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经典 | 没有名字的杜鹃，作者：徐振辅
编者按：
徐振辅新作《最后一匹人头马》同见于四月号，让我们趁此机会重温下他此前的作品。
作者 徐振辅
岛屿之滨有座城市，因为离海不远，这里的地层都带有某种柔软的水的质地。城市有条路叫远望坑路，是围绕城市周围一条特别宽敞的环形道路。你若站在远望坑路上，一侧是市区，另一侧就一定是郊区。
由于城市太大了，远望坑路的曲折非常细微，如果花费一天一夜持续行走，会恍惚以为自己走在一条笔直的道路上。行走途中，你会短暂地沿着河流走一小段，那条是本南溪，上头红色的铁桥是本南桥。
而最终将走回出发的原点。
根据所有能追溯到的都市计划书，远望坑路外侧从未被规划为住宅区，就好像不小心被忘掉一样。那里对市民而言如同文明与非文明的限界，以及据称是某些公家单位偷偷弃置废弃物的所在。他们似乎认为那些被弃置的物事，会被永远遗忘并总有一天风化成沙，但事实上，自历史无从稽考的某一时刻起，凭空出现的居民就在那里默默滋生，利用废弃物建筑了自己的居所。他们从来也不被驱赶，或者资源匮乏，毕竟，废弃物一直都是城市最有效率的产品。
根据我父亲在户政事务所工作半辈子的说法，外面有的人是没有身份的，他们不能考汽机车驾照，不能出境，没有全民健保，无法查询历史数据，进出公务机关时会被拦下来，在法律上，几乎是透明的存在。父亲告诉我，他们住的地方是比较危险的地方，于是小时候，他不允许我跨越远望坑路，当然，那里的车都开得非常快也是一个原因。
城市里的人是有身份的，identified；郊区的人是无身份的，unidentified。对我父亲而言，市区的人和郊区的人从外观就能辨识。可辨识的，identifiable，于是我知道，他们必然也是有身份的，这是在被辨识的同时就紧紧依附的某种特质。
请原谅我用这样的方式描述这里的居民，这是工作习惯使然。我在林务试验所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鉴定物种，找出它们的名字。鉴定工作首先要取得标本，比对发表文献，测量，解剖，看看标本特征是否与原始发表者的描述吻合。许多二三百年前的文献要取得非常困难，就算取得文献，也可能是以德文、俄文、拉丁文或其他语言撰写。而即使能够阅读，有些物种的原始描述实在过于简略，便需要从外国博物馆商借其他学者已鉴定的标本来比对。
因此关于赋名这件事，我们比谁都犹疑痛苦。名字是一连串故事的检索标志，像一条透明而紧绷的钓线直直垂入深海，若下定决心要用力一拉，牵连的物事会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接连跃出海面。探索过名字的历史后，那东西对你而言就会沉重非常。相反地，未曾翻找过去而贸然称呼谁的名字，那几个音节所指涉的东西将非常有限，即便要毁坏也会变成一件轻松的事情。这就像你轻薄地想徒手捡拾一片湖泊，抓到的只会是一只湿嗒嗒的拳头而已。
我张开拳头，重新检视那张被抓得有点皱皱的字条，以确认自己并没有走错了方向（毕竟我是那么容易迷路的人啊），同时心里暗暗数着，路旁几株偶然出现的黄槿树。
字条是试验所管理员交给我的，他昨天早上打电话到四楼工作室，表示前晚我有一位女性访客，然而没有带证件的缘故，不能放她进来，而她留下字条就离开了。我大略读过后，意思是，她家里有一株杜鹃，希望我能帮忙鉴定出种类，末尾还留下了谜语似的地址:
“狮寮公车站下车后沿远望坑路往本南桥方向走经过的第六株黄槿旁边的房子（前面有一艘破船）。”
既没有署名，又是一株和学术研究摸不着边的杜鹃，其实就算揉掉也没有关系，而我只是将字条塞在外套口袋里。直到隔天中午在对街吃牛肉面时，等待的时间心情非常寂寞，想起一些往事，心口像被大片半透明的海藻缠住。那时刚好从口袋摸出字条，重新阅读了一遍，就决定赴约了。
我穿着洗到有些褪色而显黄的浅绿军装外套，将字条看一看又塞回口袋。数到第四棵黄槿时，就已经看到那艘非常醒目、油漆剥落到几乎只剩木头色的遗迹般的渔船。一个女孩在那里向我招手。
要不是真的进来过，经过时你会以为这是一个废弃的铁皮屋，甚至不会思考是否真的有人曾经住在里头。铁皮屋的窗框有槭叶牵牛蔓生，马齿苋和野茼蒿从墙边钻出来，有棵雀榕像蜘蛛一样攀住半面外墙，枝叶繁茂，猜测是两三年前某只吃了雀榕果实的鹎带来的。另外屋顶上排了十几只旧轮胎，大概是怕屋顶给台风掀掉才压在那里，看起来就像屋子长出十几只黑色的耳朵。
女孩穿着黑色棉衫，丈青长裙，约莫二十来岁。她的眼睛非常干净，要不是从来没有悲伤过，就是看过太多悲伤以致深沉异常。那眼睛让人相当着迷且毫无顾忌，我直视她的双眼直到彼此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对不起，还麻烦你到这边来。”她终于叹息似的说，“很乱吧这里。”
“我还以为你们专家不会想来的。”
“只是……有时候比较喜欢跟植物相处，所以比较无聊。”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但我也不是那么无情喔。”
“啊，我的意思是，我以为你们只研究很特别的东西。”
“看状况，你这丛杜鹃可能很特别也不一定喔。”
她含蓄地抿嘴笑了出来。女孩的笑声让我有些思绪紊乱，只好四处张望地问：“那，杜鹃在哪儿呢?”
“在那边。”她说。女孩指向门外，动作像轻轻掷出一颗棒球。我跟着她走到屋外。
“这个。”女孩指着杜鹃说。我将叶片翻来覆去，轻轻搓揉以感受质地，并观察幼叶的毛色与绒毛程度。
“这是哪里来的?”没办法，我需要更多信息。
“什么？”女孩有些错愕。
“杜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重复。
“嗯，山上采的，本南溪上游的地方。不过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情了。”
“开过花吗？”
“没有。”
“可能适应不良。”我说。她学习我的动作，随意搓揉着杜鹃的叶子，眼睛看着别的地方说：“爸带回来的时候，说它在山上开白色的花。”接着补述一句:“这是妈说的。”“可以采些样本吗？”我问。女孩点头。我拿枝剪剪了一小段枝条，收进夹链袋里，告诉她，一时之间没有办法给确定的答案，需要几天时间。女孩安静地点头。
由于我一直很在意那艘老旧的废弃渔船，于是离开前，终于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会有一艘渔船在这里？
“因为这里以前是河啊。”女孩说。
我为了工作方便，这几年都没有与父母住一起，自己在试验所附近租了三楼小套房，养了一只和我同样寂寞的橘猫，它无聊的时候，会自己找事情打发自己，那时会让我感到更寂寞一点点。我的房间除了植物书籍多了一些，就是一个近三十岁单身者该有的样子。累积好几天的脏衣服堆在地上，墙上贴了林务局赠送的保育类野生鸟类海报，角落放了一把Crafter单板木吉他。美丽的桃花心木让我喜欢偶尔嗅闻音箱里干干的木头气味。房间唯一的窗户面对着防火巷，往左看可以从缝隙远望小小的本南桥，往右看就是死路。晚上有时会发现小情侣在散发水沟臭味的防火巷底接吻，以为全世界都不会发现。寂寞的时候特别讨厌看到小情侣，光想起来就像往自己心口砍了一刀。
那几天我在家把杜鹃的文献重新检视了一遍。杜鹃属的拉丁文学名是Rhododendron，翻成英文的话，rhodo-dendron就是rose-tree，也就是玫瑰树的意思。
岛屿记录过的杜鹃有十九种，试验所有大部分种类的标本收藏，扣除一些高山的物种，要比对出来并不困难。然而，当女孩和我说那里以前是河的时候，我心底几乎就知道杜鹃的身份了。但这样说也不对，因为我仍然没有办法说出名字。
在我还分不清楚左手右手的那个年纪，城市的远望坑路还叫远望坑溪，是本南溪下游的一条支流，流到这里时转了个大弯，环绕大半个城市。以往这一带港口渔业兴盛，不同季节可以捕获不少赤鯮、黑鲷、黄鱼，还有螃蟹。直至1987年本南水库兴建完工，本南溪下游的水量大幅减少，政府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将河道截弯取直，本南溪少了几个转折，便直直地流向海了。原来的远望坑溪修筑成远望坑路，宽敞而荒凉，每隔几年路基就会陷落一点点。
而水库兴建后，经过非常短暂在历史上几乎仅仅一瞬的集水期，水库上游增加了数十米的高度，曾经的本南谷、鹭鸶潭、鸬鹚潭、蒙蒙谷、火烧樟溪，以及一个小小的、名字已经被遗忘的沿岸村落，都跟着永远沉入淹没区了。
植物研究者都知道，日本植物学者宇田川健曾于《Japanese Journal of Botany》发表过一篇科学短讯，叙述他新发现的一种杜鹃，只栖息在本南溪上游靠近河道的森林边缘，但由于标本佚失，无法正式发表为新种。后来的学者在重新修订杜鹃属名录时，想到当地确认宇田川健描述的杜鹃，然而彼时本南水库已经完工，根据宇田川健的描述，它的栖息地必然完全在淹没区底下了。于是这种杜鹃的存在与否，就成为了岛屿植物学界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几天后，我把消息带给女孩，告诉她这株杜鹃很可能是日本人描述过的那种杜鹃，它还没有名字，也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株了。
“啊……听起来很可惜，但我得把它砍掉了。我只是想在砍掉之前，确定它的名字而已。”
“为什么？”我惊讶地看着她。她用一种安慰的语气说：“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怎么不把杜鹃留在这里呢？”“那样我妈就不愿意离开了。”
“难道不能移到别的地方去吗？或者带走呀?”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她说，“杜鹃一定要死掉，一定要让我妈知道它已经死掉了才可以。”
“不能再多留一阵子吗？”“对不起，真的非常对不起。这次我一定要把它砍掉才行。”女孩走到屋里，拎了一把柴刀出来，对着杜鹃基部，做了几个挥刀的姿势。“那你爸呢？”我问。女孩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而停顿在那里。“对不起。”为了挽救那株杜鹃，我对于如此冒犯地丢出问句感到相当愧疚。“但是，你说这是你爸采的吧。可以多说一点吗，你爸的事情。”我诚恳地表明想法。女孩听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柴刀捧在手里端详，像在细数铁刀身上的锈斑。过了很久，我猜想每一块锈斑都被她编了号码，接着她放下柴刀往屋子里望，我看见她与屋里一位妇人眼神相碰，仿佛发出了什么东西破碎的细微声响。
“可以陪我走一趟本南桥吗？”想了那么久之后她说。
本南桥上的灯亮起来了。从城外往城内一盏一盏亮起，就好像有一群透明的人提着灯笼往城里走去，准备要参加什么盛会似的。小孩最喜欢抓准时间走到街上，想看桥上灯亮起的那一刻，那让他们感觉自己也参与了一场隐形的盛宴。
我们都因为恰好看到了灯亮起的美丽时刻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桥上风特别大，我鼓起勇气把风衣套在女孩身上。她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把领口拉紧，望向出海口的方向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我和她一样的动作靠在桥边。偶尔开过去的车会把她的长头发拨得激烈摆动。
“爸以前是捕鱼的。”她说。那是她出生之前的事了。
几十年前跑船的收入相当好，渔获丰富的时候，几趟远航就是别人一年的薪水。渔人上了岸就流连港口附近的酒店，在阳春面一碗五元的年代，他们怀揣着一沓千元钞，连续好几天日夜饮酒。那时最有名的一间四层楼天富酒店，小姐从身上的味道与肌肉的线条就可以知道客人的职业。她们对渔人特别有一种向往，就像渔人对海的向往那样，期待他们在一夜过后把自己的什么东西也带到海上。而她父亲和母亲就是在那个港边酒店认识的。
他们都是无根之人，像是漂浮在海上两个空空的玻璃瓶，偶然碰出了一声清脆的音响。后来年轻的他不但买了一条自己的船，还替她赎了身。
渔业没落后，每个上岸的渔人都像用螺丝起子在自己眉心锁了一颗螺丝。有些不适应困顿生活的渔人仍然夜夜买醉，很快财产就磨光了。自此渔网的网眼愈来愈细，小鱼被迫在更年轻的时候面对真正的现代海洋。鬼头刀这种鱼以前是跟下杂鱼打成鱼丸的，现在可以切成一块一块当鱼排卖，游客还会觉得稀奇。
父亲不捕鱼之后，老渔船也就一直搁着，能卖的都拆掉卖了。后来他们只能转作旧物回收，从垃圾场捡出坏电饭锅、坏电扇、坏收音机、坏木头桌椅、坏掉的旧铁马，那些大家以为没有用的，其实修理过还是可以用的东西，把它们整理好，每天下午搬到城市里面卖。
有天晚上，父亲兴奋地跑回家里，说要出门一趟去捕鲸鱼。他迅速收拾细软，好像早就准备好，终于等到机会离开似的，连母亲不满一钱重的唯一的金戒指也带走了。他很久没有出海，偶然听到街上人家传说有鲸鱼跑进了本南溪，他就匆匆找了以前一起跑船的罗汉脚阿三仔，跑到河口乘着别人的小艇追出去了。女孩当时也跑到本南桥上，想看父亲出海的样子，但距离河口太远了，年幼的她只能呆呆地等在那里，以为父亲晚饭过后就会回来。
后来父亲就没有回来了。母亲找遍了父亲以前的朋友，一点消息也没有，甚至也没有一个人真的看到他出海。女孩说，这些都是妈说的，她其实并不记得自己想要目送父亲这件事，她唯一的印象只是，那天在桥上，整条本南溪都发着一种蓝色的光芒。她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梦，因为她在后来的梦里常常独自一人漂流在蓝色的河里。
“在梦里，整条河都是会发光的水母。”女孩向桥下伸展双手，表现无限延展的样子，对我说:“植物专家我问你喔，这是有可能的吗？”
“你是说水母吗？”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也在本南桥上看过水母。
最开始是我的小学死党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快点啦！快点啦！去桥上看，听说发生大事了。”他眼底火光闪动地说。
夜里，我们往本南桥跑去。路上认识的不认识的居民或快或慢地往同一个地方前进，教国语的秃头沈老师、修五金的肥龙、送报纸的阿文哥哥、卖菜送葱的阿姨、在学校跟我打架的臭阿宏、卖西瓜汁都掺水掺冰块的清水伯，好像整个城市的人都被本南桥点亮的灯光吸引过去似的渐渐聚集到桥上。
抢到一个桥边的位置，我痴迷地望着从海里缓慢飘来的，无数个你所能想象到最微弱的蓝色光点聚集在桥下。彼时我恍惚地以为自己正在掉落进什么地方，正在往山上流动似的。
“是水母！”有人说。“那些水母在做什么？”有人问而没有人回答。
即便这是一个有能力把坚硬金属做成棉花糖的文明城市，但当居民首次见到发出蓝光的箱形水母夜里趋光而来，满布整条本南溪时，仍然感到灵魂像是被什么沉重的东西敲晕那样许久没有办法思考或说话。大多数人怀抱好奇与畏惧站在本南桥上，像小男孩第一次手淫之后呆愣愣的模样，那是个非常迷人，同时让人幻想各种伤害可能性的时刻。我紧张地想，也许明天就不必上学了，也许，爸妈明天就可以放假带我出去玩也不一定。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我不顾警告，从比较远的地方溜下去河边，穿越浓密割人的芒草丛，非常靠近地观察那时还不知道名字的水母，并深深着迷于这种身体像果冻，挂着一轮纤细柔软的触手的生物。同时看到许多搁浅在河岸，缓缓失去光亮的水母，第一次感受到了失去什么东西的悲伤。
那晚，盛传一只取食水母的杨氏鲸也跟着进到了本南溪，那是在1929年最后一只杨氏鲸被认为灭绝的五十多年后，唯一一笔可能的目击记录。据说各地鲸豚学家几个小时之内聚集到我们港口，准备好一艘设备昂贵的船就出航了。如果当天它没有现身，杨氏鲸的名字也许就会永远被这个世界遗忘也不一定。而如果女孩父亲真的是出航捕鲸的话，可能也会是最后的目击者之一吧。
“搞不好，我们曾经在本南桥上见过也不一定喔。”我告诉她。“搞不好，谁知道呢。”她支着下巴，望着漆黑一片的河道。“谁知道呢。”“植物专家，”她转过头来，盯着我问，“你知道我爸的故事，还会想阻止我吗?”“我不知道。”我想了一下说，“你知道杜鹃的故事还会想要砍杜鹃吗？”女孩安静了很久，黑夜里我看不清楚她的眼睛，但感觉有一只痛苦的鲸在她的眼窝里头打转。我感到有些愧疚，把左手放上她的左肩，却不敢拥抱，想了想还是轻轻地放下来。
“对不起。”我说。“没有谁对不起谁。”她说。夜深，我提议送她回去，而她婉拒了。我替她把风衣扣子扣齐，在桥上道别。她独自往郊区的方向走去。而我缩紧身子，打着哆嗦，顶着寒冷的晚风走向远望坑路，等待最后一班驶进城市的公交车。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7年一月号。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