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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9.3分,央视出手,一集就热泪盈眶

Douban编辑部 豆瓣电影 2019-03-29

今年年初,有一部迟到了五年的电影终于上映,《无问西东》。


《无问西东》讲了四个不同时代的故事,但归根溯源,都是同样一种情结——清华大学。


百年清华,往事如风。


今天要讲的,并非这部电影,而是在这长达百年的回忆里,最为艰难困苦的8年——


《西南联大》


豆瓣9.3,央视出品纪录片,一共五集,每集50分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于1937年11月1日,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而成。


在电影《无问西东》中,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正是就读于西南联大。


在这8年里,西南联大聚集了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梁思成、林徽因、冯友兰、钱穆、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等等。


西南联大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联大所在地云南昆明也属于当时的“世界教育中心”之一。


但,它偏偏也是全世界所有顶级学府里,最穷苦、最艰难的存在。


·  长  ·  文  ·  预  ·  警  ·


01

「联大」


西南联大的故事,要从1889年开始讲起。


1889年,光绪帝治理下的大清帝国,没有大事发生。

但在那一年,蒋梦麟3岁,严修29岁,蔡元培、梁启超中举,张伯苓被招收进北洋水师学堂,梅贻琦在12月29日出生。


随后的1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甲午海战爆发,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中国领土沦为列强殖民地。


1900年,“庚子之乱”爆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1901年,清朝被迫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退还“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由此,诞生了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游美学务处临时办公处”正式成立,后改名为清华大学。

第一批的庚款留美学生,其中就有梅贻琦。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严复担任首任校长。

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蒋梦麟担任北大代理校长。

同年,张伯苓和严修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周恩来为文科第一期学生。


作为张伯苓和严修的学生,在清华任教的梅贻琦曾向老师坦言自己对教书并不感兴趣,但张先生教导梅贻琦“年轻人要能忍耐”。

在12年之后,梅贻琦在1931年正式成为清华大学校长。

同一时期,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蒋梦麟,正在创办浙江大学,并于1930年正式出任北大校长。

梅贻琦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

7月29日,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先后被日军占领。

7月30日,天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发令,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南迁到长沙继续办学。

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至云南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会员常委,共同领导这所战时联合大学。

三人中,属梅贻琦最年轻,他承担的责任也最大。


在建校初期,清华大学人数最多,保留的藏书经典也最多,同样也是三校中唯一拥有庚款及政府支持的学校。

梅贻琦曾说,“三校走到一起,就像一个戏班子,总需要一个班底”,而这个班底就是清华。


在西南联大办学的这8年中,三位校长互相谦让、扶持,将三校联合到底。

在他们三人之间,从未存在任何的个人利益,始终都是国家利益为先。


中国第一任办大学的人,都是旧社会知识分子进士、状元。

到了第二代,是到西方留学过的,像是严复、蔡元培,他们推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化,让“大学”更制度化了。

而第三代,以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为首的知识分子,他们让中国高等教育充分得完成了现代化、世界化。


没有他们的坚持,也就不会有改变了中国的西南联合大学。



02

「风骨」


时局促成了联大的建立,校长的坚守保护了风雨中的联大。

长达8年的艰苦岁月,将三所最高学府紧密联系的,不仅与时局有关,更重要的是信念。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期间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


在平津沦陷之后,为了继续读书学习,全体师生集体迁到长沙。

在筹备长沙临时大学的过程中,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在日寇的压迫下,将子女留在北平,自己独身一人前往天津继续工作。



在清华担任教授的陈寅恪却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患上眼疾,面临右眼失明的危险。

但就算右眼看不见,陈寅恪也不愿留在沦陷区,坚持逃离北平,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学期结束,而局势也变得更加严峻,南京沦陷了。


联大的师生们分为多路出发前往昆明,一路通过香港、越南入滇,一路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

还有一路人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步行1633.6多里,横穿湘黔滇三省。 

参加旅行团的,其中就有闻一多。


在出发前,闻一多回武汉省亲,拒绝了武汉教育部的职位,坚决要和旅行团一起步行到云南。

他留下的只有一句——“学校太困难了”。


而身在欧洲学习的华罗庚、王竹溪、张文裕、赵九章,甚至跨越了亚欧大陆,千里迢迢也要回到昆明。

就这样,他们背着联大残存的实验室和图书馆,穿越了整个中国,甚至跨越了洲际。


战时的昆明,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对于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来说更是一种考验。


在通货膨胀的时代,房租、物价飞涨,教授们拿到手400到600块不等的工资,实际上只相当于战前的14块钱。


为了补贴家用,闻一多开始卖文,为别人做篆刻,石章每字100元,象牙章200元。


冯友兰太太在家门口支起了一口锅,在周围卖起了麻花。


物理学家吴大猷则是养猪,一边照顾着生病的妻子,一边坚持写书。


除了经济困难之外,他们每天都将面临着日军的不间断轰炸,无时不刻都在准备着逃亡。

1938年至1944年,日本飞机先后281次袭击云南,空袭范围遍及云南全省,造成伤亡7500多人。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金岳霖会拿着装满手稿的公文包,傅斯年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恪,费孝通则牵着行动不便的妻子。


1940年,日军开始进入越南,为了切断滇越铁路,他们也加紧了对昆明的轰炸。

在那一年,西南联大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毁坏,师范学院被全部炸毁,金岳霖在逃亡中丢失了自己70万字的手稿。


失去了校舍的他们,不得不再次寻找新的地点,这一次,他们住进了寺庙里。


钱穆在岩泉寺里写完了《国史大纲》,费孝通将社会实验室搬进了呈贡当地人用来供奉神灵的鼓楼魁星阁。


西南联大的农业、无线电、金属研究所搬进了昆明西郊的大普吉,国情普查研究室搬进了呈贡的文庙中,在黑龙潭则新建起新的物理实验室。


设备不齐全,实验室太简陋,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就想办法自主创造。

做有机实验,没有自来水做冷凝水,就自己动手让水流动起来,保持冷凝水畅通。


没有水印气压表和风速风向仪,连最简单的温度表和雨量筒也没有,李宪之教学生用手指蘸水或者挥洒木屑来感应风向。


1941年,缅甸战场局势吃紧,中国决定出兵缅甸,西南联大的学生响应教育部号召,纷纷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其中就有查良铮。


查良铮,笔名穆旦,是金庸先生同族的叔伯兄弟,在参军之后成为了罗友伦的随身翻译。

到达缅北之后,查良铮参与了同古的战斗,被日军逼退至胡康河谷、野人山一带。


在森林中,查良铮患了一场重病,眼看就要落下行军队伍时,幸运地被队长的一粒药片救了回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查良铮一样的幸运。


战死的、病死的、饿死的、甚至还有被蚂蟥咬死的……太多的西南联大学生,牺牲在了异国他乡。

抗战8年,西南联大一共有800多人入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从军人数多达一千一百多人,西南联大也成为抗战时期从军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


不管是在沦陷区,或是在战区,西南联大全体师生都秉承着一种“风骨”——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宁愿艰苦,也绝不留在沦陷区当安逸的走狗;

不惧牺牲,愿用一己之力换来国家安宁。



正如南联合大学校训所道——“刚毅坚卓”

这四个字,是所有联大人的理想、抱负,更是他们坚持下去的信念。



03

「苦中作乐」


西南联大真的太苦了。

但对于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学生们来说,这也是激情燃烧的一段岁月。


校舍建在了坟地上,用四个字来形容学校环境,那便是“小、挤、脏、乱”


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都是糊的竹纸,一下雨就叮当响。


桌子和椅子是连为一体的,俗称“羊腿椅子”。


学生宿舍则是茅草房,一个茅草房住40个人,空间极其狭窄,只要有一点动静,屋子里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在茅草房里自然是没有灯的,他们只能借着窗户外的光亮来看书。


同学们最害怕的,是宿舍里的臭虫。

不仅浑身咬你,咬得你睡不着觉,就算捉到之后捏死,爆出的血还会散发一阵恶臭。


对付这种臭虫,女同学们想办法把它们抓住,扔进了玻璃罐子里,让它们自由生长,甚至这些恶心的是臭虫们还会在瓶子里交配生崽儿。


和臭虫相处的时间变长了,同学们自然也懒得管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我们和平共处”。


同学们不仅学会了怎么与大自然“和平共处”,更是学会了“吃饭的技巧”


尤其是男同学,在吃饭上颇有自己的心得,必须“先盛半碗,赶紧吃完;然后再去盛新的,就可以吃到一碗半了”。



对此,女同学们可是恨得牙痒痒,吐槽男同学们会“飞碗”


但实际上,昆明的同学们吃的都是“八宝饭”,都是红米、稗子、谷子、麸皮、甚至还有石头子、耗子屎……

就算吃了一碗半,也很有可能只是多吃了点石子儿、老鼠屎而已。


但在蒙自分校的同学们可是大饱口福,每天最期待的便是一碗云南特产“饵丝”,奢侈一点的还有鸡汤米线,一秒穿越《舌尖上的西南联大》。


对于同学们来说,比起住和吃,最大的快乐还是来自于“知识”本身。

谈起曾经为他们授课的老师,年过90岁的同学们依然历历在目。


95岁的物理系学生杨振宁回忆起大一英文课,是跟叶公超先生念的,还健在的同班同学中,坐在他身边的,还有现在96岁的许渊冲。


92岁的历史系学生王汉斌还记得,讲《中国通史》是吴晗,社会学是费孝通、潘光旦。


100岁的外文系学生刘缘子,当年的国文课是朱自清和沈从文教的。


她还记得当时金岳霖先生戴着贝雷帽讲课,坚持不摘帽,理由是“眼睛不好”,引起同学们讨论不断。 


90岁的外文系学生张道义回忆起朱自清先生,对于教学十分严谨,即使有助教在旁,也绝不让助教代笔批改同学们的作业,会亲自修改批注。


94岁的化学系学生关英想起曾昭抡上课的情形,忍不住又开始大笑,“他老趿着个鞋,常常后跟的袜子破了,扣子也会扣错”。

但即便是如此粗心大意的先生,上课却讲得极好,板书也十分漂亮。


外文系学生赵瑞蕻最喜欢吴宓先生,在《离乱弦歌忆旧游》中悄悄记录下了这份“告白”——

“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唐吉坷德型的”


而他的师妹、后来成为妻子的杨苡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因为说话、发音是陕西调,我们认为不地道了。”


联大的学生里也有逃课的,是97岁的外文系学生巫宁坤。

他曾被吴宓先生警告“再不上课就不及格”,只好乖乖回来上课。


汪曾祺最欣赏的是沈从文先生,把沈从文的一举一动都写进了《人间草木》里——

“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爱逃课的巫宁坤评价沈先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安安静静的作家”


而备受全校同学喜欢,不管是文学院,还是工学院、理学院都愿意去听的,是闻一多的古代神话。

“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听闻先生一堂课,工学院、理学院的同学得穿越整座昆明城,他们非但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值得。


越是艰难,越是能够铭记这份师生情、同窗谊。


在那个时候,和杨振宁玩得最好的,是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他们经常相约在大树下念古诗,一个人背诵,另一个拿书对照。


而巫宁坤和汪曾祺玩得最好,俩人经常结伴一起逃课到泡茶馆。

这段逃学的回忆,被汪曾祺写进了《泡茶馆》里。


这些简单而又粗糙的“快乐”,正是在西南联大独有的、风雨飘摇中难能可贵的“自由”。




曾经我总觉得,「西南联大」这四个字很遥远,是历史筑成的高墙,也是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苦难。

纪录片用了250分钟,无意间拉近了我与「西南联大」的距离,为他们的艰难而咬紧牙关,也为自由进步的学习环境而心生憧憬。


对于那些受访的九旬老人们来说,即使环境再艰苦,联大依然是他们的理想之国。

自由、向上、进步,所有人类身上的一切美好品格,竟是在这样战火连天的岁月中感知体会。

就算回想起那些年,他们的言语中依然充满了对知识的向往,就像老人别在身上这枚珍藏70多年依然崭新的“联大”校徽一般。


对于在联大坚持教学、著作的学者们而言,只要在烽火中多坚持写下一点字,便是在对当下、未来的中国筑起希望。


对于埋头著书的联大教授,冯友兰是这样说的——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

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

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

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无问西东。


*本文作者:阿呆


< END >


还还还还还没有把【豆瓣电影】公号设为星标吗?

兄dei!太不地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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