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应试教育
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理论讨论，通常是沉闷而无趣的。由于缺乏基本共识（例如是否存在应试教育、学生课业负担到底重不重等等），就出现了非常学术化的自说自话。认真的讨论需要超越文字游戏，需要对应试教育加以定义。
应试教育是一种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的不教，评价上唯分数、唯升学率，因此人格养成、个性发展、社会关怀乃至音体美等无法考试的内容被架空虚置，从而背离了教育树人、育人的内涵。
改革应试教育，是基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务。
文/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讨论应试教育，前提是如何看待当前基础教育的变化：有所改善还是继续恶化？笔者的结论是后者。所谓继续恶化，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变，变化是有的。由于强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消奥数竞争，改革小升初考试，小学的教育生态有所改善，择校、奥数、学科竞赛等正在隐蔽化；但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现实仍是应试教育一统天下。
应试教育仍然在强势发展，其外在指标直接反映为学生的课业负担、体质健康、熬夜指数。2012年PISA测试结果显示，上海在蝉联世界第一的同时，也获得了另一个“第一”——学生课业负担之重居全球之首。对比同为第一梯队的亚洲国家的情况，获得PISA第二的香港，学生每周作业时间约6个多小时，是上海的一半；分获PISA第四、第五的日本、韩国，每周作业时间仅为上海的1/4~1/3。2015年12月，网易教育频道发布《全国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平均每天写作业3小时，是全球平均数的2倍、法国的3倍、日本的4倍、韩国的6倍。写作业到23点以后的学生比例，小学生为18.2%，初中生为46.3%，高中生为87.6%。又多又难的作业成为主要的“睡眠杀手”。
应试教育不仅强度越来越大，难度也越来越高，对熟练程度、解题速度的要求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对”，“刷题”已经成为学习、复习的代名词。由于现行高考只侧重对记忆力、解题技巧和速度的考核，很多高中教师甚至大学教师都难以应对高考；即便刚刚通过高考的大学生，再次参加高考也很难胜出。评价的扭曲使得“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已经成为一种正式评价，而在十年前这一说法刚出现时只是一个笑谈。应试教育“做大做强”的趋势，突出表现为“超级中学”的崛起，曾经显赫的“县一中”现象已经消失，衡水中学那样极端的模式正在走向全国。
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高效课堂”乘新课改之势风靡全国。提高学业成绩对于大多数学校十分重要，“高效课堂”所主张的学生自学、小组合作学习，对于改变“满堂灌”、教师中心的现状具有积极价值；但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它对教学效率和课堂的偏重，并未能超越应试评价，凸显的是一种新的工具化价值。
例如，作为高效课堂的典范，山东一所著名农村中学进行了课堂改革，学业成就在全县名列前茅，具备了超越应试评价的条件；但是，它至今仍止步于课堂，醉心于教学模式的花样翻新，提出“无师课堂”这样的新概念。这并非个别现象。许多技艺高强的课改名师、名校，着力点是知识点，兴奋点是分数，缺乏对改革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关注，更缺乏对人生和社会的关注，诸如体育、公民素养、社会适应性、社区生活等关怀基本是缺失的，模糊了对好的教育的追求。
应试教育的最新形态，是在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生存，这种新形态常被称为教育创新。互联网+教育最显著的表现，是资本强势进入教育市场，教育培训成为资本逐利的火爆战场，并将更多教育资源不足地区的儿童裹挟进来。从2015年1月到10月，教育一级市场投融资共149个项目，融资金额达82.09亿元，比2014年提升56.2%。在五年的时间里，项目数和融资额分别翻了30倍和21倍。在A股上市公司中涉足教育行业的从2014年的几只股票发展为近30只股票。
对“中国式教学”和“超级中学”在应试上的显著“成效”，是需要认真辨析的。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主的应试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实行的是所谓的“直接性教学”。其指导思想不是来自儿童发展理论，而是建立在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的理论基础上；依据行为研究和如何达成有效训练的研究，控制学习者可以被测量和观察的行为，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其重要的概念是塑造、模仿、练习、回馈和强化。
与直接性教学相对的是具有建构性的生成性教学，是师生依据已有经验与现场互动的新信息逐渐生成、共同建构的教学过程，具有一定现场性和随机性。国外教学实验的结果显示，直接性教学对达成目标的实效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但它仅在语言教学等领域得以使用；相反，通过讨论、阅读、交流获得经验的学习过程和“低效课堂”才是主流。这是因为两者的教学目标完全不同。后者关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教学效果，不是知识点和“提分”，而是学会学习和合作、阅读习惯的养成、知识系统的构建、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等等。这就是不少中国的“学霸”在更重视研究能力的研究生阶段和职场却相形见绌的原因。
应试教育不仅是一种以重复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还有一套以统一教材、标准答案为依据并且唯分数的评价制度，从而形成一种大一统、高控制、高竞争的制度模式。在全国统一的高考、省级统一的学业水平考试之外，还有区县一级的统考统测；学校内部则有日测、周考、月考制度，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在全区、全年级和全班的排名；升学率和分数标准与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和工资直接挂钩。这种“高控制、高竞争”的制度模式，通过升学率评价实施对学校、教师、学生的捆绑和高压管理，教师和学生都在这架“巨无霸”级别的应试机器中超负荷地高速运转，完全没有来自家长、教师、学术和任何社会力量的制约。
今天的问题是，在我国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全民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应试教育为什么仍然强劲、难以改变？多年来，对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解释，主要是高考指挥棒、文化传统、独生子女政策、就业竞争等等。
就业竞争等其实主要是一种社会背景，并不会直接传递到义务教育领域。对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也似乎夸大了，因为在20世纪80—90年代，高考瓶颈比现在狭窄得多，但小学教育大致还是正常的。可见影响小学的主要是小升初，影响初中的主要是中考。在教育供求关系极大改善的背景下，对于基础教育环境继续恶化的原因，教育界将责任主要推向了家长，认为是家长望子成龙、出人头地的功利主义，导致学校减负、家长加负。
然而，这可能只是结果而非原因。
事实上，绝大多数城市家长对以考试和分数压迫孩子——尤其是小学生——的教育深恶痛绝，但投诉无门，反抗乏力，经济能力允许的就选择出国。
可见，家长的理性是大致健全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
如同中国社会的各类问题一样，解决这一病态现状的关键是政府行为。在经济领域，地方政府对GDP的竞争制造了经济奇迹，同时也极大地扭曲了经济秩序、破坏了自然环境；在教育领域，地方政府对教育GDP（升学率、北清率）的攀比和竞争是应试教育最主要、最根本的推动力。
山东省是少数悟出这一道理并身体力行加以改变的地区。他们意识到在分省定额的高考招生制度下，全省每年的招生数额和比例是确定的，各地市之间、学校之间不断升级的激烈竞争是一种无谓的内斗。他们形成了“整体裁军”的思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行为，整体降低省内应试竞争的水准和强度。2008年，山东省教育厅刮起“素质教育风暴”，严格规范学校行为，严厉禁止假期补课、延长学习时间等做法，使全体学生、老师和校长受益。当年山东省对高中校长所做的调查显示，认为妨碍素质教育的最主要因素是政府的教育政绩观的校长占比最高，达28.41%，而认为是家长观念的只占8.12%。这为我们改变应试教育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当然，实质性的教育改革牵涉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社会和市场等各个方面，不是学校和教师可以单独完成的，也不是政府发文、开会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地方政府改变应试评价，给学校松绑；需要通过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变革机制，自下而上地改善教育的品质、恢复学校的活力。制度变革、政策调整固然重要，但这一变革的前提是教育理念、教育价值的更新。制度和文化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应试教育体制本质上是传统教育文化、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的产物。今天谈改变应试教育、促进素质教育，不能不重视观念的革命，呼唤人文主义的价值，这也是当前的一个世界性潮流。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纲领》和最新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报告，《反思教育》鲜明地提出了人文主义的命题，认为面对世界新的挑战，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可持续的未来为共同责任”。“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美国宏观教育政策的转变，是教育文化转向的最新佐证。2015年12月，奥巴马签署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是对2002年小布什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重大改变，从严格强调学业成就、绩效评价重新回到低控制、低竞争的模式。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负面影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年度测评、达标评价的惩罚压力下，学校越来越重视统考科目的教学，而社会学习、美术、音乐、职教、体育和外语等不考的科目被削弱甚至被放弃；不少中小学延长学校上课时间，并且在放学后补课，缩减学生的休息时间，甚至取消了高年级学生午餐后的15分钟休息时间。
可见，采用应试评价的效果在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教育目标的冲突也发生在美国校园。2015年岁末，新泽西州格罗夫尔中学举行董事会，讨论是否要降低四、五年级的数学教学标准，因为来自亚洲的学霸让美国学生不堪压力，甚至患上心理疾病。美国家长主张让孩子“找回童年”，支持旨在培养“完整孩子”的教育。尽管亚裔和中国家长强烈反对，认为减压是一种反智，但校董会最终投票支持简化教学大纲。改革评价的行为也出现了。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提出了改革入学评价的动议：不再让ACT/SAT分数或拿几门AP课程成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要让他们更多关注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弗吉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已决定加入这一改革，降低标准化考试的比重，提高课外活动的比重，在申请文书中加入Caring的内容。
当代教育变革的另一重大背景是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创新。从事大规模在线教育的MOOCs、可汗学院、新型大学Minerva、实现个性化教学的微型学校Altschool以及Home schooling，都以促进个性发展、个性化学习、创造力、核心能力素养等为追求，创建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它们颠覆了19世纪的“教育工厂”模式，而不是用21世纪的技术去强化19世纪的教学。这显示了美国的教育创新具有人文主义价值基础，而不是完全由技术主义驱动的。
《反思教育》《每一个孩子成功法案》昭示的教育风向的转变，对人文主义资源十分稀薄的中国教育特别重要。今天，改变为考试、为分数、为升学的应试教育，需要重新认识人文主义的教育价值，奠定新一轮教育改革的价值基础，关注每一个儿童的健康发展和终身幸福。
2015年4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发表《人本主义教育宣言》，提出了促进教育人文化、多元化、社区化、生活化的主张。该宣言认为，要改变长期以来教育重理轻文、智育至上的价值，充实教育的人文内涵，使教育充满爱的情感和生命温度；要高度重视体育，使“健康第一”成为学校教育的现实；要通过阅读促进母语教育，奠定学生的精神底色，发展他们分析、表达、反思、鉴赏的能力；通过审美教育，安顿人心，涵养性情，提升生命质量；要传承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实行有根的教育，改变学校与社区和社会生活无关、成为“悬浮的孤岛”的状态等等。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一些教育探索正在打破“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通过跨学科的主题学习和实践教学贯通教学与教育，从课改走向了教改。在个性化、定制式服务等“高技术、高成本”的改革之外，以阅读推广、合作学习、改善师生关系、加强社区参与等为特点的“低技术、低成本”的教育改革也大有用武之地。众多体制外的“在家上学”、小微学校、华德福学校等，实践着全人教育、自由教育的理念。这些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昭示着中国教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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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教育文摘周报
摘自《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4期
图 | 花瓣网
责编 | 小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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