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几回伤往事 —— 朱镕基整顿银行业
作者 | 仓都加满、香江咀子
2018年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过去，这一年是戊戌年，关键词是告别和轮回。
周一，漫威之父斯坦.李在洛杉矶的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5岁。他笔下的蜘蛛侠、美国队长、钢铁侠，影响了全球几十亿人的青春。而这一年告别的，有塑造中国人江湖梦的金庸，有霍金、李敖、纪梵希、盛中国…..这是大师离去的一年。
而回到经济层面，是轮回之年。这一年国际地域政治冲突加大、贸易局势争端加剧、美股大幅震荡、全球债务规模历史新高、激进派势力纷纷登台。对中国经济来说，冰火两重天：
一方面，GDP增速下行、债务规模较大、消费增长速度有所降低；
另一面，中国经济总体呈稳中向好，韧性强大，暂时的困难挡不住国运绵长。
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转换，新经济、新业态蓄势待发。
回想在1998年，我们曾遇到过错综复杂的问题，一度非常严峻，但还是克服了困难、继续前进、走到今天。在此，希望通过回顾这段历史，能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未来、对政府的信心。
一、不寻常的1998
1998，对央视导演孟欣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1 月27日，可容纳观众1,000人的央视一号演播大厅第一次被启用，举办了1998年央视春晚。
在执导当年春晚前，孟欣是央视文艺部最好的音乐类节目导演，《同一首歌》栏目就是她一手创立。而1998春晚，孟欣策划的方案以1997年香港回归为大背景，其中《相约九八》是一个最重要的赌注。
在《相约九八》这首歌里，作曲肖白大胆地运用了新颖的创作手法，在歌曲的节奏上使用了当时还很少有人用的八分之十二拍，营造出时而轻灵活泼、时而飘逸清远的意境。
来吧 来吧 相约九八
来吧 来吧 相约一九九八
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
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
在那年的晚会上，王菲、那英共同演绎了这首《相约九八》。王菲嗓音的唯美纯净，结合了那英高亢的歌喉，征服了电视机前无数聆听的耳朵。
《相约九八》写的是人们的一种心情，对明天的渴望，呼唤明天要比今天更好，这也是它为什么能流传至今，被人们记住的原因。
1998年，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经济局面极其严峻：
刚开年的1月13日，上证指数就异常波动，盘中最大跌幅9.53％。
年中，索罗斯宣称“中国经济撑不过1998年夏天”；《纽约时报》称中国的大银行从技术上讲破产了。海发行倒闭 —— 我国至今唯一倒闭的银行、亚洲金融危机、国企下岗潮、民企批量倒闭、商业银行不良率高达30%、消费增速直接从之前的20%下降到6%......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些都是在一年内发生的事情，而这确实就是1998年的中国。
二、海发行破产
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12号的富南大厦是海南发展银行总部。1998年开始，驻扎在里面的只有托管组和清算组。
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关闭刚刚诞生两年十个月的海南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海发行”)。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闹“钱荒”、出现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商业银行。
在此3年前，海发行的成立，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和梦想。
1990年代中期，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监控，房地产业开始出现泡沫。据说，当时有两个“70%”，即进入海南的资金70%投资于房地产，投资于房地产的资金70%来自银行贷款和信托资金。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各金融机构投入到房地产的资金成为沉淀资金，巨大的信用危机即将出现。
当时，海南的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唯有富南信托能够正常经营，其他4家信托公司都已经在1992年国家进行金融系统大整顿时被取消了经营资格，但它们还留下了部分资产和大量的债权债务。
1995年8月18日，在这5家信托公司的基础上成立的海发行，这意味着一起步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此后，一次政策性的兼并，竟酿成了巨大的危机。
在海南房地产泡沫时期，多家信用社通过高息揽存的方式开展业务。这也直接造成了多数城市信用社只有靠吸收新的高息存款才能支付到期的存款，于是，存款负债越滚越大，陷入了“庞氏循环”。
到1997年底，已经有几十家信用社资不抵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导致了多起挤兑事件。
1997年12月，在有关方面的动员下，从海南大局出发，海发行接过了这副重担，28家信用社并入海发行。
按理说，由于房地产泡沫，信用社积累了大量的潜在不良贷款，而存款端又由于庞氏循环的存在而难以为继。实际上，这些信用社已经处于技术上破产的局面。房价与居民存款情绪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导致大坝决堤。
于是，当海发行宣布按存款利率支付利息的时候，挤兑风潮就开始潜滋暗长了。
超常的兑付压力，使得海发行的其他业务已经基本无法正常进行，应对储户提取存款几乎成了海发行这段时间里的全部活动。
同时，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海发行账内不少的贷款也难以收回。有的营业部为了减少储户挤兑，同时吸引存款，开出了18%的存款利率，但此时已没有人愿意再把钱存入海发行。
为驰援海发行，央行急调34亿元资金“救火”，但对巨大资金缺口的海发行而言，只是杯水车薪。随着挤兑风潮的加剧，海发行自身的违规经营问题也浮现出来。其中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向股东发放大量无合法担保的贷款。
在1995年5月至8月间，海发行尚未开业，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而其中股东贷款高达9.20亿元，且绝大部分股东贷款都属于无合法担保的贷款。
风雨飘摇的1998年，3月22日，央行在陆续给海发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后，决定不再给予资金支持。
1998年6月21日，央行发出公告：由于海发行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央行决定依法关闭海发行。
海发行是新中国第一家银行倒闭的案例，其对海南金融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海南省的金融业从此一蹶不振。
三、90年代金融乱象
上世纪90年代，乱象不仅限于海发行一家，当时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出现了不良贷款率高企的局面，中国银行业已经陷入“技术性破产”的状态。
而银行乱象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银企不分”思维定式。
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它只是政府的出纳而已。改革开放后许久，这种情况延续。90年代初，地方党政领导可以批条子让银行放贷款。当时，国企员工工资发不出去了员工去政府一抗议，市长就找行长给企业借钱。而地方政府和国企有了这层便利，就把它用到尽，拿银行当成提款机。
当时，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90%以上的流动资金，都是来自银行贷款。投资靠银行，流动资金靠银行。生产靠贷款，还贷靠举债。企业完全躺在银行身上了。
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7.1%，若扣除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实际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5.15%。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达1万亿元以上，其中大约有6,000亿到8,000亿表现为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
90年代，国企普遍的资产回报率在6%到7%，而由于经济过热、地产泡沫、以及高企的通货膨胀，加上金融借贷链条的放大效应，最终社会端的资金成本要去到20%之高，而银行的存款利率也在10%左右。产业亏本经营，越干越亏，根本还不上贷款，有的连利息都还不上。
于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国企“赖账机制”。
什么叫“赖账机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注资；你只要不注资，企业就不怕倒闭。
第二个、企业负债越多，它越不考虑还债；企业负债越多，银行越怕它破产，就不得不再向它注入资金，让它苟延残喘。
银行与国有企业形成了“注入 —— 压死 —— 再注入—— 再压死”的恶性循环。
这两种形成对国家和银行进行倒逼，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整个银行体系，便是90年代在“老赖借钱不还”、“挪用银行资产”等这些陋习下，近乎被掏空。
官方认可的数据称，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超过30%，已接近破产边缘；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在1997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到了1998年9月就骤然上升到31.38%。
工行前董事长姜建清回忆说，1998年年中，工商银行按五级分类计算的不良贷款高达47.5%，此外还有巨额的财务包袱。
国外对此的评论是，中国银行业已技术破产。
四、国企困境
导致当时中国银行业危局的，是国企的困境。
1998年初，经济数据就出现异样。1997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突然下滑，不仅致使全年增长8.8%，明显低于上一年的9.7%。
中国当时的外贸管理部门没有预见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危险程度，乐观情绪在出口外贸领域过度蔓延，他们甚至把1998年的外需增长预期定为10%。在接下来的三年间，负增长成为常态，这份乐观明显彻底地失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直接萎缩60%。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对1998年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他在当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
全国范围内有96%左右的工业消费品处于供过于求或供需平衡状态；
六成以上的企业反映生产资料供过于求；
加工工业中生产能力利用不足50%的企业在三分之一以上。
38万户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成品资金占用超过6,000亿，其中非正常占用近2,000亿。
他在次年出版的《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回忆到，对带动今后经济增长的新成长点问题，各方面曾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综合来看，大致存在三种观点：
①继续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投资，以总量扩张求得经济发展；
②以开拓市场为中心，以市场启动带动经济增长；
③进行资产重组，以结构调整获得经济增长。
在公开发言时，当时邱晓华不遗余力地推崇后两者，特别是第三条。
当时，资产重组、国企改革，实际上从1978年开始，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但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袁东明所说，“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只有当不改革的风险大于改革风险的时候，改革才会成为必然的选择。”
原国资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在《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一书中写到，由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已在竞争中处于明显下风。
此时的中国国有企业困难重重，1/3明亏，1/3暗亏，1/3微利。
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831亿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亏相抵后实现的利润只有428亿元，比1987年下降了42%。
五、朱镕基大刀阔斧
1998年3月，朱镕基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
根据资料显示， 1947年，朱镕基自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其后，从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工业计划处副主任一路走来，到1998年出任国务院总理。
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中央下决心了，如果到第三年不能完成脱困的目标要求，辞职以谢天下”。
对当时的严峻问题，朱镕基领导的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银行业治理。
对银行体系进行了重构，把人民银行办成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成立独立的政策银行承担政策性贷款，以便让银行摆脱地方政府干预，过去的银行体制由于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控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和通胀风险。
商业银行的独立性极其重要，此前，历次经济过热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但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银行，都毋需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这是造成当时银行业危局的根本原因。
通过一系列法律，如《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商业银行法》，进一步明确金融业经营的原则，建立和完善了金融机构内部机制等等。
其中，《中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明文规定，商业银行在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这样就避免了企业风险蔓延到银行，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提供的资本金以及央行再贷款，获准后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其中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
此外必须要提的是，朱镕基坚持金融业分业经营的原则，他认为，当时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了“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
2.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倒逼企业去产能、去杠杆。
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强调“两件事情不能做：银行放松银根、生产挤压产品等于自杀；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
从货币政策来看，1998年之前为“适度从紧”，1998年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1999年“稳健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
3.使用行政手段，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
企业兼并、破产加快，1996-19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同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8~1999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1,500万。启动政府机构改革，15个部委被精兵简政，人员减少一半。
4.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以加强基础建设(用于农林水利、交通、基础建设、电网)。过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
5.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房改、税改、汇改。
主要有98年后房改启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改带动高速城镇化消化制造业产能，土地财政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其次，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加大了中央集权，税制改革使得国库充盈。再次，1994年汇改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从当年起，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形成。
1998年，限产压锭的决绝以外，更值得重视的依然是改革 —— 这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大批中小国企转制，放出来一批民企生力军，也放出来宽阔的市场空间。
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也在悄然兴起。
1998年，马化腾和同学张志东在广东省深圳市正式注册成立“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998年的马云在两次创业梦碎后，带着自己的团队聚在北京一个小酒馆中喝酒，大家抱头痛哭，重新出发开始新一轮创业，其后一年，他们建立了阿里巴巴。
统计数据显示，在城镇就业中，1997年国有企业占比是53%，到了2002年，民营企业占比超过了70%。
不仅如此，当时推动的其他改革，产生的影响也不局限于一时。比如房改最终让房地产成为此后二十年年中国经济的主动力之一，当然也产生了房价涨幅过快、居民压力加大、绑架国民经济的问题。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从1995年到朱镕基退任的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中央财政实力的增强，有利于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宏观调控，推动后续的大规模基建、刺激经济。
2000年11月，国家经贸委宣布，中国国企三年脱困目标顺利完成。此前的1999年，中国剥离了1.4万亿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之举。关键一步是，2001年，在经历漫长谈判后，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1992-2004年，中国创造了连续十二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的经济奇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长期低于3％。这段时期堪称当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间”，也是自18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
改革与开放的双轮驱动，加之巨大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红利，使得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今天，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腾讯、阿里巴巴，崛起成为全球巨头，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六、沉重的从头再来
不得不提的一个代价是，1998-1999年，按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当时，员工虽然能拿到一笔补偿金，但当年财政比较困难，所以补偿金非常少，全国平均不到2万元，而且还是用破产剩余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优先安置职工，实际用银行的钱补了社会保障。
企业破产普通职工是没有责任的，但损失最大的是职工，因而很难接受，诱发的群体性事件很多。当时，职工下岗后既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人保障其基本生活。在这样的局面下，政府成立再就业中心，为下岗职工做4件事：发基本生活费、缴基本保险、进行再就业培训、介绍工作。
当年的国企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稳定。后一年的春晚，黄宏在他的小品《打气》中讲出了经典台词“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被大家狠批为奇葩台词。
1998年底，刘欢的一首歌在大街小巷流行起来 ——《从头再来》
昨天所有的荣誉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
今夜重又进入风雨
我不能随波浮沉
为了我致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
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初闻不知曲中意，只觉得歌词慷慨豪迈，现在想来真是残酷 —— 人过中年，上有年迈双亲，下有稚嫩幼儿，下岗失业，多少人还能从头再来？当年知乎有个热门问题 —— 什么话看来平淡却极为残酷？一个高赞回答是：“那些年，我们走了一些弯路。”
时代变革的洪流里，每个个体都显得那么渺小而脆弱。他们被巨大的洪流裹挟着，奔向茫茫未知的前方。他们中的少数人，凭借着眼光和胆识，勇立潮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但遗憾的是，其余的大多数，却只能随波逐流，甚至有的，被巨浪打翻在河底，再无出头之日。
庙堂上，红头文件几行字、甚至只是几个词，影响的却是芸芸百姓长长的一生。政策的偏移，带给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一个人的，可能就是100%晦涩黯淡的命运。正如那句诗：青史几行姓名，北邙无数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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