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发展十大反思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ID:Businessweek),转载已获得授权
陈功:安邦公司创始人、首席研究员
北京这座城市按照有迹可循的标准去追寻,大约已经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了,作为一个都城,北京也已经存在了800多年。
这也就是说,当上海在东海的滩涂之上还踪影皆无的时候,北京已经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草原南缘,在一片河湖纵横的肥美之地,拥有了巍峨高大的城墙,拥有了繁荣的街市以及来自世界各地讲着不同语言的大量人口,还有连接中国腹地与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辽阔山地和森林的重要枢纽区位。
北京数千年的历史并不平静,河朔之地自古就时常为铁骑所侵扰,呈现一片肃杀的寂静,但这个城市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未因帝王和时代的变更,而有所削弱。
重要的地理区位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发展逻辑,推动它一而再地复兴和崛起,持续着自己历史上的繁荣和辉煌。但时至2015年,这个城市出现了重大转折的征兆。
事情是从京津冀一体化以及产业转移和行政中心外迁开始的,但其征兆却是早有端倪。北京的城市病早已世界知名,雾霾已经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由此世界多了一个名词称为“北京雾”(Beijing Fog)。作为首都的北京,遥遥庙堂之上,不断有不满之声传来,结果就是实际承载的3000万左右人口都要面对前途未卜的现实。
对于未来,北京行政中心的外迁除并非科学的风水之外,并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完全新建行政中心的城市比比皆是,所以北京迁走一部分行政中心和部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对北京影响真正很大的是产业、教育、医院和企业总部,还有人口增长的限制,这些都与北京千家万户的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都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范畴之内,相当部分已经确定是要外迁的。所以此刻的北京,再度陷入到历史的螺旋当中,必须要面对以往曾经竭力回避的一切。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从莽莽草原南麓上的边塞之城,到拥有每天1200个航班的世界级大都市,再到城市化高速增长以及庙堂之上的尖锐批判和沉重压力,北京在这样陀螺般旋转、濒临颠覆的时刻,如果依旧不能科学反思,那只能说是彻底的麻木不仁。
1没有正确认识政治对城市的影响
回顾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决策者和规划部门最常使用的籍口,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受政治的影响太大,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言外之意,北京今天的病症是政治的原因,而非城市决策者之过。
要说政治影响,北京的确存在,梁思成的遭遇众所周知,先是苏联规划思想的影响,再来是文化大革命,还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对“四化”的急切追求,政治影响始终存在。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北京不应夸大这种政治影响,更不能作为城市规划失误的籍口。
2000年的北京,GDP总量只有3161亿元,到了2014年北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13万亿。过去的政治影响再大,也只是在3161亿规模上的“影响”。如果说北京“摊大饼”,那时的“大饼”也就相当于三千多亿,只有约现在经济总量15%左右。
所以,后来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影响的问题,还不如说放任发展的问题。北京这张“大饼”,是在无反思、无总结下,纵意而为之,甚至肆意而为之,以致后来居然蔓延式的发展到数万亿的规模。
所以,一定要说北京的城市发展有政治影响,那也是地方政治的影响,而不是中央政治的影响。
这是北京需要反思的失误之一。
2公交系统上得晚了
北京的公交系统在全国是领先的,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车辆,都是如此。不过,这种无根据自豪的比较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因为这是与其他城市比较而言的“领先”,并不是与北京城市化的速度和需要比较而言的。
以北京的地铁为例,建设周期可以用2000年为界来划分。2000年以前,地铁是为军事服务的,甚至根本就是军管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还只有一个环。用日本人钱造的“复八线”,直到1999年末才通车使用。真正的地铁高潮发生在2000年后,那时的北京,因奥运会主办权的落地而赢得了高速发展的机会。问题是,2000年时北京的人口数量是多少呢?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381万人。所以,地铁的发展速度虽然快,但依旧跟不上城市化的需要,公交系统还是上得晚了。
应该指出的还有一点是,北京的公交系统的问题远不仅仅是地铁系统的建设速度和规模。北京地铁系统的设计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其向心的空间导向非常明显,任何一个人站在北京的地铁图面前,都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只有一个核心,越逼近核心,线路越密集。
这样的设计与我们反思的北京城市问题完全背道而驰。这样的设计,仅仅考虑了城市人口的运输,而没有考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遗留的问题:
一是人口潮汐运动将出现,上下班挤得要死;
二是城市的核心区被锁定,空间结构的改变极为困难,同时也意味着地铁投资的大量沉没。
公交系统通常是一个复合系统,轨道交通也远不是一个地铁,高效低价的有轨电车系统是城市交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北京无论在轨道交通还是城市公交系统管理政策的滞后,导致了人口相对于客观条件的过分集中,交通拥堵,城市病急性发作,导致了城市运营接近崩溃或是实质崩溃。
这是北京应检讨的第二个城市失误。
3产业转移做得晚了
北京的地理区位被包夹在河北与天津之间,北京的任何产业动作和空间动作不可能不受河北和天津的影响,甚至限制。北京要喝的水,来自河北;北京人呼吸的空气,同样也来自河北和天津。北京人要想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就得付出代价,要协助河北和天津发展,否则这两个地方的任何发展失误,对环境的任何破坏,都将直接回馈影响到北京,造成北京的生态灾难。
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认识不到位,实际北京在生态环境上的“份子钱”终究是要交给河北的,这是躲不过去的,但在过去却基本上没有缴过。
在产业发展方面,长期以来,北京重区县规划,轻区域规划。如果反过来,重区域规划,而做限制性区县规划,就不会今天的问题了。现在中央要求北京的产业要转移到京津冀,一时间北京手忙脚乱,实际上北京如果早在区域规划上作出努力的话,那么产业转移和产业体系将会更为平滑,市场更为有效。所以,不能不说产业转移做得晚了。
这是北京的第三个城市失误。
4空间设计没有坚持,自由失控发展
城市的空间开发,如果能够伴随人口及其消费的持续增长,则会表现为城市经济总量在规模上的放大。就像你的左邻右舍限制你的行为一样,城市不可能靠自身的空间膨胀过程去解决城市自身的问题。即便这个理论目标真的存在于城市发展的延长线上,其过程本身也必将是无法令人容忍的。
北京在城市空间设计上有过幻想,包括卫星城的建设都曾经在历史上讨论过,可惜都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空间设计的理论主导者和实践者,对城市关键的空间概念无深刻的理解,结果就是有其形而无其实。
实际上,这种泛化的概念理解造成的问题到处都是,世界超大都市的经验均显示,一个城市的 CBD建设,单一核心不能搞得太大,太大块儿的城市CBD将会对城市空间产生致命的负面影响。实际呢?从北京西城区金融街CBD到朝阳区的CBD,都在追求平面扩张,搞得规模世界第一。
这样做的负面影响在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北京的交通拥堵和城市价格水平的高涨,就与这种错误设计有着莫大关系。
实际上,北京的空间设计是失控的,自由蔓延发展的,而且始终没有大的改观,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做出过重大努力。
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四个严重失误。
5老龄化认识严重不够,人口政策反复多变
城市从出现开始,就始终是人口的聚落。城市与人口关系密切,城市离开了人口肯定不行,那就“城将不城”了。在任何一个城市中,一定规模的人口,创造了消费,消费创造了市场,市场又支撑了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所以,城市与人口的关系极为密切,发展是因为人口,衰退也是因为人口。但北京市的人口政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一会是限制,一会是鼓励,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太阳,这对城市的发展极为不利。
在历史上,北京以知青下乡为由,曾经历过大规模的人口输出时代。原因在那个时代很简单,就是“养不起”。此后大量人口回归城市,同时又开始了计划生育。再后来城市化兴起,北京周边以致全国各地的人口迅猛地向北京集中,使得城市人口迅速突破一千万,两千万,直至实际承载人口数达到三千万上下的大关。
到了2015年7月,北京人大常委会才确定人口政策,终于决定限制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并力争5年内使常驻人口下降15%。
问题是,行政力量可以控制人口的增减,但这种人口增减却一定会影响城市原本的经济秩序。再加上北京的老龄化严重,这种对经济秩序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实际早在2012年,北京逾1200万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人就占了近20%,这是一个惊人的老龄化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13.26%的老龄化水平。后来,随着城市化,大量外地年轻人涌入北京,稀释了老龄化压力,情况稍好一点。如果这一进程被终止,那么北京的老龄化问题必将再次凸显,大幅增加城市生活成本。
所以,人口政策的摇摆以及老龄化问题,使得北京的城市生活和经济很难保持有序状态,起伏和波动,甚至紧缩,在今后将会变得更加明显。
这是人口的问题,也是发展速度的问题,实际早就应该采取人口平抑措施,始终保持有序而稳定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细水长流,可惜实际政策却没有这样做。
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五个严重失误。
6价格工具不敢使用,不能使用
大城市或是超大城市,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的运营管理,在这方面,北京比上海强,毕竟没有出现上海外滩踩踏那样的重大失误。不过,像所有的超大城市一样,管理和运营从来都是大难题,北京、上海都不轻松。
一般来说,城市管理的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办法是价格调控,可惜北京由于顾忌首都形象,往往放弃这种作法,换而采用更为具有行政色彩的政策操作。比如车辆控制,先是盲目发展汽车工业,坚持“不控制”,自由发展;后来看“实在不行了”,一下子又转而采用行政色彩极强的“限购”,而不是使用牌照拍卖等市场性的方法。
这样的例子在北京还有很多,如城市的交通补贴也是如此,本来可以采用价格分区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可是并未采用。即使在强大的舆论和公共压力之下,政府也没有试图放弃现有的出租车管理体制,缓解和熨平上下班交通潮汐峰值。即便互联网“专车”大潮涌来之际,还在手忙脚乱地动用行政力量维护旧体制。
可以说,无视问题的存在,盲目地迷信以往熟悉的行政力量,有价格工具也不敢用。
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六个严重失误。
7城市发展速度太快
中国有句老话,欲速则不达。总结过去几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经验的时候,我认为中国城市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如果回归理性来审视,你会发现,真的几乎所有的麻烦都与对发展速度的盲目追求有关!
根据城市地理信息资料,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只有48平方公里。1970年代,北京的建成区面积不足200平方公里。2000年的时候,北京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是488平方公里。2012年,北京的建成区面积却已经高达1289.3平方公里。看到这样的数据,不用多讲大家也知道在2000年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北京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展速度快的后果就是粗放,这种粗放未必表现在明处。更多的时候,表现在“该有的却没有”,包括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在北京都没有达到满足需求的程度。
城市发展速度过快,总会导致各种失序问题的发生。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污染河流的治理无法顾忌,城市的各种生活成本迅速上升,空间的功能交叉混乱,交通堵塞,实体产业生存困难,一场大雨就能让城市体系崩溃,各种城市病症都会出现,甚至急性发作,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七个严重失误。
8城市文化财产失控
北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但现在的北京除少数人满为患的胡同之外,极少数点状分布的“北京符号”之外,北京的城市风貌仅能说是一个“普通的现代都市”,并无明显的历史特质。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大拆大建,毁掉了城墙、牌坊,更多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的城市化,占用了过多的内城历史空间。很多具有北京特色的建筑被拆除,使得城市景观和肌理被严重破坏。
城市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价值含金量最高的资产,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才将之称为是“文化财”。城市中,每一个得到保护的文化资产,其周边的土地和建筑,都会有超乎寻常的升值,反映出文化的资产价值。
上海的“新天地”对历史文化元素的运用和设计很勉强,但就是因为沾了文化的边儿,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影响力。应该说,在历史和人文方面,北京失去了太多的历史财富,交换来的却只是昙花一现、充满城市病的“现代风光”。
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八个严重失误。
9城市的美国化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空间尺度,这种空间尺度反映和代表了城市的风格。石库门房子有石库门房子的味道,四合院有四合院的风格,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北京的问题在于,仗着自己1.6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大空间,肆无忌惮的平面扩张,大肆引入美国化的空间尺度,宽阔的马路,超大的停车场,高层建筑,郊区化的商业布局,大而无当的商业中心区块以及对环境大肆侵彻的扭曲建筑。
这些充满美国风格的城市规划,经过中国最高规划权威之手,在政府官员急切的发展愿望之下,居然就大面积落地实现了。先是苏联味道,后是美国风格,使得北京渐渐失去原有的历史风情。人们不但被迫要生活在一种高碳环境之中,每天还要将大量时间用于交通往返,生活变得乏味不堪。
应该说,这是北京的第九个严重失误。
10首都功能设计不周
任何人在北京只要稍微住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个城市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几十年来,一个接一个的城市规划,都经过了国务院建设部门的审核,结果却只是让问题越来越恶化。
北京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它同时要满足和兼容首都与城市两类不同的要求,一个城市空间,承载两种责任,就是北京的特殊性。问题在于,北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面,可以说在“城市”的方面,考虑的比较多;在“首都”的方面,考虑的比较少,这就导致北京作为“首都”存在着某些缺陷,无法有效满足大国首都的“大政治”。
应该承认的是,在中国的建筑设计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巴西利亚的设计者奥斯卡•尼米叶尔那样“懂政治”的伟大建筑师。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的领导不懂建筑学和城市美学,北京的建筑师又不懂政治,两者还经常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彼此心生抵触,于是城市发展问题愈加恶化。
其结果就是,北京作为一个巨大无比的城市,“首都元素”的表达却仅仅局限于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区块(天安门),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十个严重失误。
当然,对北京这座千年古城来说,“十个失误”是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要总结的东西还有太多、太多。对于北京来说,佛陀的悲天悯人情怀,并未能解决云云苍生的现实问题。而且正如“普通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经常使用的“表态”,北京有发展中的成就,也有发展中的问题。
一切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这肯定没错!至少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对于世界的这一轮“城市化运动”,北京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伟大而深刻的教训,让人类意识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什么才是真正最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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