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芬兰，校长想不起教育局在做什么
在国内，学校与教育局是婆婆和媳妇的关系、是血肉相连的关系、是无法割舍的关系！
教育局对学校的管理属于事无巨细型，仿佛教育局各科室的工作业绩，是以给学校发了多少次报表、交了多少工作计划多少工作总结、发了多少次通知、去了几个回合督查、开了几次会议、组织了几次统考、调研了几次课堂、做了几轮教研、检查了几次卫生、过了几次安全检查、看了几次餐厅、管理过几次计划生育、查过几次财务账目、看过几次教师学历和职称、有过几次党建、妇联、工会要求、团委系统少先队系统下来几次等等的数量相挂钩的，这些数据越大，说明科室工作越有成效！
我是私立学校校长，感受没有公立学校校长深，公立学校校长每每谈起此事，都是满头大汗。更搞笑的是，某位优秀校长对此现象深恶痛绝，后来，恰恰他被提拔为教育局长，校长们算是松了口气，心想，这下离“解放”的日子不远了，那知这哥们儿上任后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因为他更熟悉学校，哪些地方让他不放心他就会发起没完没了的检查。
这样，各科室都会调皮地设计出各类检查来刷存在感，校长们各种“香菇、蓝瘦”、暗无天日的生活，就没有尽头了。
这就是国内现状与芬兰同行反复提及的“基于信任的管理”间存在的巨大反差！
芬兰的基础教育全球第一，按国内思维，想必教育局是功不可没的，所以这几天，无论与芬兰的校长、基础教育专家还是教育局官员会面时，我都试图探究同一个问题：芬兰的教育局如何实现对学校的管理。
在与Pispalan 小学校长Markku先生交流这个问题时，他幽默的反问，您是希望我很官方的回答呢还是希望我说真话？我说当然想听真话。他迟疑很久说：我真的想不起来，教育局在管理我们什么。
在与坦佩雷教育局国际教育处的官员交流这个问题时，他甚至尴尬的笑了，他说，我不知道教育局在如何管理学校，因为我不是局领导，但我大致了解，教育局通常一年可能派一个人去一次学校，也可能一年都没有去。
与做过25年小学校长、5年欧盟中小学校长协会主席的芬兰基础教育专家Eeva Penttila女士交流时，她说，教育局一般一年会派人去一次学校，目的是看看学校诸如课程设置等工作违不违法。如果学校不违法，教育局是没有权利调整校长的任何工作模式和状态的！
与赫尔辛基万塔国际学校校长Sanna Manner女士交流时，她的谈话内容应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Sanna Manner说，教育局只是管理校长的任命，而且校长一般都必须产生自本学校，因为校长必须熟悉本校课程设置特点和教师情况，基本不会“空降”（突然想起国内很多校长产自乡、镇党委书记，就哑然失笑）；同时教育局要负责学校的经费拨付。除此以外，她想不起教育局还在管理她们什么。
而校长要承担起学校的一切责任，这些工作的管理，完全来自教育局对校长的充分信任，而不是检查和约束。
万塔国际学校每年经费预算2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500万元，她要负责用这个经费保证484名学生、33名教师和5名教师助理的所有开支。
她要负责老师的聘用（不像国内归教育局掌管人事）、教师薪资的平衡(工资也不归教育局管理)、课程的设置以及学校的日常管理。
校长并不需要经常给教育局写报告，一年都可以不要，完全由校长自行管理学校。（想起冬天国内教育局办公室及各科室向学校校长及学校各对口机构催要各种总结、报告，以及各学校各部门紧急从网上下载文稿修修补补后发回教育局交差的火爆场面。）
由此看来，教育局确实把一切权利都下放到了学校和校长手里，理由只有一个：他们信任校长。
在芬兰，校长们确实想不起教育局到底在管理学校什么；
在国内，校长们却是想不起教育局到底不管理学校什么！
这就也许就是所谓的“国情不同”吧。
来源 | 领教•10月27日芬兰赫尔辛基·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