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侯麦（Éric Rohmer，1920－2010）
纵观埃里克·侯麦近六十年的导演生涯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每一部影片几乎都在重现同一个电影母题——爱情。侯麦孜孜不倦地让他笔下的角色投身于电影空间中，一次又一次地彼此探索爱情中的自由意志、机遇与不朽，这是侯麦精心谱写的一首优雅隽永的爱情哲学变奏曲，也是他终其一生对于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今年正值法国电影新浪潮旗手埃里克·侯麦诞辰一百周年。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将于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月11日为深圳、广州两地影迷带来侯麦百年诞辰回顾展——人间爱情变奏曲（Éric Rohmer: Notes on Love），邀请观众共同回味这位爱情哲学大师曾给予我们的点滴智慧。若非彻底理性或笃信实体存在之人，多少都会期盼或追寻奇迹的出现，哪怕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奇迹——例如侯麦电影中在落日没入地平线前那一抹青绿的余晖，仿佛就能化为一道永恒之光，投射至个人的生命之中——如主显一般神秘，为人类带来美好的希冀。“神秘，就是侯麦电影所表达的。”这是为法国《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撰写影评长达二十年的帕斯卡尔·博尼策（Pascal Bonitzer）对于侯麦作品整体气质的总结。侯麦的人生亦如其电影般莫测。自从他毅然执起书写电影评论的那支笔，他就始终在电影世界内外过着一种双重人生——在亲密的家人面前，他是勤勤恳恳执教一生的莫里斯·谢赫（Jean-Marie Maurice Schérer），而遨游在纷繁的电影世界中，他则化身为思索人间爱情哲学的大师级导演埃里克·侯麦。这种刻意制造的双重身份正如他在电影中将其个人内在性格与生活痕迹精心隐藏起来，于是电影与人皆散发出神秘与迷人的气息。谢赫属于文学，侯麦属于电影，二者分隔却又同时在场，聚合凝结成独属于埃里克·侯麦的光影世界。
侯麦在片场
1920年3月21日，莫里斯·谢赫出生于法国图勒一户天主教中产家庭，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并醉心于戏剧、古典语言、诗歌、小说、哲学、音乐、素描与绘画等文化与艺术形式，唯独对电影无甚涉猎。谢赫家两兄弟的梦想都是当上大学讲师，弟弟雷内·谢赫（René Schérer）于21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而莫里斯·谢赫却在屡次落榜后，心有不甘地开启了中学执教与小说创作之旅。但彼时的莫里斯·谢赫不曾预见自己笔耕不辍写就的短篇小说，竟会在后来成为他电影剧本的初始来源。直至27岁那年开始参加电影俱乐部的放映活动，并在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主持下的法国电影资料馆（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结识了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和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等年轻狂热的电影爱好者，谢赫对电影艺术的热情与批判精神才逐渐培养起来。
1978年，侯麦与特吕弗在《绿屋》（The Green Room）片场。
这一时期的莫里斯·谢赫开始尝试电影评论写作。首先发表于1948年的《电影：空间的艺术》（Le cinéma, art de l'espace）对当时即将被卷入“法国电影新浪潮”（La Nouvelle Vague）的一众青年导演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篇文章启发他们开始重视电影空间内场面调度的作用，“通过安排物体或人体在镜头空间里的移动，从而形成意义，”而不是仅仅关注视觉或是叙事。这一主张后来也被沿用到了他自己的电影里。谢赫随后发表的《论有声电影》（Pour un cinéma parlant）与《电影的古典时代》（L'âge classique du cinéma）也在后来成为了他电影哲学的重要标志：话语在电影中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在拍摄现代的同时找回古典主义的美感。自1950年开始，莫里斯·谢赫就不再使用本名进行电影相关的写作了，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埃里克·侯麦。这一化名的出处暂不可考，也许是取自他钟爱的英国侦探小说家萨克斯·侯麦（Sax Rohmer），或是曾与其父共事、研究英法百年战争的历史学家雷吉斯·侯麦（Regis Rohmer），但他本人坚称此名是他凭空想象的结果。
侯麦在《帕西法尔》（Perceval）片场
不论是著名电影刊物主编，还是侯麦后来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法国电影新浪潮大师，这些重要信息都不为其母亲所知。在笃信天主教义的母亲面前，侯麦是传授了一辈子古典文学的教师。他之所以将电影人生与私人家庭彻底分割，是他顾忌母亲会为导演这一“不正经”的艺术家职业而担忧，也是他终其一生对自己的创作冲动持怀疑态度的结果。侯麦早期撰写的电影评论文章就已体现出完整的结构体系和深度的理论思考，这种过人的能力使得他在1950年创办了《电影公报》（La Gazette du cinéma），并收编多位著名电影理论研究者作为合作伙伴，其中就包括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与亚历山大·阿斯楚克（Alexandre Astruc）。侯麦希望通过推动电影分析与写作以及电影俱乐部的放映交流活动，加深观众对于电影艺术的认知与理解能力。这段经历为他1957年接过巴赞衣钵，担任巴赞创办刊物《电影手册》的主编一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电影手册》新一代影评人在侯麦的鼓励下，不受陈规教条的束缚，能够自由地表达对影片的好恶及分析论述，哪怕是以文字论战的形式出现。当时许多年轻的法国电影工作者与影评人，正是通过侯麦引领的一次次不间断的观点创新与思想激战，并将激烈前卫的风格融入电影实践中，才最终掀起一股“法国电影新浪潮”。倘若没有考取失败的经历，侯麦或许就不会走上写作的道路，他那些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原型小说也许就不会存在，“侯麦”这个导演及其作品也会如同一缕消散的轻烟。雷内·谢赫认为哥哥“不论是写作还是拍电影，都有点反击的意味”，反击未能圆梦的挫折，并用文字治愈其伤口。幸好有文字，能让侯麦将他未能付诸讲坛上的智慧哲思融入《电影手册》及其电影作品当中并永世流传。1968年，欧洲经济上的疲软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学生与工人纷纷罢课罢工以示对法国政府的不满与抗议，电影界人士自然也不例外。法国电影新浪潮虽在早期主张“去政治化”的电影，但由于导演们对于“朗格卢瓦事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回应，因此新浪潮也就分化出不同派系——1968年2月，法国文化部密谋撤除朗格卢瓦在法国电影资料馆的馆长职务，并关闭电影资料馆。以特吕弗和戈达尔为首的电影人亲自投身到示威活动中，于当年5月占领戛纳电影宫与法国政府对抗，并开始将电影作为反对权威、声援革命的政治工具，将侯麦卸任后的《电影手册》作为挑战法国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
1968年5月18日，特吕弗、戈达尔、路易·马勒（Louis Malle）、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等导演带头冲击戛纳电影宫，导致当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暂停举办。
置身社会激荡的时代洪流之中，侯麦却是个不问时政的“局外人”，他用冷眼旁观着行业同仁们对于电影这门艺术形式的政治化。有不少人质疑侯麦有右倾倾向，但他坚持认为不论左倾或是右倾都意味着“赞同某些人、党派或政权的政治”，如此一来人们就失去了个体的自由。时刻保持独立思考、笃定自己早已选择的道路，也许这就是法国新浪潮领路人纷纷受挫或改变工作方式，唯独侯麦依然秉承新浪潮精神与气质的根本原因。因此侯麦不合时宜地坚持着自我——他的电影作品始终关注资产阶级男女的“风花雪月”，迷恋于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呈现和对角色情感的深入挖掘。侯麦传记的作者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说得没错，那些看不惯侯麦爱情电影的观众其实不明白，“爱似平常，但爱情中的自由意志、机遇、不朽等主题，却无一不关乎某种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从1950年代起，侯麦就开始尝试使用16毫米胶片拍摄剧情短片，小型的剧组基本上由侯麦的好友们组成——特吕弗、戈达尔、里维特和夏布洛尔一会儿是演员，一会儿又变成摄影、制片人、场监等。侯麦早期短片作品包括改编自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短篇小说的《贝蕾妮丝》（Bérénice），以及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小说的《克鲁采奏鸣曲》（La sonate à Kreutzer）。16毫米胶片的“实验性”拍摄、文学改编以及“熟人制作”等侯麦的标志性方法在他的早期影片中已初见端倪。
1956年，侯麦与戈达尔合作拍摄《克鲁采奏鸣曲》时的剧照。1952年，侯麦曾邀请戈达尔来他的电影剧组帮忙，没想到戈达尔当时正为自己实验电影的拍摄资金而发愁，就来到片场把侯麦的打字机给顺走了。
1962年5月，侯麦的首部长片《狮子星座》（The Sign of Leo）完整版上映，灵感来源于侯麦老友、法国编剧及导演保罗·杰高夫（Paul Gégauff）从花花公子变成流浪汉，最终又等来一大笔遗产的真实经历。侯麦采用的是让·鲁什（Jean Rouch）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拍摄手法，“将艺术作品不可或缺的严密引入到真实呈现的自由当中”。侯麦罕见地在影片中呈现了一个挨饿受冻的人物，这个懒散懈怠的人一直在走路，找一块遮风避雨处歇息，或是缝补鞋底，而影片结局却皆大欢喜得让人难以置信。因此《狮子星座》票房极其惨淡，在电影评论界也并不讨喜。
电影处女作的失利并没有挫败侯麦继续从事导演工作的勇气，反而激励他重新找回16毫米设备给他带来的朴实与自由。于是他开始构思一个“电影短篇故事”系列，其中就包含他与戈达尔在1952年合作的剧情短片《夏洛和牛排》（Presentation, or Charlotte and Her Steak），由戈达尔及其缪斯安娜·卡里娜（Anna Karina）主演。侯麦将这部十年前的默片拿出来配上声音并在院线发行后，收获了来自影视公司的放映版权资金，以及资助优秀电影计划的赞助，这两笔共计9000新法郎的收入终于能让侯麦开启他的下一部电影计划，即“六个道德故事”（Six Moral Tales）系列的第一部作品《面包店的女孩》（The Girl at the Monceau Bakery）。
《苏珊娜的故事》（Suzanne's Career）剧照
60、70年代展现爱与道德永恒博弈的“六个道德故事”剧本大都脱胎于侯麦早期写就的短篇小说，且它们在构思和主题上有着强烈的连贯性：当一个男人去追寻某位女人时，却遇到了另一位吸引其注意力的女人，一旦最初的女人再次出现，他就会毅然抛下后一位女人。然而这种处于危险边缘的情欲行为仅仅会发生在他们的脑海之中，而从不付诸身体之上。侯麦电影中的男男女女们彼此爱恨、追逐、妒忌、猜疑与复仇，几乎每个人物都呈现出言行不一的一致性格，他本人如此阐述“道德系列”对于人物的刻画：“‘道德’与心理学层面、而非社会学层面的风俗有关，这也就涉及对风俗的考量、对善恶的价值判断。我的电影并不企图提出一个道德标准，而是让观者自行得出符合自己的答案。”不仅如此，侯麦还在“六个道德故事”中呈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价值观。男主人公们傲慢地自述着他们极度自我矛盾的厌女情结，将女主人公们客体化与他者化，以证明他们自身的存在价值与优越性。与此同时，侯麦也通过“道德系列”赞颂了影片内外那些独立开放、果敢创新的女性角色与女性电影工作者们。
《午后之爱》（Chloe in the Afternoon）剧照
“道德系列”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为侯麦的导演之路带来了新的机遇。多年来深受日耳曼文化与艺术熏陶的侯麦深入研究了茂瑙（F. W. Murnau）电影中的造型表达：“通过对电影空间的掌控表现美，通过人物外在行为（动作、位移、身姿、手势和眼神）表现内在，化不可见为可见。”出于对德国历史小说与剧作的热衷，侯麦在三十年间将5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搬上了电影银幕，其中1976年改编自剧作家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所作“道德伦理小说”、探讨“主观清白，客观有罪”这一困境的《O侯爵夫人》（Die Marquise von O）错失了当年的戛纳金棕榈，而是最终摘得评审团大奖。拍摄历史 Stylised Literary Adaptations
《O侯爵夫人》剧照
在刻意营造剧场氛围的摄影棚中完成《O侯爵夫人》与《帕西法尔》的制作后，侯麦决定回归、甚至超越新浪潮时期的风格与品质。他于80年代创作出“喜剧与谚语”（Comedies and Proverbs）系列，“每部喜剧都伴有一则谚语，提供讽刺的道德说教。”侯麦将戏剧性隐藏在日常之中，因此人物也得以畅游嬉戏，不像“道德系列”的角色那般盛气凌人。侯麦在读过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的小说《绿光》（Le Rayon vert）之后，决定将这则神秘历险故事改编成电影，他将梦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让平凡却心怀浪漫理想的女孩目睹了代表着幸福的落日绿光，令她在最后那一刹邂逅了美丽的爱情。侯麦也凭借《绿光》（The Green Ray）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
《绿光》剧照
喜剧与谚语 Comedies and Proverbs进入90年代，以不同季节更迭喻人的“人间四季”（Tales of the Four Seasons）是侯麦的导演自由度达到最大化的一个系列。此时的侯麦已过古稀之年，但他依然能让春、冬、夏、秋散发出迷人的青春气息：《春天的故事》（A Spring Tale）中青春靓丽的钢琴女孩与独立知性的哲学老师在开满白花的大树下闲谈漫步；《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中念恋旧情、却抱憾错过的单身母亲决心用尽一生等候当年的挚爱；《夏天的故事》（A Summer Tale）中颜容英俊的阳光少年在充斥着比基尼的夏日沙滩上抑制不住内心的骚动；而在《秋天的故事》（An Autumn Tale）里步入中年、却抵不住情欲之痒的葡萄园主则竭力将她的爱意酿成醇酒。
《夏天的故事》剧照
人间四季 Tales of the Four Seasons从60年代起，侯麦的脊柱就开始侧凸变形，微小的椎骨骨裂为侯麦的背部带来巨大的痛楚，“身体仿佛被劈成两半，”身高也减少了至少20公分，不仅如此，脊柱侧凸还导致他难以呼吸，甚至偶尔会遭遇呼吸暂停。此外，侯麦在2001年10月接受了腹部主动脉肿瘤手术，因为一处肥厚的畸形血管已经对他的生命构成了威胁，他在术后仅仅休养了三个月就再次拾起了工作。2001至2010这十年间，侯麦饱受病痛的折磨，工作是他驱散痛苦的唯一途径——侯麦在此期间坚持执导了3部历史题材的电影《英国贵妇与法国公爵》（The Lady and the Duke）、《三重间谍》（Triple Agent）与《阿斯特蕾和塞拉多的爱情》（Romance of Astrea and Celadon）以及一些短片。他在自己生命最后的三年中写作了以下内容，其一是为他多年的合作伙伴弗朗索瓦·埃切加雷（Françoise Etchegaray）编写剧本，另一部则是研究塞居尔伯爵夫人（Comtesse de Ségur）文学风格以及叙述她对侯麦本人影响的专著。
法语原版《侯麦传》（Éric Rohmer biographie）封面2009年12月31日，侯麦在两次突发脑溢血后陷入昏迷，他被立即转到重症监护室。此时，侯麦双重人生中的两个家庭终于同时出现在他的病榻前，一个是谢赫一家，是他有血缘关系的家属，另一个是侯麦一家，是他六十年导演生涯中最忠实、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弗朗索瓦·埃切加雷当时猜想，“这两个平行的世界一定让他们很痛苦，因为他们会感觉被导演侯麦的生活排除在外，一方面近乎感觉不被尊重，一方面却又感到十分正常。但在死亡面前，他们重新拥有了他的全部。”2010年1月7日，侯麦再次陷入昏迷，从此就再也没有醒来。直到1月11日清晨，他与世长辞，享年89岁。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如此评价侯麦的作品，“侯麦的电影其实往往是人生自然不过的东西，那是每个人心里都会存在、真正属于个人化世界中的生活细节。其中的智慧、幽默、浪漫，甚至是对人生的向往、追求，对人性中自私、愚昧的调侃，都在那些看似空泛的语言下传递给观众。”尽管侯麦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但他留给世人的伟大遗产却依然隽永，依然以其平凡却智慧的真理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人。1、《侯麦传》，作者：安托万·德·巴克，诺尔·艾柏，译者：范加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年份：20202、《也许并没有故事：埃里克·侯麦和他的电影》，作者：帕斯卡尔·博尼策，译者：何家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年份：20083、菱形影业官网，https://filmsdulosange.com/本次展映具体片单及排期将于明日公布，敬请关注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后续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