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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案:没有真相,只有一个青年绝望的呼喊

2016-05-14 开眼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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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13亿中国人开眼 带给您与众不同的视点

【微信号:openeye001】


帮帮忙一下……帮帮忙一下……


夜色罩,人声喧。在一个已被除的视频中,我听到了他的呼喊,是南方口音,带着无力的恐惧。很可能是青年雷洋留在的最后的声音。


是怕被事后自称“亮明了身份”的便衣警察拖向不可知的黑暗?是怕落入“抓嫖”的官差手中身败名裂,甚或失去自己的亲人?我们无从得知,雷洋在最后的时刻,承受了怎样巨大的恐惧。只知道,他死了,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在他发出这呼喊之后的一个小时。



雷洋被带走前的网络视频截图


                                 一


  一个人死在了警察手里。这个5月,是雷洋。2015年5月,是徐纯合。在庆安小城的火车站,当着徐的母亲和孩子,警察开枪打死了他。


他们命运本无交集。一个是身居京城、名校毕业的中产青年,一个是多年上访、“名声不佳”的底层失意中年男人。只是谁能想到呢,最终,他们都不明不白,死在了差人的手里。哦,他们也有一样的“待遇”,在一切真相未明之前,在“姓党”的官媒上,都由出事了的警察,向大众振振有词,宣告他们的死是咎由自取,之前没有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不公正待遇”。


在警察的脸上,我看不到,有对死者的哪怕一点点痛惜,或者一点点抱歉。物伤其类,而我,在这些镜头里,看不到真相,更看不到一点点的人性。


是的,嫖娼,买春,在中国,一个人如果被曝光这些隐私,基本上就完成了污名的过程。李庄、薛蛮子,之前甘肃武威的记者张永生,不都是吗。就是徐纯合,被打死之后也被曝出来多年“缠访”、“不务正业”,一句话,也不是什么“好人”,仿佛打死了也就没有什么可惜。


可问题是,我们中间,谁又是完美的?那些并不完美的人,就该死吗?该死在警察手里吗?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这个国家,警察的权力越来越大?


我们身处的地方,是警察国家,还是法治国家,我想,不需要太多政治学的论述,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应该都能在心里给出一个答案。


可还是想起2003年前后的陕北“黄碟事件”,以及孙志刚事件。


黄碟事件,我参与过报道。我以为,这个案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如此清晰的样本,让人能明明白白看到,公权和私权的边界在哪里。警察代表的公权,应该止步在哪里。


 于公民,“法无明文禁止皆可为”,于警察,“法无明文授权皆不可为。”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说来也荒诞,10多年前,在中国的媒体上,这些都曾被相当充分地讨论过。


 但讨论的基础,是真相。而彼时的真相,乃是还有元气淋漓的媒体,在禁令之下,一点点引领舆论倒逼,使得公权理屈词穷。要知道,当年的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被警察以查暂住证为名抓走,又被活活打死,最初警方公布的原因,竟是心脏病。


 2003年元月,黄碟事件的当事人得到了1万余元的国家赔偿。 2003年6 月,孙志刚事件有了一系列结果。多名行凶者被判重刑,其中有被处极刑者。


之后,不管粤地政法系统对南方都市报如何恨之入骨,并疯狂反扑,让南都蒙受巨大损失。而它的总编辑程 益中、总经理喻华峰等人,也各自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毕竟,南都为中国媒体人引领了一份荣光,也因此,将此国的人权理念,向前推动了一步。

 

                                 二


    当年孙志刚(中立者)的父亲向公众致谢


可终究如前面所说,那时,在悲剧发生之后,有真相一点点被倒逼了出来。


 而今天呢,雷洋的死,我们会等来什么,会等来真相吗?


 5月11日,看到胡泳的一条微博:“雷洋案中,最沉痛的,是听到一位律师这样说:这件事不会有真相了!”


 此语也真是沉痛到了极点。是的,在今天的状况下,我们还有信心期待一个所谓的真相吗。


10多年前,不管是黄碟事件,还是孙志刚事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记得黄碟事件,新浪等多家门户网站,每天悬挂纸媒的追踪在首页,法学界的评论不绝于缕。而孙志刚事件中,法学界更与媒体呼应,有许 志永、滕 彪等五博士“上书”,要求废止收容遣送制度。


那时,中国调查报道勃勃待兴。在禁令与反抗之间,媒体人自觉寻找着表达,寻求着真相。管制下也有缝隙可钻,而公权机关,还没有那么自信,也没有那么快习得信息控制、应对舆论的全套手段。


就在这样的时间差中,真相被披露,而漫是“影帝”,也最终还有回应的声音,最终使得恶法被中止。


5月11日,雷洋案后,宋志标的“旧闻评论”,有文章曰《心意难平 遥望孙志刚》,末了也叹到:以今年纪,若孙志刚在世,也都四十岁了。


是的,也是一代人,一段重要的时间了。由彼时起,行进到2016年。自2013年之后,公权强悍,盛气凌人,一次次打击大V,一个个央视忏悔,一波波自命“真相”,傲慢地回击每一次公众的疑问,官方正掌握应对舆论的秘笈,“自干五”如今竟然已经是明目张胆的褒义词了。


 2015年5月,徐纯合事件发生时,尚有多位死磕律师赶赴庆安。也不过两月之遥,当年的7月,死磕律师便遭受大面积“围剿”,到如今花果飘零,与媒体人的处境遥遥呼应。


 遂到了今天。不管那青年雷洋,曾发出怎样绝望的呼喊,我们已看不到死磕律师,也看不到更多声音传递出来的媒体。


 我们只看到,BTV,人日,放下自诩“媒体”者也应该有的一点点颜面,让涉嫌非法剥夺公民生命的公权一方,自说自话般地振振有词。


于今,大家都在呼吁独立的第三方介入调查。在现有司法体系下,检察院也当然可以作为“第三方”推动相关的尸检工作。


 但这就是真的吗。它会是一个独立的报告吗。人们会相信吗?这不是什么塔西陀陷阱,这是一个无可跳出的死循环。


 在这个意义上,真相是不可期的。而沉痛,是真实的。


 但我,还是记住了那个青年恐惧的呼喊。“帮帮我,帮帮我。”我想,如果是我,有一天,面临巨大的国家机器迫近,也会这样本能地呼喊。


 可是,到那时,谁会来帮我呢。而对免于恐惧的呼喊,又将怎样在每个人心中汇聚,汹涌如河流呢?

作者:江雪

来源:雪访(ID:jiangxuedulifangwen)



延伸阅读

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




2014年5月20日,埃及防暴警察在开罗大学与反政府示威人群对峙。


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总结世界上国家转型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由于最近几年最大的教训来自于中东的阿拉伯革命,所以我对该地区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访问学习,但学习的结果却让部分人士失望。我的结论是: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对革命抱有深深的疑虑。


但是,为什么革命不一定有好结果,却有如此众多的革命发生?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革命不得不发生,是被前政府逼的。


一般来说,要发生革命的地方往往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维稳式的警察国家。第二,政府财政出了问题,已经养不起维稳机构(特别是警察),只好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长期的死寂,如同铁板一块,仿佛没有尽头,但突然间,铁板绷断了,让人们目瞪口呆。


这是一场脆断,使得人们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无法做出恰当的反应,不仅让统治者狼狈下台,还害得社会陷入混乱,于是,整个社会为独裁政权做了陪葬。


我们可以从阿拉伯革命的首发地突尼斯,以及革命的高潮地埃及,去看一看这两个特征如何让一个国家陷入革命和混乱的。



突尼斯的脆断和拯救



时间定格在2010年12月17日。这一天,突尼斯Sidi Bouzid市的一个蔬菜水果小贩 、26岁的Mohamed Bouazizi在早晨时,还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八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Bouazizi之死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怒,这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惊天变局,革命爆发了。


但是,如果仅仅追究这件事本身,人们却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一场普通的执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此,我们回顾一下案情。


这天早上,一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 Faida Hamdi(注意,她是女性,不是暴徒)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Bouazizi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而这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Bouazizi没有这个证件,Hamdi按照规定扣押了Bouazizi的蔬菜水果。据称,为了进货,Bouazizi花了200美元。


Bouazizi之前曾经被抓过一次,那一次,他依靠行贿给了警察约合7美元,就要回了自己的货。这一次,他还想按照上次的办法来做,可是或许是因为嫌钱少,或许是为了秉公执法,Hamdi拒绝了他。


Hamdi的大公无私招来了小贩的反抗,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也可能有肢体冲突,但不确定),随后Hamdi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Hamdi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Bouazizi还是不死心,这一次,他跑到了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还是没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


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Bouazizi却连200美元都不剩,他自杀了。这种自杀到底是一时钻牛角尖,还是的确舍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错了,还是小贩错了,不同立场的人仍然可以争论,但是,革命却等不及争论的结果,突然间爆发了。


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执法事件如何会演化成一场革命呢?这要从突尼斯的政治结构说起。


在Bouazizi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在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也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统治者Ben Ali已经执政了20多年(从1987年开始)。Ben Ali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在他的任上,开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问题出在Ben Ali的维稳思路上。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暂时闭嘴,等突尼斯经济搞上去了,成了发达国家,那时反对派再想说啥就说啥吧。不过,按照Ben Ali的观点,到时候突尼斯就没有反对派了,因为社会发展得这么好,人人都为突尼斯的成就唱赞歌还唱不完。


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Ben Ali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任何一个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必须要建立一支超强的警察队伍,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


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就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出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


这种以罚养警的做法,必然产生一定的操作空间。我之所以说“操作空间”,不说“腐败地带”,是因为警察可以不明着腐败,也照样获得灰色收入。


警察国家的一个特征是:许可证多,规矩多,需要缴钱的项目多。这样一来,警察就可以将腐败所得变成“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个小贩直接要钱,那是腐败,可是一旦政府规定,从今往后禁止小贩在街上摆摊,除非有许可证,如果没有,就要没收或者罚款,这就让几乎所有的小贩处于“非法经营”状态,而警察可以“合法”地运用权力来获得收入了。


当然,直接腐败也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警察国家的确可以让警察“合法地获得非法收入”,甚至比腐败获得的还要容易还要多。


Bouazizi就死在了这样的合法没收之中。甚至到他死时,政府还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总结起来,突尼斯的状况就是: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


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小贩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的超级稳定。


可是,一旦人们对于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发出来,就会立刻席卷全国,形成一次失控的革命(脆断)。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脆断呢?


答案是: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上。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在突尼斯革命后,幸运的是,Ben Ali虽然是个独裁者,在任时却给反对派留了一条生路,镇压而不灭绝。许多较为成熟的反对派虽然失声,却依然存在。另外,工商业和法律阶层也有较为独立的地位,所以,经过了革命后几年的混乱,在成熟反对派、工商界、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算是暂时稳定住了局面。不赶尽杀绝,这也算是Ben Ali对突尼斯的一个贡献。


在突尼斯之外的其他国家,则缺乏这样的幸运。



埃及的循环往复



我们往往认为,埃及革命是一种传染的结果,也就是革命从突尼斯传染进入利比亚,再传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


但实际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种内生的行动,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早就隐藏其中,而爆发的导火索,也是维稳的警察们。


在埃及,最著名的受害者是青年Khaled Mohamed Saeed。2010年6月6日,Saeed在一个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Saeed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警察把他的双手拧在背后,把他的头往石头上、铁门上、台阶上死撞,将他的头撞烂。有两个医生路过赶快施救,却毫无希望。就在医生试图救人的时候,警察还在继续击打着Saeed已经死亡的躯体。


到底为什么要抓捕Saeed,是一桩迷案。根据警察的声称,之所以抓他,是因为他涉嫌偷窃和携带武器(不是嫖娼),但这个指控是有疑问的。


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嘴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


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维稳力量已经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们可以无故抓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他们是法律之外的上帝。


埃及的安全警察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在于他们是穆巴拉克总统离不开的打手,已经和独裁政权牢牢绑在了一起。


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要比突尼斯复杂得多,穆巴拉克总统的前任萨达特就死于极端分子的暗杀,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后,也是大肆动用强力手腕,既镇压极端势力,也镇压反对派。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个超乎法律之外的维稳组织。


但是,埃及的财政状况比突尼斯还要糟糕。为了赎买底层人民的不反抗,政府拿出大量的钱财来补贴穷人,供给他们廉价的食品和用品。同时,穆巴拉克总统的家族和盟友、军队的头目们又分走了很大的一块饼,剩下的饼还要用在和以色列的斗争上。


与前任总统相比,穆巴拉克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减少财政开支,比如,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节省了一大笔军费。


但是这笔节省出来的钱转瞬间又用在了内部维稳上,安全警察队伍的不断膨胀,使得总统还是养不起。到最后,穆巴拉克也采取了与突尼斯同样的措施:允许警察们自己找食吃。


结果,警察们立刻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组织黑社会化。他们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收取保护费。这种权力的扩张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Saeed死亡之时,人们已经预感到,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安全感。于是,Saeed的死亡就成了一个反抗的契机,这个青年死亡的照片传得到处都是,一个名叫“我们都是Saeed”的运动随之兴起。


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


恰好此时,突尼斯小贩Bouazizi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鸣,于是,脆断终于发生,革命开始了。


革命最初,人们是希望发动针对于维稳机构的大游行,目标不是指向穆巴拉克总统,而是指向了警察,要将这个维稳机构砸烂。但是悲惨的总统却发现,自己的政权已经无法和警察相分离了。他无法充当中立的角色,因为他就是警察们的大老板,警察的一切所作所为,要么来自于他的授意,要么来自于他的默许。


而人们也迟早会意识到,要想反对警察,必须把目标转移到对政权和总统的反对上。就这样,穆巴拉克总统稀里糊涂地因为几个屁民的死亡而下台了。


更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同,这个国家缺乏成熟的反对势力,工商阶层也不够发达,商人们和政府捆绑过紧,当革命推翻了现政府之后,埃及立刻陷入了无法组织起有效行政机构的困境。


当人们对混乱厌烦了之后,又将另一个与穆巴拉克类似的人推上了台,西西总统按照穆巴拉克模式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


从这个角度说,埃及的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只不过又开始了另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仍然以维稳为目标,但必将以脆断为结局。



乌托邦里的维稳



谈完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我们试着再进一步,设想一个虚构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皇帝以维稳为目的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组织,并钳制舆论,防止人们反抗。


但是,这个国家与埃及和突尼斯不是一个等级的,它拥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国土,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强大的政府,也拥有着更加逆来顺受的人民,同时,它的财政如此丰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这样的一个超级国家,是否能够依靠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脆断的命运呢?


由于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以下的论述只是基于假想之上。


首先,这个超级国家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或者“虚构嫖娼”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由于人们缺乏怀疑精神,也必然倾向于认可政府的权力。


但是,这个超级国家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


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


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


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阙值。


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


最终,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实际上,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走在了脆断的道路上,只是有的已经接近终点,有的还需要等很久。正是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让很多执政者抱有侥幸心理: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或者:我不当崇祯。

来源:剑客会

作者:郭建龙,曾经的IT工程师、财经记者。科技专栏作家。近年行游世界,有经济、历史、文化等多领域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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