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人论坛”透露出中国未来政策走势
作者 | 香江咀子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9月16日的钓鱼台国宾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齐集一堂，共论时政。
有不少媒体将这次论坛解读为，学界对此前一段时期经济政策与社会影响的集中反思。
今日，反观这次50人论坛的视频和文字转录内容，发现其实经济学家们所表达的观点，述往思来、高屋建瓴，有的就一个话题深入发表意见。当然，也有的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谈论的话题，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得失、到供给侧改革、到市场制度基础的夯实、以及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甚至连当下关心的话题，如国进民退、减税等等，都有所涉及。
当下，民间和商界对中国的发展信心不足。在我看来，此次“50人论坛”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寻找各界都可接受的共识点。这对于当下的中国，意义非常重大。
如果不能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全社会的共识，那么前40年的发展成就无异于建立在沙土之上，禁不起狂风暴雨的冲击。
本文总结“50人论坛”与会发言者的主要观点，尝试解读从民间、商业、到学界、政府对于中国当下和未来走势的重大问题的判断，从中捕捉未来政策的方向。
一、供给侧改革
1.改革执行出现的问题
前财政部长楼继伟首先提出关于供给侧改革的问题。
目前，民间对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是负面的，往往和“去产能”、“环保限产”以及“国进民退”联系到一起。
因为供给侧改革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以目的代替手段”的现象；本应当通过政策杠杆来调控，却在落实的过程中成了行政指令。这样做虽然立竿见影，但可能带来后续的不良影响。
“三去一降一补”，楼继伟说，“本来是针对成本过高、库存高企、杠杆过高、成本过高等结构性问题而提出的改革目标和任务。”
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去产能”就是下达指标，你去多少，我去多少，唐山去多少，山东去多少。”
对此，易方达总裁刘晓艳女士也提出了类似的观察：
“……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政府执行力非常，各种重磅的改革政策层出不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又比以往更强烈，这些现象是很奇怪的。”
“而且，一方面我们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又发现，真的是你觉得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而是在发散。”
楼继伟认为，下一步改革要避免这种老式的计划经济手段来实现改革目标，改革是一个综合的政策体系，要让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基础性的配置作用。
刘晓艳还提出了关于制定目标应当考虑科学性，并且要各部门统筹兼顾，不要让效果叠加。
“出了问题的企业，你打它一拳，把它打醒，健康，挺好。但你连打5拳，估计就打死了。”
2. 要素资源市场化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信息，还有企业家才能。供给侧改革的真正逻辑应该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提升。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这正是对当下中国最佳的一剂药。资本怎样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是进入银行同业、委外贷款、空转套利、甚至是高利贷、P2P这些虚拟的领域。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劳动力市场，同样存在改革的空间。这无非是围绕着户籍、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的深化改革。
楼继伟指出：
之前清理“非中高收入群体”是一个错误。根据国际经验来看，一个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人口，需要四个中低收入人口为其提供服务。
如果把低收入口人都赶走了，那么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高收入的人口会“活不下去”，最终也会离开，甚至移民出国。
这样就造成了高素质人才的流失。
3.政府行为约束机制的建立
当下对于最新的税改方案，社会议论较多。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指出，从一个长期的逻辑来看，这是因为政府与国民对财富分割没有一个互相约束的机制。
2017年开始出现的三大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①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
②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③新税改方案把人保部的东西转移到了税务局，通过税务的强制性来分割国民的工资收入。
这几点都在增加中国经济的宏观税负。有人测算，从2012年开始，企业利润扣除一定的风险拨备，再减去宏观税负之后，得到的净利润是负值。也就是说，企业越干越亏钱。这个情况一直在扩大。
反观美国，在里根减税政策推出之前，企业的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是70%。使得没有人去投资实业，而金融市场形成各种泡沫。因此里根的“供给侧改革” —— 减税，就抓住了要害。当今中国也是同样的处境，但中国减税谈何容易，问题就归结到政府开支的约束上来了。
论坛上，盛洪一度高呼：中国的宏观税负可能会使我们的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二、所谓“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是此次“50人论坛”讨论的第二个关键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院院长李扬，主要谈了关于这一轮“国进民退”的原因。
李扬认为，这一轮国进民退是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自救的结果。
“虽然我们口头上说对民企不歧视，但实际上是有歧视的。”
之前民企融资主要靠影子银行，但现在金融去杠杆把影子银行干掉了，民企得不到钱，没有办法，要么找国企做保护伞，要么跑路。民企加入国企，可以维持利润，保护社会就业，皆大欢喜。
但是弊端也是存在的。李扬认为，国企的效率还是会低一点的，这是第一。第二是开始给民企派领导、派书记，这样会“窒息”她原有的生命力。
此外，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国企改革的机会。此前我们国家提出过国企改革的规划：管资本不管企业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这两个都是2015年成立“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时提出的，但一直没有得到任何落实。目前国进民退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如果能借助目前“国进民退”的机会完成国有企业改革，那对于全社会都大有裨益。
国进民退不止中国有，西方各国历史上也有过国有化和私有化交替进行的过程。二战后的日本和西德，都是靠类似国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以撒切尔新政为代表的“国退民进”又成了当时各国经济政策的效仿对象。
因此，“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都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不必过度担忧。需要做的是抓住每一次机会，为经济和社会带来实质的发展。
竭泽而渔，不如退而织网。
三、经济证券化与证券货币化
来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郑新立，主要讨论了货币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曾几何时，民间对发行货币有着深深的恐惧。大概是自从一系列关于货币的阴谋论书籍大规模流行开始的。货币虽然不是美丽的天使，但对经济来讲，却绝不是洪水猛兽。
郑新立认为，目前贸易战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与金融去杠杆相矛盾。其根源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造成的。
当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率较高，M2/GDP的比值超过200%；但经济的证券化率太低，不足50%；此外，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率持续下降，今年已经低于60%。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在“去金融化”，金融市场的功能越来越弱，企业获得资金的方式越来越依赖银行。
银行提供资金的方式，使得企业的杠杆率过高；而去杠杆又使得企业得不到资金。这就是吴敬琏老先生在论坛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跷跷板”问题。中国经济似乎一直在“一紧就死”和“一松就乱”之间反覆。
因此，郑新立提出，扩大直接融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经济证券化，资产证券化，证券货币化，这几天途径可以使企业在保持低杠杆的环境下获得融资，也使得老百姓和民间资本多了许多参与企业增长的途径。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变审批制为注册制。
最后，关于房地产调控。用银根松紧来调控是很浮皮潦草的方式。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本质是结构性的，是城乡二元矛盾导致的。这是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货币超发导致房地产泡沫的说法似是而非。
四、科技的定位与发展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谈到科技在中国的发展的时候说：科学技术不仅创造财富，也决定着财富的分配权。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在经济、政治、军事、乃至外交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今年4月美国制裁中兴的事件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你在科技上有短板，你在外交上就不能挺直腰板。”
“今后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下”
而此前，有一个挂在嘴边的表述，叫做“科教文卫”，把科学和教育、文化、卫生放在一起。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许善达发言之后，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总裁潘，提及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细节问题。
目前，政府经常谈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区块链”等等，但这些，潘仲光认为，都是下游科技，是应用科技；我们应该发展上游科技，比如，新能源、芯片技术、显示技术，等。
这些上游技术，其实台湾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参与其中，甚至无法参与合作。包括韩国的技术。
如果民间资本去投资的话，面临资本管制的问题，但国企投的话，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些都是以后要探索的方向。
五、总结
“50人论坛”是中国最高水平的智库，而此次“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更是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中国面临一系列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深刻变革之中。
因此，我们解读这次“50人论坛”的意义，便在于此。它将为我们理解未来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把握未来政策走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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