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批评学生“不讲理”，不如和学生一起“讲理”
作者：周春梅，文章选自其作品集《一间辽阔的教室》
同事的孩子姜读初三，是个沉默寡言的男孩。同学曾开玩笑说，如果说“沉默是金”，那姜一定是他们班纯度最高的“金”。姜不爱说话，却有想法，能实干，为人正直，在班上很有威望，曾以全票当选班长。文如其人，他的文字多为朴素的叙述与平实的说明，清通简洁。
这样的文风，在考试中却很难得到老师的青睐。看一看作文题，就能明白原因：“让心开花”“倾听心底的声音”“从未如此阳光”……抒情气息浓郁的此类标题所暗示的文风，与这个朴实的少年格格不入。这类命题并非全无价值，但初中的写作教学，内容应更开放，风格应更多样，以便让不同性情的少年都有话说，培养学生全面的写作能力。
同事为了让儿子作文分有所提高，只好教他一点“技巧”，“以不变应万变”。姜曾参观盲校，盲童们用盲文笔写字时的敲击声，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感受到盲童们学习的艰难，同时也仿佛听到了他们叩击命运之门的铿锵鼓点，那声音敲击在他的耳中，更长久地停留在他心上。同事建议他完整地叙述过程，描写细节与感受，一篇《倾听心底的声音》就完成了。稍微更换一下关键词，就能贴到“开花”“阳光”等主题上去。姜很聪明，一点即通，几次考试下来，进步很大，虽不一定得高分，却能保证在中上。同事传给我一些此类作文的高分范文，则满纸花开，文远大于质，情远多于事，理则几无。
高中的写作偏重说理，我们常惊诧于学生的不讲理和滥抒情。知晓了这些细节后，才明白学生何以如此。最近读了徐贲谈公共说理的新书《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则更为我们的误入歧途、误人子弟而惶恐不安。
据徐贲介绍，美国的公共说理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一直持续到高等教育。对低龄学生，虽未明确提出“说理教育”，但一到五年级对“说理”都有具体的要求，如一年级为“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三年级则上升为“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等。
六年级（即初中一年级）开始，在小学基础上提出了“说理评估”的系统要求：一、判断论据是否恰当；二、如何准确引述；三、察辨缺乏论据支持的推理、说辞等。具体分为两个部分：辨析逻辑谬误和提防宣传。逻辑谬误有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等五种，宣传则有人云亦云、谩骂、恫吓等十种。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能力的培养，均借阅读中感性、具体的实例落到实处、细处，不断让学生讨论和加深印象。与小学一样，初中的说理教育循序渐进，如六年级的重点在于区分“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七年级时则提醒学生注意“成见”与“偏见”，八年级分析的不当推理和谬误论述更为复杂。
高中阶段的要求又有所提高，如九到十年级提出了“对方意识”——说理是“对话”而非“独语”，必须尊重与自己不同意见的说理对方，论辩时应全面准确，心平气和。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在高中的十一到十二年级，说理评估的对象是“公共文本”，如政府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公共部门的规章条例等。印成铅字的，甚至已被执行的公共文本，在道理上未必说得通，这就是反复进行的说理评估要告诉学生的基本道理。这样的教育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公民意识的意义，毋庸赘言。
徐贲强调，公共说理的能力不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习惯，而习惯需要从小培养，一旦错过形成期，即使后来有机会获得知识，也很难内化为习惯。他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初中三年，这个时期的孩子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能很快地吸纳知识并转化为习惯。反观我们的教育，小学、初中基本缺失说理教育，高中则是“为赋新词强说理”甚至“以抒情代说理”，其实质均为“不讲理”。
教育如农业，当顺时而作。我们懂得这样的常识，也能想象后果的可怕，在现实中却依然不作为甚至反作为。教师与其批评学生“不讲理”，整个社会“不讲理”，不如从点滴渐进的说理教育做起，从自己的课堂做起，从辨析一种逻辑谬误、质疑一个公共文本开始，与学生一起“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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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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