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后回顾 | 消费主义，无远弗届
主持：钟秋梦，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节目与宣传推广经理。
Cosima：大家好！感谢有这次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两部电影。我如今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得以在网络上见面，这很难得。我很希望可以亲身到达现场，但如今确实困难。
龙淼渊：Cosima，好久不见！
Cosima：2013、2014年，我们在深圳拍摄了《电子垃圾漂流记》其中一部分，一起去了电子产品商城。时光飞逝，我感觉这还是去年的事情，那一次拍摄很难忘。
龙淼渊：2013年我们一起拍了这个片子，在2014年的时候，我在深圳艺穗影展策划了一个关于“消费主义”的单元。今天，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重映了这两部片子，作为库布里克书店最后一天的放映，这里亦是深圳具有文化特色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主持：导演可否简单介绍一下《电子垃圾漂流记》在深圳部分的制作情况？为了制作这部影片，你去了很多国家和地方，同时也想请导演介绍一下这部影片的制作背景。
Cosima：我想先往后退一步谈谈《灯泡阴谋》，这部影片跟《电子垃圾漂流记》是相关联的。我先拍了《灯泡阴谋》，阐释了“计划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为什么要缩短产品的寿命。为了振兴经济，不停生产，这也不是长远之计。我们想让观众看到这个计划的失败，影片最后部分拍摄于加纳的垃圾场，看到了孩子们在那里回收电子垃圾。人们不禁会想，这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回收工厂和设备，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国际共识。然而，这些电子垃圾不仅仅只去了加纳，也去了中国、菲律宾、印度等其他国家。所以，电子垃圾是怎么漂流到这些地方的？
此后，我们回到西班牙开始筹备第二部片子《电子垃圾漂流记》的制作，以此来回答电子垃圾是如何漂流的这个问题。总体来说，这是一个调查，亦是一个旅行纪录片（travelogue），因为这些电子垃圾是在“旅行”的。那么，这些电子垃圾是如何流转到那些地方的？很多产品从这头（第三世界国家）运输过来，电子垃圾则从同一条路径运回去。
载满电子产品的货柜从中国运到欧洲，但肯定不想空载而回，不然也是一种资源浪费，所以这些货柜就装满电子垃圾再返回。所有东西都在“旅行”，然而有些东西也许本并不该去那么多地方。如果你跟随这个纪录片，你可以看清这些路线，以及了解为什么这部影片要走遍全球去拍摄。
活动海报以及票根
Cosima：可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都认为欧洲有回收循环利用的概念和有先进的设备，第三世界国家像加纳则需要徒手去分解和回收垃圾，在中国亦是如此。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家，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为这个情况感到担忧，并在做出一些努力，包括中国，有人议论这个议题，有人着手调查，都希望这个这个系统可以更加透明化。
每个地方的拍摄都很重要。到中国拍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里得到了你们的帮助。因为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确实很难获得去这些地方拍摄的许可。
观众：在中国和非洲等国家，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主持：影片有一部分是在深圳拍摄的，我想先请龙导先简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龙淼渊：片子提及了华强北，毋庸置疑，这是全亚洲最大的电子市场。我们的采访对象，Ian （伊恩）是一个外国工程师，专门做电子产品的测评。因为他在华强北拍了一个小视频分享到网络上，最后被禁止进入商城拍摄。后来，我们跟导演去拍摄的时候，使用了一些隐藏的设备，也带了大的机器。这些都是商业场所，拍摄的话当然保安一定会过来阻拦。我就只能随机应变，跟保安说，我们是学生，这是刚买的机器，想来测试一下。当有人过来阻止的时候，我就把卡换掉。在拍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各种情况。
贵屿是最大拆卸电子垃圾的地方，这部分则由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赖芸协助。Cosima独自一人来到中国拍摄，个中原因可想而知。在中国要想做真正调查类的纪录片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国内也有导演拍摄这种类型和议题，但暂时还没有去到逻辑论证以及理性调查的层面，更多还是停留在感性层面，这也没有办法。
所以，有所谓的公民记者还是很有必要的。
Cosima：摄影器材技术的改进也是有帮助的，以前我们都使用很大、笨重的摄影机。在制造了很多电子垃圾同时，我们现在用的手机还是可以进行简单拍摄的。就像我去电子产品市场，我就用手机拍摄。这样就简单多了。
龙淼渊：2014年，在深圳艺穗影展除了放映这两部片子之外，还放了一个艺术影像作品“Logistics Project”。作品是由两位瑞典艺术家朋友(Erika Magnusson & Daniel Andersson)从斯特哥尔摩的港口，乘坐马士基（Maersk）的货轮，一路拍摄，寻找电子产品的源头。
前几年，关于我们的日常用品，包括这些电子产品是怎么来的，与消费主义相关的议题引起了很多讨论。艺术家买了一个计步器，从我们日常能接触到的一个物品去寻找这个源头。最后发现计步器的产地就在深圳松岗。他们的影像作品时长达30多天（注：作品完成后在斯特哥尔摩当地图书馆外的屏幕上完整放映，在艺穗影展放映的是短片版本）。从电影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很有趣的。
当时，这样的放映安排亦是作为互文。这部《电子垃圾漂流记》对于整个产业链条进行了调查，所谓的全球化是否令生活更便捷，但便捷之后的代价是什么？以电影的形式来做一个反思。
主持：其实，这两部影片都是导演比较早期的作品了，导演如今的新项目，例如《时间盗贼》（Time Thieves）是否与之前片子探讨的话题有关联？可否请导演谈谈？
Cosima：现在我们经常讨论与科技相关的议题，讲人们沉迷科技的生活，探讨科技如何控制着我们，同时让我们承受着一些痛苦。用来表示时间的时钟是很机械的，是人造的，是一个机器，用来安排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虽然它也仅仅是个机器而已。时间也总被认为需要高效。如果一段时间里没有产出什么，时间就变得不值得。
时间对社会来说有很多好处，例如时间让我们相遇，如今深圳是几点，巴塞罗那是几点，这可以让我们一起做些事情。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关联。
主持：导演的几部影片探索的都是非常宏观的问题，但又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让大家去思考如今所处的环境和生活。
Cosima：我不清楚深圳的情况如何。在欧洲，比如你要去机场，你可以自行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现在，你可以用电脑干很多事情，比如你也不必去办公室或者商店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必亲自去干很多事情了。以往，这些都是服务员的工作，例如送餐，如今我们只需要在机器上按键就可以下单。消费者要为自助服务买单，除了让自己花更多时间进行操作，同时也让很多人丢了工作。
龙淼渊：刚去世的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他的博士论文《技术与时间》这三卷书很值得读一读。今天放映的两部影片可以引申出很多复杂及庞大的议题，可以很微观，也可以很宏观。
Cosima：我们都应该思考一下这个情况，如何看待时间以及被其控制。使用机器代替人类的工作，或者这样更省钱。
但如果我们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节省金钱和时间，或许我们应该抗争一下：不，我想去一个可以与人交流，而并非由机器代替人类工作的地方。
这些都跟科技有关，如今人们上网和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其中也存在一种很奇怪的关系。我们将个人信息、数据、相片上传到网上与朋友交流，这意味着平台可以收集我们的个人信息，并用于商业用途。然而，这个过程却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如果我提交了个人信息，我可以从平台获得一些好处。”
消费主义之下，抵抗与反思
龙淼渊：“工业4.0”最大的特点就是去技能化。如果大家去过富士康或者华为的工厂，就应该很能感受到卓比林《摩登时代》里描述的机器对人的异化。在生产线上，人就是一个肉做的机器的一部分。Cosima一直在做这种调查类的纪录片，也是希望让人们在享有像深圳这样很发达与便捷的城市里面有一些反思。
2014年的策展词有一句话“消费主义，无远弗届”，没人可以拒绝与消费主义产生关系。消费主义是阻拦不了的，但总得需要一些抵抗和反思。《电子垃圾漂流记》在香港湾仔艺术中心放映的时候，导演在现场问了观众一个问题，“谁的手机使用超过五年？”
同一个问题抛给大家：今天现场的观众，谁的手机使用超过了五年？
（有一个人举手）
Cosima：那么，谁的手机送修过？
（大部分观众举手）
龙淼渊：大家更多的可能只是换一下电池吧。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东西，从工业设计和制造源头已经使其不可维修。所有的芯片都是镀在主板上的。不像原来的东西，除了电池、屏幕，就可以简单换一换。现在的电子产品都是整机使用和回收的，可维修性几乎为零。制造商都懒得帮你维修，因为成本太高了。
Cosima：制作完影片之后，我也在思考，作为个人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每一个人都稍微做一些努力，比如在弃置手机之前最起码更换一次电池再用，这样产生的电子垃圾或许会少一点点。永远不要低估我们个人的力量。
在欧洲，我们有专门修理电子产品的门店。我想了解一下中国“维修文化”是怎样的？是否也有很多这样可以修理电子产品的门店？
主持：维修电子产品的门店还是有挺多的。我想请问那位手机用了五年的观众，你是如何维持你的手机寿命的？
观众：我的手机电池用不了就换电池，屏幕摔碎了就换屏幕，电池、屏幕都已经换过两次了。只需更换一个零件就可使它继续运作，这样一直保持下去就可以使用超过五年了。
观众：影片中最后提及到一点关于建设回收工厂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将欧洲的先进技术引进，到中国、加纳这样的国家来投资建厂？如今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Cosima：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电子垃圾的体量非常大，我们需要追溯这些垃圾流转到哪些地方。同时，政府应该确保电子垃圾确实是被当地工厂回收，而不是被废品商伪造文件之后拿去变卖。其次，如今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很快，这也意味着回收机器也必须更新技术，处理平板电视屏幕的机器和处理以往老款电视屏使用的机器就是不一样的。还有，电子垃圾非法产业链条产生的利益驱使人们不遵守规矩，与其制造这些回收机器，很多人想花更少的钱把垃圾运到其他国家进行分解回收。利益的诱惑大于法律的制约。
其实中国清楚如何更好地回收电子垃圾，也有技术，但这些村子可以更廉价地去处理电子垃圾，随后将零件在网上销售，产生的利益诱惑巨大。欧洲、中国还有其他地方，各国都有立法禁止电子垃圾买卖，但违法成本很低。从事非法处理电子垃圾的废品商如果被抓，可能支付一点罚款就逃过制裁。
龙淼渊：从影片中，我看到欧洲的电子垃圾回收技术好像也并没有更先进。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低科技的行业。在中国，像“爱回收”这样的服务，会很好地包装自己的服务说，我们有很好的工厂环境，还会拍照给你看，消费者可以很便捷地将电器回收。不像影片里，消费者要抱着大电脑和其他电器送去回收站。在中国，也有很多上门回收电子产品的服务。
可见，资本清楚这个行业是有利可图的，不然也不会有人投资做这样的回收。但这种回收链条却被消费主义包装成一种很便捷的服务。它将许多事情扁平化了。这就像淘宝、阿里巴巴一样，你只需下单就可以了。至于这个程序是如何完成的，你完全不知道，甚至你也不关心。
沃尔玛是最早使用条形码（barcode）的企业（沃尔玛对条形码的使用和大力推动，使得条形码快速普及）。看过一个有意思的比喻：黑白条码可以告诉你商品价格或者价值，但它的背面是空白的，这表示着像沃尔玛的企业并不关心产品是怎么生产的。
所以，看这类型的纪录片的好处在于，让我们多思考一些，不要让自己的思维过于扁平化。至少，让我们知道这产品是怎么来又是如何走的。片子里有一句对白, “最便宜的手段总是肮脏的“。这有一定道理。
最近这两年，政府在推行垃圾分类。我所在的小区可能因为疫情，预算没花完，把原来好好的垃圾桶换成新的回收垃圾桶，但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新垃圾桶的构造不管用，最后又把旧的拉回来使用。我们总是在做这样的蠢事。
刚才提到“更新”的话题，这也是资本主义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更新，必须制造新的欲望。苹果是一个制造业公司吗？它更是一个营销公司。表面上，我们并不会去讨论很多事情，资本很清楚这些都是营销手段。就像GoPro一样，产品本身并没有多大科技含量，但产品的营销做得好，让你觉得只要买了这个摄像机就可以拍出那么酷炫的视频。但你买了才知道自己拍出来的并不是宣传的那种效果。这后面有大量的投资、专业团队、辅助设备去制造一种假象。工业4.0的问题在于，这些制造商并非在制作产品，而是在操纵消费者的欲望。
Cosima：制造商必须引诱消费者。如果产品不是生活必需，他们就必须想别的办法来引诱消费者。同时，这也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广告宣传，使用了这个产品，你会更好看、交友更广、赚钱更多。这也关乎我们的不安全感、身份认知。我们不停地消费，也许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在持续买东西？我们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这个产品是否为我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将东西丢弃之前，我最起码会修理一次再用用。朋友会跟我说，买新的更便宜啊。但事实也并非如此。
龙淼渊：当然，现在要找一个维修点也越来越难了，这个过程会消耗很多时间。这也许是很多行业的“合谋”，让消费者难以找到维修点。城市化之后，你想找个地方修单车都很难，想补衣服纽扣，也难以找到裁缝店。这是大家生活在深圳这样的所谓的很新的城市里一定会遇到的问题，让我们寻找可维修日常生活用品的地方的途径越来越少了。城中村还好一点，各种高大上的小区就更难了。
观众：在《灯泡阴谋》当中，有一群消费者集体将苹果告上法庭，最后胜诉了。但即使胜诉了，判决好像也难以执行？很多电子产品，使用年限差不多就是三四年，这种行业规定是不是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打破？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肯定希望电子产品使用年限长一点。但确实如刚才所言，我们真的很难找到路径去维修。难道这就是城市化或者现代化必须让我们失去这种的可能性吗？请问这个的案件后续是什么？
Cosima：苹果公司最后用现金和优惠券补偿了这些消费者。当然，很讽刺的是，这些消费券仅限于苹果产品使用，意味着你还是得继续购买他们的产品。不过，在这起官司之后，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在完善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有权利知道iPod是否可以更换电池，是否可以维修这个产品。产品标签上必须标注这些的信息。
影片字幕制作：施卫、Zita
活动主海报插画：Holnans
视觉辅助设计：Shandy
活动摄影：薯仔、蔡景深、周玥
技术支持：全哥
编辑：周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