报工作的学术研究与探讨，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官都曾著书立说，把情报工作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以达到改进情报工作方法，提高情报工作效率的目的。因此，西方情报机构的专业人士在不发生泄漏秘密的前提下公开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情报研究的专著或学术论文，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领先的地位。但在我国，情报研究处于保密状态，仅有少部分外国论著或翻译的论文在内部刊物上交流，且内容又多集中在军事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领域，故此，本书涉及的金融情报领域是有待开启的一块处女地，笔者希望能通过本书的探讨能迈出这重要的一步。

这本书的写作，主要基于如下两点，      

1.目前，假如一名体制内的情报工作者公开发表纪实作品——即便是退休后撰写回忆录，或将受到严格限制。但首先声明，我不属于体制内人员，自20年前从中国人民银行离职后，我再也没有接触过标注有“机密”、“绝密”字样的政府文件。记得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有人打趣道，你这个外资银行的首席代表，能否给我们说一下什么是“三个代表”？我一时无言以对，我还真的说不出，因为我已经远离了那种紧跟时代、循规蹈矩的政治学习氛围了。我在书中引用的资料、数据、事例，都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报刊杂志、国内外书籍、以及网络、电视、广播传媒等。书中所有的观点与思考均属于我个人，并不代表任何机构。

2.为什么要著书立说？这是由金融情报学的性质特点决定的。

国际情报界的主流观念认为，情报与智力活动的区别在于“情报是知识，情况是组织，情报是活动”。情报工作中有关的现代经济、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的评估更多是立足于公开研究。因为，金融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资金融通的经济活动。可以说，许多公开发表的有针对性、有可操作性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金融论文就是很好的金融战略、战术情报，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渠道的传递与评估，才能提供给决策层参考，才可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新的思路和形势判断，在此借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情报用户指南》中的箴言予以叙述：“情报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知与先知，是美国决策者和行动的先导”。

金融工作与医务工作相类似，在掌握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上，比较倚重于实践经验来判断病情以及把握其发展趋势。作为一名在职的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有自己的职业，但我又是一名业余的财经作家，是香港的《信报财经》杂志以及国内财经杂志《证券市场周刊》的专栏作家。在对金融情报信息的处理过程中我希望能做到效用最大化，我对工作中发现的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某些金融问题的看法与思考，在作为金融情报提供给国家相关部门作决策参考的同时，也会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因此书中的某些章节是我过往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与经历过的事情；而每个章节末尾的“案例分析”中所引用的事例，都可以在公开传媒上找到。

近几年来，写作的冲动一致缠绕着我的心头，有关金融情报学的思绪常常把我带到很远很远，但是，坐在书桌前却感受到一种不知从何下笔的苦恼，总觉得自己在知识结构和材料收集方面还有欠缺点什么？总觉得自己还应该有更多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经历来为这本书增添强有力的素材。这其中既有无数次难以释然的困惑，又有那数不清的思如泉涌、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的欣喜。无论是那2000多个辗转难眠、备受煎熬的午夜，还是拧开台灯眺望东方晨曦初露微风轻拂的梦醒时分，我都在苦苦思索金融情报学的现实意义何在? 金融情报学的理论框架如何搭建？它能为我们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与日益繁荣的思想市场带来什么有益的启迪吗？

本书付梓之际，我首先要感谢的是《财经》杂志的（前）编辑卢彦铮女士，《证券市场周刊》的编辑何凌枫女士、吴晓兵先生；香港《信报财经》杂志（前）总编辑文灼菲先生、总编辑邓传锵先生；央行深圳分行《深圳金融》杂志社的李强主任、何顺强主任等等。这十余年来，他们所在的传媒机构给了我一块公开发表财经文章的阵地，这是我能够在金融情报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领域笔耕不缀的重要原因。

其次，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朱策英先生。当初我携此书稿投石问路、与他第一次通电话时，就得到了热情洋溢的答复与肯定。在其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对我的书稿修改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

最后，真诚地希望国家金融政策的制定者、金融机构的监管者、广大的金融从业人员，以及对金融事业的关注者读一读这本书，他们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注释

（1）         《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美）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著，2012年1月第1版

高金虎所写：《情报与反情报丛书总序》

（2）         《无声的战争——认识情报世界》（第3版）（美）艾伯拉姆。N。 舒尔斯基（Abram N。Shulsky）加里。J。 斯密特（Gary J。Schmitt）著，2011年5月第1版

（3）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2008年05月0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周小川：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http：//magazine。caixin。com/2014-03-14/100651363。html)

（4）（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8643?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d）

（5）         《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美）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著，，2012年1月第1版

（6）         《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P。197，（美）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著，2012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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