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代工式教育”：从全球产业跨世纪变迁看中国教育转型 | 头条
当我们回顾今天的教育创新领域的时候，会发现“抛弃工业时代的教育思维”已经成为了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成就了当今的世界，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抛弃它呢？
今天我们选取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作者把教育体系的变革和当下中国两个非常有名的科技企业—— 富士康和华为联系在了一起 ，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我们的企业正在从“代工型（富士康）”转向“品牌型（华为）”，而我们的孩子职业生涯周期是在 2030 - 2070 年之间，那时候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代工式教育”的“产品”，而是具备独特气质与想象力的人才。
事实上，这样的转变在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强调合作、自由讨论、学生的感受。而这背后也是他们对于社会分工的重新思考。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开启大家对于未来的思考——父母对未来寄予何种期望，他们的孩子就有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个说法，人生有三大苦难、养娃、买房、装修。这三件事之所以成为苦难，一来是因为花钱花时间，二来是因为可选择的项目多，第三是做了决定很难从头再来。所以从人性来说，总是希望做出两全其美的选择。
比如说，很多家长都同意应试教育对于未来的工作事业是不够的，不过另一方面，上不了好大学也是一切免谈。没有第一步，哪里有二和三呢？那么，可以先集中精力应考，考上名校，到了大学再去自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是两全其美吗？呃，想得美，世间哪得双全法。
很多企业也觉得可以两全其美。一开始用比较简单的代工，然后慢慢转型成自有品牌。看似很理想，其实难于上青天。
从做过多年代工也做过几个品牌的个人经验来看，育儿和企业成长颇有共通之处，其实也就是吴军说的“基因论”。
在深圳，从梅林关驱车到梅观高速，远远就能看见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富士康—华为”。这个城市的标志物就是两个路径迥异的工业巨擘：富士康在西边，华为在东边。
而两个巨型企业代表的迥异的工业路径，一种是代工，一种是自有品牌，也可以视为孩子成长的两种路径，一种是表面安全但可能日渐枯竭的管道；另一种是一开始很不靠谱却将不断喷涌的源泉。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个很有趣的矛盾，不少在台企工作过的人会觉得台湾老板又苛刻又小气，然后去台湾旅行的人却会觉得当地人又友善又热情，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陆的台企多半做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制造。要做好代工，就得尽量压缩成本和时间，做到富士康所谓的“赤字接单，黑字出货”，接订单时计算成本为亏损，但生产流程走完却变成了盈利，这样就在能常年在别人根本不可能赚钱的订单里还能赚到钱。台企在这方面颇有独得之秘。
不过，因为要把代工做好，这个企业必须得塑造出控制成本/苛求服从的企业文化，这是个压力很大的过程，这个过程会给从业者烙上很难摆脱的“思想钢印”。
《三体》里提出了“思想钢印”的概念：
简单来说，就是打上某种思想的钢印的人，会永远坚持这个想法。比如一个人被打上了“水是有毒的”的钢印，那他就永远都不会喝水。
在代工这种商业模式中，生产商和消费者是脱节的，需要中间商来确定产品设计。那么最好的代工者一定会被烙上“寻找范例”和“害怕犯错”的思想钢印，这样才能保证高效率。
但是，假如要做自己的品牌，那么被迫面对无数面目模糊的潜在消费者，他们不可能提出什么确切的要求。那么从原有的“思想钢印”出发，只能寻找成功的品牌产品的设计，做下不侵犯版权的小改款，然后贴近成本打价格战，这样才能有一定的确定性，加工系统才能发挥最高效率。但是这种确定性却使得这种所谓的品牌变得毫无特色，最终商业上也不成功。
所以中国加工业虽然有很多巨大的公司，但是国内不管什么产品，成功的品牌却与之基本没有关系。
就以富士康为例，行外人也会觉得奇怪，从 PC 到手机，十几年来世界上大多数电子品牌都是他们代工的。那么，他们自己直产直销，不让中间商赚差价，不是很好吗？难道是他们看不上这种生意？
不是的。其实，FOXCOON 本身就是个创立多年的品牌，但是一直籍籍无名。即使富士康在 2016年 花费 35 亿美金获得夏普 66% 的股权后，也没有什么作为，只能通过大量的促销来增加夏普电视的销量。2017 年，夏普回归中国的 AQUOS S2 手机上市前三月仅卖出了 1 万部，只好又退出了。也就是说，史上最强大的电子业代工能力，并不能为向品牌的转型增添能力。
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马奇（Jim March）（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次管理大师调查中仅次于德鲁克，排名第二）认为，当我们大多数人做决定时，会遵循结果逻辑——哪种行动会产生最好的结果。但是，还有一种逻辑叫做恰当性逻辑——在类似情况下，像我这样的人会怎么做——你的决定立足于你是谁，或者你想成为谁。
也就是说，如果遵循结果逻辑，就是又卖的多又赚钱，这就和同行业者的目标一模一样，最后做出廉价平庸产品，最后竞争到胜利者也一无所获的境地。这也是代工企业的转型困境，他们只起到了管道的作用。
然而，如果能转而采用恰当性逻辑，也就是我想要做什么产品，为目标消费者提供什么价值，就有可能摆脱代工生涯的“思想钢印”，面对消费者回答出那个著名的北大南门保安的灵魂之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就需要本身就有涌现新设计和新技术的源泉。
然而，这两种逻辑是冲突的，要么给未来生成更多可能性，要么现在就有敏捷高效的系统，两者之间必有取舍。这种取舍非常之难，只能依靠企业初创时的”思想钢印”来做出自动抉择。
应试教育经常被吐槽为“工业化教育”。不过确实一直都在改善中。但是不管学习技术怎么提高，如果还是以考试为最后标准的话，那么只能成为“代工式教育”，而这种“代工式教育”的过程则会给学习者烙上某种“思想钢印”，对将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制约。
正如代工商期待可以得到客户的有确定性的设计图稿和目标价格和交货期，应试教育的学习者也期待有一套标准的、任务内容明确的（也就是有标准答案的）教学大纲，有严格分时段的日常考核体系（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和最终考核体系（高考）。所以，在这种体系下，好的学习者的最重要素质就是最短时间内完成制定的任务，而且不要出错。
隔一段就有人说一些听起来很冷静的话，比如美国的教育其实是社会分层的工具啦，他们的名校好学生也很辛苦啦。当然都没错。
不过，我感觉如果类比到工作中，有两种辛苦，那就是设计师的辛苦和流水线工人的辛苦。而类比到商业上，也有两种成功，那就是代工商的成功和品牌商的成功。
随着竞争的加剧，代工业很难提供什么创新，那么要保持竞争力，只有两种选择：加长工作时间，或者降低工资。
降低工资是很难的，所以如果在制造业工作的话，就会理解到加班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加班，就很难赚到工人需要的足够的钱。所以如果一个工厂的订单没多到能让工人经常加班，那么就很难保证工人的稳定性。所以富士康的加班时间长，对于工人来说既是缺点却也是优点。
这也是为何当学校或国家要求减负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很有意见。他们希望能多用时间再学习上。然而，一个人的一天时间是有价值的。假如通过多投入两个小时来获得 5 分，那么就等于是一种时间上的价格战，或者是通过加班来获得更高收入（成绩）。
而且，这种强应试教育竞争和代工是很像的。在内容和答案是确定的情况下，能够在越短的时间内做越多的练习，并不断提高正确率，当然是越好。但是这种汲取讲究学习时间投入的性价比的学习者，就自然对于犯错或者没有回报的可能带来了可能持续终身的极度厌恶。
因为按照这种逻辑，独立创新和另辟蹊径都是绝对的傻瓜行为。这样，代工型学习的“思想钢印”会被不断强化，直到大学或毕业后遇到新的环境。
对于深圳的另外一家工业巨头华为，现在大家都下意识地觉得这家企业肯定越来越好，也同意华为有这么一天，是因为长期技术投入的缘故。但是反过来想，这种投入至少在早期其实是有很大风险的。
因为这样的人才投入既大又不可控，而且没有确定的顾客会为这样的投入买单（从不如多添置几条生产线或多雇佣一些工人）。因为要做研发，就需要从失败/错误/误判和实验中学习，但失败会让你暴露在风险之中。
然而，华为既然很早就选择了这个方向，那么也就有了他们的“思想钢印”，即使在不确定性更强的早期也敢于投入追求科技和高端人才。
早在 1992 年华为就开始在名牌大学设立奖学金，大手笔招揽理工科人才。据说华为 1999 年在高校招聘会上放出豪言：“工科硕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当时有个传说，典型的知识分子读物《读书》全国最大的销售点在哪里呢？据说就是华为门口的那个报刊亭。
所以反讽地，用郭台铭的一句话来描述华为的这种基因反而更合适：“阿里山上的神木之所以大，4000 年前种子掉到土里时就决定了，绝不是 4000 年后才知道。”
代工是一种管道，这头进来订单要求，那头出来货款，只要管道足够通畅就行了。品牌（不管依靠研发还是设计）都是一种源泉，可能会经常挖不到水源，但是挖到了就可以自己源源不断涌出。如此说来，管道其实也有它的优点，一直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
喝可乐一时爽，一直喝可乐一直爽。可是，你能一直喝吗？
能从和苹果的生意中赚到钱的唯一方式，就是想出如何能让生产更有效率，或者更省成本，一家参与 iPad 生产的公司主管说，“然后第二年他们会来续约，但是要求将出厂价降低百分之十。”（《纽约时报 /苹果经济学》）
以现在的制造业水平而言，只要产品设计好，把模具开好，那么不管是机械臂或珠三角的蓝领工人来操作就可以了。所以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设计，整个成本则可以无限降低，逼近到材料成本。那么人的劳动在其中的工作价值就越来越低了。
中金公司曾经拆解计算过一部 iPhone X 的生产成本，大约为 417 美元。其中，属于组装的只有 4.2 美元——这笔微薄的代工费是众矢之的，却也是制造业的基石。
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说，第一反应就是候鸟一般尽可能迁移到劳动力越来越便宜的地方，第二就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也就是富士康所谓的“熄灯工厂”。
但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大多数从业人员，他们的存在就变得没有价值了。因为在没有独特性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工资水平之间的竞争而已。所以不仅仅在于愿不愿意做，还在于你的成本必须足够低，才有机会。
记得我 2004 年的时候去过西班牙的一个工业区，在鞋厂门口看到密密麻麻的汽车，当地朋友跟我解释说，这是工厂工人的汽车。然后回来福建的鞋厂，看到的当然是密密麻麻的自行车。在那种收入差距下，代工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西班牙人就是很愿意去鞋厂工作，可是工资水平就决定了他们在这类产业上没有什么竞争力。不过，2004 年中国平均工资水平是 1335 元左右。如今呢？
同样地，如果现在孩子长大后要有价值，那么就得有比机器人有价值的地方。
美国宇航局在 1965 年的一份报告说到：人类是一种成本最低、重量仅为 68 公斤、非线性的全能计算系统，哪怕是技术娴熟的也可以大量生产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笑话是，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那可比全能计算系统低了一档。如果你真的成为复读机，也就是人云亦云，人行亦行，当然是可以少犯错节约时间，但是你的言和行就几乎没有价值了呀。
那么，如何具有不是趋向于 0 而是越来越贵的能力呢？那就得挣脱代工时代的“思想钢印”。否则的话，你这个复读机面对着几亿其他复读机，能有什么价值呢？只是个把学校老师教的内容高效地转换到试卷上的管道而已，而不是新思想新创意的源泉。这种无限可复制性，就意味着无限的贬值可能。
最近有本很红的书《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里面有个视角我觉得很赞，就是假设父母基本上知晓不同教养方式的利弊，在这一前提下，做出他们认为的对自己也对自己所关心的孩子的最优决策，父母总是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
换言之，父母试图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为他们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准备。父母对孩子的未来寄予何种期望和抱负，他们就会如何行动。
从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们想法子顺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做各种教育改革，也许有些做法能顺应成功，也许有些做法不太成功，这本质上是出于一种经济理性，而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白左矫情，非得作死。
我们会下意识地觉得，好好刷题考试不是更公平吗？学生努力得到好成绩不就行了吗？其实不是的，那是因为我们这三十年其实是个后起的工业发展阶段而已。这个阶段会给我们大家看不见的“思想钢印”。
90% 的中国和俄罗斯受访者称颂勤奋，而只有 15% 的俄罗斯人（比意大利得分低）和 23% 的中国人青睐想象力。低于 30% 的德国父母们赞赏勤奋的价值观。这与我们认为德国人努力勤勉的刻板印象大不相同。
回头看，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除极少数特例外，工业化国家的学校主要是“垂直化”专断型教学模式。小学课堂中学生是不能说话的。学生要认真听讲，而教学成功与否用小学生能否死记硬背老师说过的话来衡量。
比如说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英国的教学方式很自由化，可是据乔治·奥威尔的回忆，他受到的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中小学教育中充斥了以死记硬背知识点应对考试的做法。
“我们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过——哪怕只有一本——希腊或拉丁作家的作品，我们只读一些短片段，它们所以被挑选出来，是因为它们可能被出成『即席翻译』的试题……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复习前几年的试卷上了，它们尽是些那种只要答一个名字或者一句引语就行了的蠢问题。”
他的抱怨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呢？
只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工业化国家中对教学方法开始改革，强调合作、自由讨论和孩子的感受，才逐渐成为教学任务的核心。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其实就和我们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是一种代工型的教学和考核。这个也很符合理性，因为这和家长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感受的运行逻辑是一样的。
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学校系统围绕评估和利益攸关的考试而变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孩子的生活为各种模拟考所占据，这些模拟考的目的是使他们为真正的考试做好准备。这场考试的成功是生活之福；失败则是永久之咒。
因此，毫无疑问，关爱孩子的家长执着于让孩子努力学习来获得成功。在高考中取得高分值得牺牲其他方面的优良素质，比如想象力和独立性。
但是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孩子的教育是未来的社会准备的。也就是说，教育和即时的工作不一样，其效果在当下看不出来，而和对未来的想象是否契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模式从模仿和生产已有的技术转型为更多地依赖创新创造，那么想象力和独立性这些价值对学生来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代工类型的竞争中，反正客人一定得找某个工厂代工，所以只要能在性价比方面胜过其他厂商就可能获得订单。有个笑话描述了这种竞争的典型：
但是，在品牌商的竞争中，如果没有独特气质和独具创意的产品，是很难在市场上有所突破。就像吃饱已经不成问题，那么餐厅的口味和环境成为能在市场存在的核心。如果没有特点没有创新，顾客就不买呗，你比整个工业区的厂商都便宜也没用。那么，需要的就是性价比之外的软技能。
假如现在有人想要创业，建立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和东南亚甚至埃塞俄比亚的廉价工人竞争，或者和无眠无休却日渐能干的工业机器人竞争，窃以为不智。
同样，现在的孩子的职业生涯大概是在 2030~2070 年之间。那时的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或者对于及家长来说，父母对孩子将会生活其中的的未来世界寄予何种期望和抱负，并且如何因此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为他们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准备？这个大可值得探讨。
但是正如托德·罗斯教授在《平均的终结》中所说，我们不能再试图将孩子们培养成“我们自己的更好版本”。期待他们成为源泉或管道，也许早早就需要做出抉择。
2594889720@qq.com
你可能感兴趣
来源 | 左思右想（ID：letter2dora）探月学院（ID: Moon_Shoot）
责编 | 芋圆
你的专属精品教育生活
Go to "Discover" > "Top Stories" > "W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