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如何变成权力：撕裂社会的傲慢与偏见
以下文章来源于狐狸罐头 ，作者狐狸罐头
作者：狐狸罐头
来源：狐狸罐头(ID: SOHU_CAN)
时至今日，很多国家都在为贫富差距困扰。
德国，表面上看，是一个富强、高福利国家，人均收入在欧盟国家中位居第一。但深入内里，其贫富差距的程度足以让人惊讶：
最富有的10%人口，掌握着全国60%的资产；
5%的人口，拥有全国50%的不动产。
二战后，德国人普遍以国家的自由、公平、相对平等而自豪，德国也曾是经济合作组织(OECD)中最为平等的国家；如今，德国选民把社会不平等列为德国第二大问题，仅次于难民政策。
为此，德国之声推出纪录片《不平等：财富如何变成权力》，里面跟踪拍摄了三位不同阶层的代表——新贵富豪Christoph Gröner，中产阶级Thomas Clauss和世袭贵族的“冯先生”，试图从三人不同的日常轨迹和观念差异中，找到不平等的原因。
勤奋的新贵
Gröner，普通教师之子，一路辛苦打拼，干过石匠、泥工、包工头、项目经理，最后成为德国最大地产公司CG集团的掌舵人。
Gröner的发迹，赶上了德国经济腾飞的顺风车。过去几十年间， CG集团参与了柏林大多数公寓的建设。就在纪录片拍摄期间，Gröner在柏林黄金地段拿下了一座写字楼，改造为住宅楼后，估计又可以大赚一笔。
在Gröner眼里，钱是赚不完的，更是花不完的。随随便便买个楼盘，楼盘涨了；买点黄金，金价升了。就算你把2.5亿欧元扔出窗外，它们还是会回来。
不过，尽管功成名就， Gröner依然对自我要求严格。
早上六点，准时出现在健身房；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秘书半夜三更接到邮件是常事。回到住所，继续埋首工作，哪怕豪宅对面就是科隆大教堂，也无暇欣赏。
Gröner相信一分耕耘，一份收获。他以自己与公司保安相比。保安一个月工资刚好维持生存，但工作轻松，还可以经常请假。可Gröner呢，三十年来，只请过三次病假，无论椎间盘突出，还是发烧到40度，或和妻子吵架吵到整夜无法入眠，第二天他都会上班。
这样，一个人收入勉强糊口，一个身价过亿，不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吗？
不仅合理，在Gröner看来，贫富差距还有利于促进穷人的生活。
比如一场球赛，收入低的人只能买边缘位置的票，而Gröner花2000欧买了豪华包间的入场券，位置极佳，有无限量的美酒、生蚝供应。看似处境悬殊，但Gröner认为，正是富人愿意出高价购买上等的服务，支付了大量的金钱，普通人才能享受低廉的票价——“我们帮他们多垫付了钱，这也是一种公平，不是吗？”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一“公平”。
买房难的中产
Clauss是一名工程师，他和妻子都有体面的工作，育有一双儿女。得益于德国良好的租房政策和对租户友好的法律，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Clauss一直租房生活。可近年来租金不断上涨，他开始想要拥有自己的房产。
在多个售楼点转了一圈后，Clauss发现，买房太难了。
市内的房型，大多数是一些penthouse(空中别墅或高层复式)，每平米售价3450欧元，买下的话需要 45万欧元。大部分中产难以负担。
想当年，德国房价在全世界是“神话般”的存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大涨大跌，几乎可以用“沉睡”来形容。可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批热钱流入，房价一路上涨，2013 年德国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相较于2007年几乎翻倍。
不过，尽管房价一直看涨，德国政府始终坚持房地产行业的福利属性，楼市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泡沫。
但对于以前过惯了好日子的德国人来说，现在并不容易适应不断上涨的房价和房租。看到市内一座座大房子被外地的富豪买走，他们却为了节省开支，越搬越远，很多人感觉一下子被落下了。
无忧的贵族
当中产们忧心忡忡时，世袭贵族冯先生悠闲地前往他的秘密基地——一座300公顷的私人森林。
不同于Gröner的忙碌，冯先生活得轻松自在，时而在森林里溜达、打猎，时而在充满贵族遗风的房子里品酒、欣赏艺术品。
虽然财产多到自己都数不清，冯先生还是要工作的——帮助同一阶层的人打理家族财富。
冯先生拥有一支专业的金融团队，他们开发了一套精密的算法，把全世界当成一个“金融政策超市”，去各地采购对自己最有益的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规，选择回报率最佳的投资组合。投资对象包括地产、森林、知名企业的股权等。这类操作风险很高、难度大，但与之对应的高收益，是一般银行理财远远不能企及的。
将家族的财富传承下去，是冯先生最重要的使命。对于大众关注的收入差距问题，他认为，经济不平等是经济体系所希望的，且不可避免：
“如果一个人继承了家族的企业，并且运转良好，他赚得肯定比一个雇员多。”
不平等的争论
可以说，通过三方观点，这部纪录片呈现了一个古老的争论：如何看待贫富差距？
冯先生和Gröner是富裕阶层的代表，在二人看来，他们的财富积累，要么是爹妈给的，要么是辛苦打拼而来，中间没有特权，没有腐败，合法合规，何错之有？所以，贫富差距，跟人的能力、水平差距一样，是最正常的现象，不能因为消费水平、出身境遇的差异，就否认它存在的合理性。
确实，在一个正常社会里，财富的世袭传承，不同职业的收入差距，是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也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的必然结果。这种差别是消灭不了，也是不应该消灭的。否则就沦入“打土豪”式的运动或“大锅饭”的分配机制，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倒退和文明的灾难。
何况，经济学上的“下渗理论”认为：富人财富的增加，所进行的投资和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可以为全社会带来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正所谓“水涨船高”，给予富人的资源，最终会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其他群体中，令每一个人受益。
道理虽如此，但很多像Clauss这样的中产认为，富豪越来越有钱，可普通人享受到的“向下渗透”的好处，越来越少。
尤其2008年金融风暴后，这种落差感更加明显。
德国之声另一部纪录片《富人是怎样越来越富的》里提到，金融危机后，为了救市，欧洲央行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降低利率，大批热钱入市。
本来就占据财富优势的富人，通过低利率的贷款，购买股票，投资地产，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
普通人却为极低的银行利息倍感糟心：储蓄和保险无法增值，还会亏损。
而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更加剧了中产们的脆弱。作为西门子公司的资深工程师，Clauss工作9年，本以为会一直干到退休。公司前不久宣布喜讯，集团利润突破60亿大关。但Clauss所在的工厂因为效率不佳，可能会被关掉。他为此愁眉不展，担心自己会失业，分分钟滑落到下一阶层。
同样的不安感笼罩着很多德国中产。可能在我们看来，这有点矫情。毕竟在欧盟国家中，德国经济一直比较稳定，失业率最低，还有完善的养老保障，贫富差距程度也不是最严重的，相比于其他国家，他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但正如《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到的一样，富裕国家中，人们之所以感到不平等的威胁，并不因为一个人的实际收入，而是因为他所处的社会阶层，即他在与别人比较时所处的位置。
物质财富的差距，必然伴随着社会地位的差距，导致阶层的分化。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越高，向下的社会歧视也会越强，人们就越需要通过显示对下一阶层的优越感，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活在“社会评价威胁”之中，害怕自己阶层降级，从此身份倒置，低人一等，再难有出头之日。
然而，这样的“地位焦虑”，并不能引发其他阶层的共鸣。反而部分观点认为，这种痛苦的存在有积极性的一面：人们为了改善境遇，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从而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反之，如果社会政策让收入趋向平等，那将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富人因为高税负而不愿意投资，穷人因为高福利而丧失进取心，经济因而衰退。
但这套说法，很难抚慰中产和底层民众心中日益累加的不满。他们担心，富人凭借优势地位占据了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机会，而普通人向上流动越来越困难。
纪录片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警告说，
“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不试着去制定一份新的社会契约，那些被现代经济体制伤害的大多数，将会反抗的。”
然而，这一立足于道德和政治上的担忧，没有办法转化为有数据支撑的、毫无疑问、可以论证的因果关系，也就无法取得共识。
所以，可以看到，欧洲国家时常为给富人减税还是加税而争吵不休。
为了谋求共识，一部分学者转变思路，想要重新探究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论文中提出，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导致社会总需求的疲软和消费意愿的下降，让经济增速放缓。
国际货币基金的研究得出相近结论：当最高端的20%（富人）在总体收入中的所占比例增加，经济发展将在中期内出现滑坡。
但这些研究的方法论和数据基础，受到了业界的不同批判。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能一锤定音的结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做。欧洲很多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最低工资，加强收入的税收减免，来提高普通人的收入和竞争力。
显然，这些措施，目前无法阻止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世界是不是只能如此？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这一问题都不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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