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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和校长要签“生死状”！一封校长匿名信被带到了两会代表身边......
校长的头随时会被达摩克利斯之剑穿顶、老师和校长要签“生死状”、老师为了看护学生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些诉说，来自一封校长写的匿名信，于他而言，学校教育的“不纯粹”，让教育者很难安心来办教育。
这封信一发表便备受关注，很多一线教育者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适逢两会，这封信也被带到了两位两会委员身边，对此问题，他们纷纷作出回应。
一封来自校长的匿名信
相信现在不只是我，不少校长都感到校长难做，因为学校教育“不纯粹”，校长很难安下心来办教育。
1、老师和校长都要签订“生死状”
在我们校长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一剑穿顶！这把剑就是校园安全事故。
一所学校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特别是小学发生校园安全事故，学校自然难辞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之咎，但近年来校园安全事故被社会无限放大渐成趋势，家长纠缠不放，教育行政部门给予一票否决。
现在学校对学生安全问题过于紧张，校长和局长、老师和校长都要签订“生死状”，甚至有些学校还和家长签订“生死状”，一些中小学甚至因此停止了田径运动会、春秋游活动等正常校内外活动，老师一下课就要冲到自己的课间、课后安全“包干区”，有时连上厕所、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对于学校安全管理边界的模糊和无限延伸，我十分无奈。一旦学生出现安全事故，不管校内校外，学校都要承担责任。
尽全力保护好学生安全是学校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能不能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公平公正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2、学校教育“不纯粹”
不久前，我们学校遇到过一位家长酒后到学校无理取闹，导致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无法得到保障。这类事件让学校如履薄冰、不堪重负。
事实上，不只校园安全，学校发展过程中，很多事情因为家庭、社会舆论的过度或不当参与，亦或是家庭、社会的责任缺位，让学校很难安心按教育教学规律做事。
一方面，家长角色的错位和越位让学校教育无所适从。
不少家长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家长，没有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学生成长的重要影响，既缺乏参与学校教育的意识，把孩子的教育责任一股脑儿全推给学校，又习惯于完全站在个人立场理解学校教育，稍不如意便横加指责、错位干预。
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干预也让学校不胜其扰，很多职能部门经常把很多非教育领域的事务性工作推进校园。
在舆论中，对学校办学更是谁都可以品头论足、指指点点。一种新的办学理念、一种创新性的教学实验想要落地，都得顶住排山倒海贴标签式批评指责，才能走上正途，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因家庭教育异化、学校教育神化、社会教育弱化而带来三者间的矛盾与边界冲突，越来越成为困扰学校教育的一大症结。
如何让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真正实现互补、共赢、共生，而不是相互冲突、撕裂，是不少一线教育管理者在新学期的老困惑。
——广东某校长
两会代表是怎样回应的呢？
家庭教育好了，
学校教育才能好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1、决定孩子命运的是父母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无疑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但现实中家庭教育却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由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是学校教育，父母更多关注的也是学校教育，忽视了他们自己的教育职责。父母才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
在朱永新看来，中国的父母大多没受过专门训练，在教育子女上难免会出错。一些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使家庭教育偏离了方向；也有一些父母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转而寄托于孩子来完成。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没有父母的成长，就没有孩子的成长。”朱永新分析说，通常孩子成长为优秀人才的背后，总能找到温馨和谐的家庭的影子。同样，个人形成不健全的人格，也可以从其家庭中找到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因素。
2、影响人一生的不是分数
然而，现实中不少父母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要孩子有高分就被看作是好孩子。只要成绩好，孩子提什么要求都答应，而对孩子出现品德低下等问题却不甚关注。
“这样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令人忧虑，家庭教育重要的任务是建筑人格长城。事实上，影响一个人终身发展的因素中，分数并不是最重要的，起着制约作用的是品德、品格，是做人的快乐，是受人欢迎、尊重，而不是知识学问。”朱永新说。
有研究发现，在学习型家庭中，父母与孩子是共同成长的，甚至是相互影响的。他们往往有一些成功的影响方式，如亲子共读、亲子通信、讲述成长故事等。朱永新建议，父母在培养儿童智力的同时，切不可忽视非智力能力的培养，应该使年轻一代具有远大的目标、广泛的兴趣、热烈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和独立的性格。
“应该让孩子有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的话，他即使考不上大学，也会有健康、幸福的人生。”朱永新说。
3、学校教育，必须借力家庭
我每年都要走访上百所学校，听许多老师讲述他们的故事。所有的老师几乎都无一例外讲到了家校合作问题。生命的成长，必须经历四个重要的场域，依次分别是：母亲的子宫、家庭、教室和职场。
家庭和教室是与学生生命关系最大的生命场。离开了母亲的子宫以后，儿童就生活在家庭里，在父母的影响与养育下成长。
到了学龄阶段，儿童来到了一个叫作学校的地方，在一个叫作教室的地方成长。教室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就是他们生活的家园。从此，白天在教室，晚上在家庭，上学在教室，放学在家庭。
教室离不开家庭，家庭也离不开教室。教室和家庭紧密相连。一间好的教室，一定会吸引父母的全力参与。父母的教育素养也直接导致家庭教育的品质，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的效果。
我经常跟很多老师讲，孩子来到你的教室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半成品了。他的人格特征，他的认知风格，他的行为习惯，他的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已经形成。
有一些孩子的基础已经很好，你只要继续呵护他，帮助他，给他更好的滋润，让他发展得更快。
有一些不是很理想，就需要你用心矫正，而这种矫正，有父母们的支持和帮助就一定会事半功倍，有时甚至需要矫正的正是父母。
因此，无论面对哪种类型的孩子，没有父母参与的教育，一定是残缺的教育，一定是不完全的教育。
家庭好了，教育才会好；父母好了，孩子才会好；家庭教育好了，学校教育就会轻松高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却管用的道理，需要我们全力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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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需伸出援手，
让教育者安心育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陶研会副会长顾久：
当校园欺凌、毒跑道等事件发生时，不少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常常觉得无奈，常有无力感甚至是委屈感。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顾久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给予教育部门必要的帮助，让教育者能够专心按教育规律育人。
出了问题为什么压力全在学校？对此，顾久说：“教育只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但现在却承担了其他社会领域的压力，被压得太扁了。”
顾久说：“人才选拔可以有多种方式，但现在社会选人用人的压力都转移到了教育部门，教育在很多家庭看来，成为改变命运的途径，受到了过多的关注。这使教育部门按教育规律运行的空间受到了挤压，一些该干的事都没法儿干了。”
“社会保障问题也是这样。”顾久说，“社会保障的压力使得很多家庭寄希望于通过教育谋求社保待遇，功利化的学习目标压缩着教育生长的空间。”
一线教育者的发声
一位中学老师：
家长，老师不是妈妈
我们老师在学校里常常会说：“每一个问题孩子背后就是一个问题家庭。”
在我自己的十几年教育工作中，我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孩子，无一例外后面都有着问题家长，问题家庭。现在社会的快速发展，整个大环境的浮躁，离异家庭、问题家庭愈来愈多，让问题孩子也如雨后春笋一样愈来愈多。
在我1999刚毕业走上教师岗位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段不太好的学校任教，有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
我遇到过一个女孩，她才刚刚读初二，人长得很漂亮，穿衣打扮却已经很性感，她很喜欢语文，文笔也非常好，我就让她做了我的语文课代表。
班主任却不喜欢她，我后来才知道她的家庭很特殊，她的妈妈和姐姐都是在KTV做小姐的。因为我喜欢她，从不会瞧不起她，她于是跟我很亲近，她跟我说：“我将来一定不会像我妈妈和姐姐那样，我想好好读书……”
但是，初二升初三的时候，她就辍学了，听说也是去做了小姐。我从此再没有见到过她，她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她的模样一直在我脑海中，异常清晰地记着……
我常常会想起这个女孩，会想起她跟我说的话，但是，我并不能改变她的人生，我只是一个教师。
是的，我只是老师，我不是妈妈。
学校从来就不是教育的诞生地，更不是教育的主导者——只有家庭才是！老师从来都不能负责孩子的全部教育，更不能掌舵孩子的成长航行——只有妈妈才能！
作为妈妈，既然把孩子养下来，你就要爱他，就要尽到母亲的职责，而不是不管不问，以工作忙等等理由为自己开脱，等到孩子出现了各种问题，又企望学校教育去解决。
有句话说得好，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母亲的素质决定了世界的未来。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实施的教育都是“显教育”，而更贴近教育本质、更具重要作用的“潜教育”却时常被我们忽略。
童年是“潜教育”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甚至能将他们所听到、见到的东西分毫不差地“复制”下来；而妈妈则是最好的“潜教育”大师，因为她们每天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她们的一言一行无不成为孩子的模仿对象。如果妈妈的言行是适当得体的，那么孩子必将受益匪浅。
所以，真正的教育专家不一定是拥有渊博学识、懂得很多育儿理论的人，但必须是最了解孩子、从心底深处爱孩子的人。常言说：“知子莫若母。”最了解孩子的人无疑是孩子的妈妈，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孩子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需要什么；从心底深处爱孩子的人当然也是妈妈……
所以，妈妈才是教育孩子的最佳人选，妈妈才是教育孩子最专业的专家！
教育局原局长：
学校的责任，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现在，全社会对教育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关注，但却出现了一种趋势：教育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由学校来承担。我并不是说学校不应该承担这些责任，而是说如果把责任全都推给学校，一是学校无法承担，二是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
2008年，我还在县教育局局长岗位上的时候，我们县是江汉平原上的血吸虫病疫区。当年全市要向省里申报“消灭血吸虫病急性感染市”，我们县也要配合控制急性感染的病例。
为了配合，各校都请了专家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讲课、宣传，并编印防治知识发给学生，要求学生带回家向家长宣传。我们还对此进行了检查，看各校的这些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可到了暑假，还是有1个学生到有钉螺的水域去游泳而发生急性感染，这样就影响了全市的申报进度。在暑假后的一次督办会上，市委书记针对有学生急性感染一事，在会上说这是教育局的责任，要处分这个县的教育局局长。
我当时真的感到愤愤不平。如果学校没有做工作，做得不扎实，则应该处分。但有螺水域不归教育局管啊！为什么不在疫区水域前立标志，或者派人守候水域？有螺水域管理不好的责任怎么能推到教育局头上？我认为，这是领导在工作中失误之后推卸责任的做法。
他们晚上睡不着觉，电话一响就提心吊胆。根据规定，学校不能代买学生意外伤害保险，但发生安全事故却要学校负全责。
特别是学校发生的死亡事故，家属会不由分说到学校大吵大闹，动辄上十人甚至几十人、上百人到学校打砸，殴打校长和教师。
维护秩序的是警察，警察也是人，为了息事宁人，有些警察便劝学校多赔几个钱算了——反正是公家的钱。
孩子出了事，谁的心里不痛！可赔偿没有法定的标准，谁闹得凶就赔得多。现在，演变到不在学校发生的，与学校没有一点关系的事故，家长也要找到学校折腾，要学校赔偿。
学校的责任问题，一直都困绕着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领导和学校校长。学校的责任有多大？应该有一个明晰的界定。我们说要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现在教育法有了，学校法也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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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永新、张晓冰等
来源 | 校长派
根据中国教育报、《做一个理性的教育者》等综编
责编 | 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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