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独家发布：我们的岁月（上） | 了解比昂与比昂理论 | 作者：弗朗西斯卡.比昂

Wilfred Bion（1897-1979）

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

后克莱因学派最重要的人物

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先驱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1962-1965）

想要了解一个临床心理治疗流派，

同时了解这个流派创始人的工作、生活和情感经历尤为重要。

他们所创建的观点几乎都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与来访者工作的互动等等。

比昂的经历对他的理论创建的作用尤为醒目，生活就是他理论的源泉。

比昂理论在国内逐步被人熟悉，很可惜可读的中文资料不多。

我们尽力整理一些资料，帮助学习比昂理论的专业人员了解“比昂这个人”

我们将连载比昂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比昂，在比昂去世后发表的演讲《我们的岁月》，这篇文章由“中国比昂培训项目”中方翻译组翻译，很庆幸他们已经完成了比昂的基础训练，部分成员已经完成由《比昂全集》编者Chris Mawson先生带领的“比昂理论文献阅读组”，我想也许他们的译稿离比昂更近一些。

--- 中国比昂培训项目负责人  张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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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ys of our years

我们的岁月（上）

本文译者：高宁  刘欣  刘胤佳  王晓春  杨诗露  郑可桂

审稿人：刘胤佳

在开始学习人类行为和心智领域的原创思想者的著作之前，了解什么样的影响和经历促成了他们的人格，尤其是透过他们自己的眼睛去看，必然是有价值的。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比昂在《漫长的周末》（The Long Week-End）和《我记忆中的全部过失》（All My Sins Remembered）中对自己头五十年印象的记录。

而不幸的是，它们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他未得到缓解的阴郁和自我厌恶的印象。因此，我试图通过出版他写于其后三十年里的家书选集，来呈现一种更加平衡的视角，其标题是《天才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Genius）。为那些尚未读过这些书的人而言，一个简要的传记提纲也许是搭建场景的最佳方式。

1897年，威尔弗雷德.比昂出生在印度西北联合省的Muttra，他的父亲是一名灌溉工程师。他有一个妹妹，比他小三岁。八岁时他被送到英国的学校，再也没有回到他所爱的印度。他在预科学校的日子并不快乐。

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被剥夺了父母、家和阳光，扔在异国他乡，居住在一群令人讨厌的小男孩之中，忍受着甚至更令人讨厌的气候，似乎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灾难性的转折。直到三年之后他才再次见到了他的母亲，一时间没能认出她。

到他上高中时，他已适应得很好，化敌为友，并享受接下来的五年时光。他总说救了他的是他的体魄和运动能力。

1915年，就在十八岁生日之前，他离开了学校，并于1916年加入了皇家坦克军团。他被派往法国，在那里服役直到战争结束。他被授予DSO（杰出服务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骑士勋章），并在派发时被传令嘉奖。《在皇家坦克军团的历史上》（in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Tank Regiment）关于1917年11月的Cambrai战役的章节包含以下内容：

一些坦克兵一下坦克就投入了战斗。一个醒目的例子是，中尉W. R.比昂，在他的坦克瘫痪了的时候，率领战友和一些流浪步兵在德方战壕中建立了前哨，然后带着刘易斯机枪爬回了坦克顶，以更好地瞄准对面的机关枪。当德军强力反击时，他阻止了他们的前进，弹药耗尽后继续使用一台被遗弃的德国机关枪，直到Seaforths连队抵达。该队的指挥官很快就被射穿了头颅，于是Bion临时接管。他被推荐了VC（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并获得DSO。 [Liddell Hart，1959，p.143，fn. 2]

1918年底复员后，他去了牛津皇后学院读历史。与来自高中校园的本科生相比，他和其他的“老”退伍军人一直处于紊乱不安的精神状态。

尽管如此，他在那里的岁月仍然是他一生中的珍贵回忆，尤其因为他是一流的运动员（与牛津小丑队一起玩橄榄球，并且是水球队的队长）。他仍记得与哲学家Paton之间令人感激的交谈，并为没有学习哲学感到遗憾。

在离开牛津时，他没有获得一等荣誉学位，这令他的导师们感到失望——他们归因为近期战争的压力——他在母校试着学习了两年，然后在清楚自己主要的兴趣是一个奇怪的新兴学科“精神分析”后，开始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从事医学研究。他说他明智地避免在最初面试时透露这一兴趣；而是提及他在牛津大学的的运动成就，然后，他被提供了一个职位。

正如他在牛津的日子，从1924年到1930年那些日子的回忆生动而持久。他特别印象深刻，而且钦佩Wilfred Trotter，他不仅是杰出的脑外科医生，而且著有《和平和战争时期的群氓本能》（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

这被证明对比昂对群体行为的兴趣和新生的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书首次出版于1916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已然揭露了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者的极度愚蠢。

比昂妻子：弗朗西斯卡.比昂

比昂没有这书的副本，可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空袭席卷伦敦时丢失了，五十年代它已经绝版。所以直到几年前我才读到，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牛津的古籍书店看到了一个20页的副本，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惊喜。

Trotter做的一些观察，让人强烈联想起比昂后来的观点。他谈到人“对新主意的阻抗，服从传统和先例”；“管理权倾向于传入体验迟钝的一类人手中，他们关上了新想法进入的通道，并且沉迷于对此的满意感中”；“我们甘愿冒任何风险，唯独不愿忍耐可怕的思考的痛苦”。

在战争的第二年，他写道：“由于明智被排除于社会的大方向之外，西方文明近来已经失去了上千万最好的生命……如此可怕的客观教训清楚地表明人类是多么轻易……堕落到猴子般不负责任的破坏性之中”。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如故。

获得医学资格后，比昂用了七年的时间在Tavistock诊所完成精神治疗训练，他在回顾中怀疑这一段经历是否真的很受益。1938年，他开始和John Rickman进行分析训练，但是由于二战而停止。

1940年他加入了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RAMC）,在多个部队医院工作，尝试引进治疗精神伤患的新方法（Eric Trist颇有价值的文稿“和比昂在1940年代的工作：团体十年”中，对这一时期有详细的介绍，该文收录于Malcolm Pines的《比昂和团体心理治疗》一书中）

Northfield实验，不幸而且短暂，是最早期的团体治疗项目之一。

比昂是WOSB（战时选举委员会）的高级精神科医生，该委员会设立用于选拨军官中能干的领导者，用这种方法判断候选人处理群体工作中的张力的适应能力。

战后在Tavistock的那些年，他从这些战时的经验中形成了他群体工作的基础，最终在1948到1951年间成为论文发表在《人类关系》（Human Relations）期刊上。

战争早期，他和女演员Betty Jardine结婚，当他们的女儿在1945年出生时，她不幸去世。因此当战争结束时，留给他的是悲伤，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很少的钱，没有当前可依靠的稳定收入。

他回到Tavistock诊所，直到那个时候他都很少写什么（一篇文章名字叫“战争神经症”，被收录在1940年出版的文集《战时神经症》（The Neuroses in War）中，以及1943年出版的“治疗中的团体内部张力”，基于Northfield实验），但是在之后的五年，他有机会去实践他超常的能力：他和很多不同类别的团体工作，在整个诊所的重组中担任主要的部分，主持计划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开始了与克莱因的分析，并在Harley街私人执业。

他同时担任英国心理学会医学部主席，在1948年他递交了一篇文章：危机时期的精神病学。在1950，他给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他的成员文章叫：虚构的双胞胎。

因此，当我们1951年在Tavistock相遇时，他已经完成他最近一篇关于团体的文章，并且有一份全职的分析业务。那是在三月中旬，我们在六月上旬结婚。这听上去像是个不假思索的冲动行为：尽管如此，这一伙伴关系经得住考验。

没过多久，我就被要求去说服比昂同意将关于团体的文章集结成书出版。但是，就像他在序言中说的，他“不愿意在尚无具体化之后的经验时这么做”。1952年的论文“团体动力学：一个回顾”[第四卷, 207页]，靠近了这一目标。

因为他对精神分析的投入，1952年到1957年之间他写了七篇论文，及他惯常对过去的工作缺乏兴趣同时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当下，故而直到1961年《团体经验》（Experiences in Groups）才得以出版。这本书被证明是他最畅销的书。

它的成功让他感到惊讶，尤其因为1960年代他已习惯于被不情愿的书商告知他的书卖得“非常非常慢”.这种受欢迎一直持续到它出版以后30年同时也是完成它40年。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外语版本了，我只知道从审美的角度看，日语版的看上去最好看。

克莱因并不赞同他的团体工作：在她看来那与分析工作无关。尽管她最后承认它们的价值，起初她是怀疑他的某些精神分析理论的。另一方面，比昂并不认为团体工作与分析工作毫不相干，在《团体经验》的序言里，他写道：

身为一个执业精神分析师，我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精神分析的方法作用于个体，与这些文章中所描述的方法作用于团体，处理的是同一现象的不同面向。这两种方法为执业者提供了基本的两个视角。[第四卷，101页]

他确信：

……关于克莱因理论中偏执-分裂位相间的相互作用及投射性认同的核心重要性。我怀疑没有这两套理论的帮助，团体现象的研究能有任何进展。[第四卷，102页]

他在序言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来自于被反复的问到“你为什么放弃团体工作？”在带领小组的时候，他还专注于分析实践，但最终认识到，对他而言无论如何，同时进行这两者，可以说，对团体、个人和分析师都没有好处。

由于他经验的增长和在他的分析实践中不断变化的视角，1950年代的文章在1967年作为《第二种思想》（ Second Thoughts）出版，添加了他的注解和评价。他同精神病患的持续工作构成了他1960年代四本书的基础：《从经验中学习》（Learning from Experience）、《精神分析的元素》（Elements of Psychoanalysis）、《转化》（Transformations）和《专注与解析》（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在这些书出版之前、期间和之后他偶尔写作的文章中，清楚显示了同这些病人的分析工作所涉及的巨大困难：它们详细地呈现了他的想法和理论的演变。

1991年在《沉思》（Cogitations）这个题目之下它们被出版，这个名字是比昂起的。在这本书里，它们澄清了很多模糊；在我看来，他过去删减了太多大量的准备工作而直奔最后的成品，留下极度浓缩的既成事实，为他自己落得这样一个名声：说得好听是难以理解，而说得难听是不可理喻和疯狂。

Andre Green在一篇详细而有价值的关于《沉思》的评论中写道：“相较比昂已出版的作品，阅读《沉思》令人兴趣盎然而且容易理解，因作者的叙述不再是浓缩的，他让我们见证了他的思想形成的过程，我们亦步亦趋的跟着他。”[第十一卷，353页]

他常常和我谈起他完全待在黑暗中的感觉，无法朝着彻底了解一个病人的所作所为前进一步。偶尔他感到自己似乎瞥见了一些理解，却几乎马上就跌入了对治疗有效的怀疑之中。他说“我不适合这个工作”，或者“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者“我一头雾水”。他往往在研究中深陷于思考，在看起来棘手的问题中挣扎，当有时从研究中探出头，脸色苍白，我只能将其形容为“神思恍惚”。直到我震惊地意识到他在深入挖掘精神病性精神的本质，以至于他变得和病人的经验一致（at-one)。罕见的，他会灵光闪现而兴高采烈；我记得他大叫，“我一定是个天才。”但是他很快就认为这“只是明摆着的事情”。

作为管理者他有杰出的影响力：在委员会里他指出问题的症结并保持讨论走在正轨上。基于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直觉，他不允许自己被蒙蔽。他对浪费时间深恶痛绝：当完成了一个会议议程的时候，如果有人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他的心就低沉下来。

回来晚了，他会对我大喊：“他们无家可归！”

他从来不用去寻求职位的责任——它们就摆在他面前：1956年到1962年任伦敦精神分析诊所的主任；1962年到1965年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主席；1966年到1968年任出版委员会和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的主席，以及培训委员会的会员。尽管他非常讨厌晚上的会议——在结束一白天漫长的工作之后，每周都有两到三次——他接受了这些职位，作为他身为协会高级成员的贡献。

回顾过去，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如此多的工作和许许多多的承诺中，我们会有时间过上私人生活。然而，周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属家庭的放松时间：谈话，听音乐（我们的口味包罗万象，但最喜欢的是巴赫，莫扎特，海顿，布里顿和斯特拉文斯基），阅读，沉思和写作。

他曾说，“我想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但我不希望那种经历令我与一个值得生活的人生绝缘，永远不能去剧院、美术馆、绘画或游泳。”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图书馆-世界藏书最多的精神分析图书馆

孩子们期待着在睡前他的朗读，他是他们的朋友，平等地和他们交谈，温柔而平和。我不记得曾听过他愤怒地提高嗓门，但他当然会生气——他的眼神和尖刻的话语是暴风雨的前兆。他从孩子们的成功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但从不令他们因失败而感到被贬低，他把失败视为人生中正常的一部分。

他克制自己的天然焦虑，允许他们走自己的路，尽管他总是愿意根据自己的经验提供建议，通常是以轻松愉快的方式给出的。Parthenope回忆了以下情节[ 来自于一系列对Silvio Merciai博士的访谈，发生在1997年7月于都灵举行的纪念比昂的工作一百周年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期间。]：

十八岁时，我即将动身前往意大利长期留学。在我离开的前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书房里，说他想和我说话。我走进房间：沉默——他在写字，也许没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我预期着一个相当压抑的“好建议”，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在这里。”

 “哦，是的，在你离开之前我只想对你说两件事。首先，记得去碧提宫看当代绘画展（仿佛在说，不要以为意大利和意大利文化已经是过去了；他们存在并发展着），然后这是给你迷路时用的。” “这”指的是一个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地图。

犹记他自己在医学院的面试，他劝Julian，“务必不要提起任何关于精神分析的兴趣。”Julian说他（在一个关于写作于1990年的关于诺斯菲尔德实验和二战期间精神痛苦的后续治疗的文章的采访中）：“很明显，从我小时候起，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心怀惊人的勇气和巨大的怜悯的男人。但由于他的自控能力，这些并不总是显而易见。

当Nicola告诉他她在剑桥大学获得一个职位时，他说：“干得漂亮。”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带着调皮的微笑补充道，“可惜，错的大学。”

我知道他是一个情感强烈的人，在别人身上也会激起同样强烈的情感。他会被各式各样的美深深感动。他有一种冷嘲式的幽默感和一种对荒谬的欣赏；关于他的滑稽的话语（其中一些是杜撰的）有很多故事可讲，它们无法预料，并总是给人以惊喜。说到底，他出版的书信比任何轶事都更能说明他独特的品质。

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Norfolk度假，在那儿北境海岸有一个小别墅。比昂对这一地区的爱感染了孩子们，他自少年时代就已熟悉此地，并在20世纪20、30年代经常到这里旅行。凉爽的气候和严峻的景观都与他的气质相得益彰。我们都清楚地记得那迷人的乡间散步，美丽的可以无限探索的教堂，冬泳，云雀的歌，采摘樱草，那是他所有的珍贵回忆与他的知识积淀的基础。他特别喜欢在那里作画，那清新的空气和广阔的天空使它成为画家的天堂——只要你能防画架被风吹走。

书籍和书的收集在我们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吃饭时的谈话经常会让越来越多的参考书出现在盘子中间。他总是说他为花一大笔钱在书上感到内疚，他抱怨说，只有搬动它们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它们重如磐石。我们更多的是旅行：六千英里到洛杉矶，又六千英里——不可避免的，更多的回程。

了解本项目，请点击图片

        虽然比昂的著作可能看起来相当抽象，但实际上它们都深深植根于他的临床工作。中国比昂培训项目-高级课程：实践中的比昂（The Bion in Practice）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认识比昂的理念在临床实践中如何鲜活呈现，以及它们在个体和团体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课程设计聚焦于促进学习的连续性和深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包含面授课程以及在线课程

---- 来自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

项目特点

1.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认证，高水准教学

本项目是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认证教育项目，由学会全程设计 - 监督 - 选派师资，代表了国际精神分析教学的最高水准。

2. 比昂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权威课程设计

比昂在1962-1965年担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主席，他的理论和临床经验在学会中被传承，一大批比昂理论的研究者汇聚于此。BPAS是目前唯一能提供比昂理论系统培训项目的学术组织。

3. 世界级比昂理论学者领衔，双讲师制

高级课程由世界级比昂理论学者，Chris Mawson、Alberto Hahn和Nicola Abel-Hirsh领衔。面授课程采用双讲师制的“高配设置”，两位分析师同时在教学现场，讲授不同主题。在讨论和督导环节，两位分析师针对学员的提问和案例，会根据各自的临床工作经验进行解读和督导，既相互补充，又能够使教学更为深入。

在线课程，学员会被分成不同小组。精心制作的教学录像（中文字幕）+分析师带领的在线讨论小组，持续深入讨论临床核心主题、治疗经验。

4. 从个体到团体，五大核心主题持续深入

比昂是后克莱因学派的代表人物、团体动力学治疗的先驱。他以划时代的创见，引领了后克莱因理论的发展，他的理论和观点推动当代精神分析思想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同时他在团体动力上的创见可比拟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上的创见。

高级课程将围绕临床治疗的五大核心主题，从个体治疗和团体治疗两个维度，持续进行深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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