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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省空降“金融副省长”:密集任命背后,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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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蔡东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他并不是个案,而是今年任命的第6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如今,全国已有约一半的省级政府配备了“金融副省长”。
“金融副省长”,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外界给这一部分官员贴上一个群体标签——他们一般出自银行类金融机构或监管机构,在金融系统历练多年后,被地方委以重任。
随着近年来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中央如此密集布局传递了什么信号?这些空降的“金融副省长”有哪些特点?他们又将如何承担使命,搞活地方经济?

编 辑:鲁一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金融副省长”正成为各省市“标配”,成为政坛生力军。
 
自2018年起,除了在原有的常态化干部交流机制外,中央开始频繁从金融系统抽调高级干部“空降”省级政府,短短两年内,13位“金融副省长”亮相。
 
如今,全国已有16个省级政府(包括四大直辖市)配备了“金融副省长”,约占全国省份数量的一半。
 
16位“金融副省长”的5个特点
 
现任“金融副省长”一览表
 
值得注意的是,此表格中不含欧阳卫民,在2018年1月担任广东省副省长之前,他在央行系统工作了约20年,近期(10月24日)回归金融圈,履新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这16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的群体画像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金融履历丰富
 
细数工作履历,16位“金融副省长”都在金融系统历练十余年甚至三十余年,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


他们赴任地方之前,几乎均担任过五大行的副行长,或者在金融监管部门任职多年,其中3人来自中国证监会、13位来自央行或国有五大银行。这些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不少有跨行任职的经历,或担任过多地分行行长。而光大银行行长葛海蛟今年9月出任河北省副省长,开辟了股份行行长升任副省长的先河。


2. 地域上均衡布局
 
从近两年中央“配齐”“金融副省长”的路径来看,先是江浙和四个直辖市等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然后逐步向中西、东北、西南地区拓展,覆盖四川、辽宁、贵州等省,开始尝试啃“硬骨头”。
 
如今,既有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经济大省,要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有在辽宁、吉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担起金融助力东北振兴重任,还有在山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谋划崛起之势。
 
3.年轻化
 
和以往省级副职官员相比,这些“金融副省长”以“65后”居多,其中还有6名“70后”,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这在省级干部群体中并不多见。
 
目前,全国一共只有11位“70后”副省长,金融系统出身的就占了6席。1972年出生的重庆市副市长李波是年龄最小者,今年只有47岁。
 
4.高学历
 
从履历看,这些“金融副省长”普遍毕业于名校,拥有高学历,其中9人是经济学博士,甚至不乏海外名校毕业的亮眼“学霸”。
 
唯一的女性郭宁宁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波拥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哈佛大学法学院职业法律专业博士学位。还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两位曾经是大学教师。
江苏省副省长王江,曾于1992年-1999年担任山东经济学院财金系副主任、副教授;云南省副省长陈舜,曾于1988年-1991年担任云南财贸学院教师。



5.国际化
 
值得一提的是,有数名“金融副省长”曾有海外学习、工作经验。
吴清在上海财经大学读完本科之后,又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殷勇在获得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和企业管理双学士后,赴哈佛大学取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李云泽曾赴美参加美国银行跟岗培训。



此外,大多“金融副省长”具有丰富的国际经历。《中国新闻周刊》做了一个统计:
葛海蛟曾任农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后任农行悉尼分行海外高管;郭宁宁曾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和新加坡分行行长等职;殷勇更是曾任中国投资公司(新加坡)总经理,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供职多年。
 


随着中国在金融国际化领域的不断突围,拥有海外经验的金融系统人士任职地方,更利于地方政府扩大金融开放,开拓国际视野。
 
经济转型下的“救火队长”
 
“金融副省长”为何此时密集布局?


在2018年之前,金融系统官员到地方任职,大多在地市级政府,鲜有省级政府。此前,省级层面最有名的“金融省长”当属郭树清。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金融副省长”密集出现是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要求。其大背景则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随着近年来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全国来看,金融业内部的资金空转严重,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高企。地方层面,隐性债务不断膨胀,债券违约、P2P乱象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协调处置能力。在市场人士看来,这些问题亟待有专业能力和市场经验的金融专才参与处理。
 
舆论认为与其说“金融副省长”是中央对地方金融发展的加码,毋宁说其角色堪比“救火队长”。
 
这波副省长的密集任命可谓是顺势而为,尤其大多数是在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之后集中就位。此次会议明确提出:
从我国国情出发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


要坚持中央统一规则,压实地方监管责任,加强金融监管问责。


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会议召开5天后,交通银行副行长王江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由此拉开了金融系统官员密集出任副省长的序幕。


2018年以来,各地陆续挂牌地方金融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被赋予更高的监管权限和监管职能,地方需要懂金融的官员。
 
从这些“金融副省长”的履历和任职的省份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在金融领域的宏观战略部署,主要围绕三条线:
 
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视、不断趋紧的金融风险防控和以互联网金融为抓手的金融数字化、智慧化。
 
相比于其他省级官员,金融高官赴任省级干部,连接中央与地方,他们既要回应本省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同时又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推进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和金融改革。
 
让外界充满期待的“空降”
 
从金融系统高级干部“变身”地方大员,“金融副省长”的“空降”让地方充满期待。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高层的地方重要人事任命已愈加成熟,而且更加注重专业以及实操能力。较之于以前的政治官员相比,技术官员更容易在自己所熟悉所擅长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论是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有序化解债务风险,还是实现经济结构的腾笼换鸟,都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支持,而“金融副省长”一般特有金融资源协调能力。
 
关于明年形势的判断,经济学家魏杰的观点有很强的警醒意义:
明年仍然是还债的高峰期,必须要保证资金供给正常,否则债务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所谓的金融危机。


还要稳定金融秩序,稳定房地产产业,最近要解决金融地产化和地产金融化的问题。


明年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明年仍然是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一年。



金融杠杆是“双刃剑”:运用得好,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运用得不好,则可能引发金融风险。“金融副省长”可以凭借着自身强大的金融资源调动能力,有的放矢地拆解地方重大金融风险,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刚刚履新贵州省副省长不满一月的工商银行原副行长谭炯,于10月18日带队到上交所举办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引发债市较大反响。


不止是贵州,对于全国各省份而言,共同的难题显而易见:隐性债务规模不小,融资平台非标违约时有发生;无牌照金融活动涉众风险隐患大,事关社会稳定。谭炯的措施显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某种程度上,“金融副省长”的任职还能增加外界对所任职地方经济的关注和信心,尤其是“投资不过山海关”的东北。在东北,融资难是企业面临的难题,金融一直处于失血状态。
 
在今年7月30日,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张立林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他履新仅3个月,就出席了“金融助振兴—辽宁行动”主旨会议,并代表省政府分别与国开行、五大国有银行等8家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而从年初公布的各省银行不良贷款率看,吉林省不良率在全国最高,高达4.28%。在此背景下,蔡东“空降”吉林,“救火”的任务迫在眉睫。他的后续动作亦值得期待。
 
实际上,在16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中,除了金融事务,他们还分管商务、住建、国资等事务。目前已知的是,2016年11月任云南省副省长陈舜是唯一不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分管精准扶贫、教育、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等(来自云南省政府官网)。
 
在处置金融风险之余,金融技术性官员还要帮助地方融资、发展经济,其成绩可通过地方数据管窥一豹。
《新华日报》曾报道称,2015年底江苏启动金融系统和地方干部双向挂职工作。第一批103名挂职干部成绩明显:先后出台相关文件184个,引进金融机构127家,主导或协助融资4880亿元;帮助企业化解金融风险421次。此外,还推动27家企业主板上市、219家企业新三板上市。
 


结语
 
据报道,后续仍有四大行副行长有望赴任地方,金融系统为地方输送专业型官员的渠道将愈发畅通。
 
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金融副省长”如何在任期内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处置金融风险,搞活地方经济,给外界了诸多信心,但同时避免不作为、不敢为、只是镀金升职,这尚需更多时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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