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丨心理景观、建筑景观与行政景观
我十几二十岁在苏州无锡逛园林，要么烦，要么毫无感觉。那时，我满脑子向往的都是欧洲的油画，西方的景观。几十年后从美国回来，在苏州沧浪亭网师园梦游一般地走，这才发现中国园林实在太好看，太成熟了。
本文为陈丹青在同济大学建筑学院的讲演，文章有删减
同济大学建筑系这回要我来，隔了行，谈建筑，我没有资格。可是奇怪，两年来，所谓“城市建设”居然成了我的一个话题。
初起是上海“绿地集团”房地产公司找过来，说是在我的书中读到我对上海城市景观的批评，问我为什么说上海变“土”了，要对话，给我一组问题。
我想，对话就对话，于是对北京上海城市建设批评了一通。结果他们真的印成小册子，题目叫作《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
不久，给上海建筑杂志《新潮建筑》看到了，又来叫我同其他几位建筑家一起谈论城市景观的话题，我写成一稿，叫作《建筑设计与行政文化》，发表后被收进《上海建筑设计年鉴》的一本图册里。
这些意思大概给媒体看见了，就约过去在不同频道说说。不过眼下的媒体还不是真正的媒体。
前不久，贵大学建筑系有位同志特地来京，同我做关于上海“一城九镇”开发计划的访谈，我说，“一城九镇”完全是疯狂的计划，结果呢，整篇稿子被拒绝了。访谈人很抱歉，我倒觉得正常：人家意思要你捧场子，然后对外说：你看，我们请了人家某某发表意见，人家也是赞扬的。可是我不识抬举，不讲顺风话，岂不跟人过不去。
为什么我总要批评城市建设？理由很简单：第一，城市建设，好话说尽了，我不会说好话。第二，批评城市建设，一点没有用的，从梁思成那代人一路叫嚣到现在，一点没有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到了写写文章，说说话，就已经没有用了。真在做事，真有权力做事的人，闷声不响就在那里做了。
那我就自比一只苍蝇，索性叫几声。
所谓“心理景观”，就是我们看一事物，并不见得就是那事物本来的样子，本来的意思，而是跟我们的心理有关系，跟眼睛反而不一定有关系。哲学有所谓“三段论”：“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是山”，大约有点接近这意思，但我不懂哲学，只稍微懂一点绘画，就先拿视觉艺术举例子：二十多年前，我同一位很要好的老师争论。
他说，“美”是有客观标准的。我说不对，譬如晚霞，只是大气层和日光照耀的光学效果，是人类自作多情，发生感动，又写诗，又画画，弄成所谓“美”；再譬如花朵，根本是植物生殖器，时节一到，太阳底下开开来，结果人自作多情，又写诗，又画画，弄成所谓“美”——这不是人类傻，而是人类了不起。
怎样叫作“心理准备”呢，就是一套精致的“暗示”与“被暗示”的作用——譬如“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心理起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艺术鉴赏，说得好听点，就是适当的教育和教养。
贡布里希曾经说，要是有人给你看幅画，说是他十四岁的儿子画的，或者说，是毕加索画的，你听了，心理反应会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很可能你早已被长期暗示：毕加索是大师，你会认真对待你面前这幅据说是毕加索的画。
我猜，大家想必有这样的经验：你长大了，远游了，有一天回到幼年的老家、街道、校园，忽然惊讶，在记忆中那么熟悉的房间、空间，原来那么小，儿时看上去高不可攀的大楼，原来那么矮——这是心理景观涉及的尺寸差异。
再譬如，诸位要是搬过家，从山沟搬到城里，从破弄堂搬进新公寓，一定有类似的感慨：啊呀，以前我怎么住在这样的条件，没有卧室，没有马桶，没有空调，居然也住了那么久，真是不可思议——这是心理景观涉及的品质差异。
再譬如，我十几二十岁在苏州无锡逛园林，要么烦，要么毫无感觉。那时，我满脑子向往的都是欧洲的油画，西方的景观。几十年后从美国回来，在苏州沧浪亭网师园梦游一般地走，这才发现中国园林实在太好看，太成熟了。
最可惊讶的是：为什么从前我毫无感觉？从前，我简直是个畜生——这是心理景观涉及的文化差异。
同我辩论的那位老师说，“美”是“客观”的，我则认为是“主观”的——今天我得承认，在主客观之间，所谓美，可能是有标准的，至少，假如你是“情人”，你面对一个人，面对一种景观，“美”就是有“线索”的，这条“线索”细微地牵扯到各种各样心理活动和心理经验，这里不细说，单是论城市建筑，我就来叫作“心理景观”。
譬如苏州园林那样成熟的美学，就是一整套上千年积累传递的文化教养，文化样式，文化符号。中国人在这种样式和符号中构成一代代心理景观，心理景观，又构成文化记忆，一见到那种样式、符号，心里就踏实。张大千先生在南美定居时，为满足他的心理景观，特意花钱造了中国式园林，住在里面骗骗自己，觉得自己在故乡。
西方人也一样，许多欧美留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到处旅游，很开心，可是一到上海，见到外滩帝国时期的欧洲建筑，他们就想家了——外滩，唤醒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心理景观和文化记忆。
今天的上海市政府很聪明，将外滩帝国风格大厦全部腾出来开放给外国人，就是满足并利用人家的心理景观，让他们一面做着帝国旧梦，一面把钱挖出来，在今天的上海做生意。
可是人的心理线索很复杂，既通向熟悉亲切的，有认同感的历史景观，又会迷失在异己的，陌生刺激的新奇景观。
一百多年来，中国持续发生剧烈的西化和现代化运动，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景观变化，中国人心理景观中那条源远流长的大线索，开始模糊、混乱、断裂，到了今天，我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线索了。
还是以我作例子：我生长在当时中国境内最摩登、最西化的上海市，幼年少年时期的心理景观，绝大多数是西式建筑，而不是民族建筑。
青年时期，我忽然去农村，去西藏，农耕社会、农牧社会构成我另一部分心理景观。之后，我去纽约，并在这个全世界最摩登最现代的城市里一住十八年，到了中年，忽然，我“发现”了苏州园林的“美”。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心理景观中的文化差异非常冲突，非常矛盾——外国留学生看见外滩会想家，我现在看见外滩却想起纽约：论地点，纽约是我的家，论文化，不是我的家。而苏州园林呢，论地点不是我的家，论文化，却是我的家——我在苏州园林看到了江南民族世世代代的家，虽然我从未在这样的家园居住过。
现代中国另一巨大的群体，就是农村人口。他们未曾离开本土。如果他们活在明代清代，会理所当然接受并欣赏中国留存千年的历史景观，但他们处在空前的现代化过程中，心理景观就出现剧烈的冲突，也患有严重的“文化分裂症”。
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近二十年来华东华南地区的农村建筑。诸位到杭州附近看看，全是我称为“迪斯尼风格”的尖顶伪洋楼，在密密麻麻金光闪闪的伪洋楼周围，是江南农耕生活的日常形态，养着鸡鸭猪狗。
诸位再看看全国各地的乡镇建筑，广大农民再也不愿看见破砖烂瓦，不愿意整天看见泥土。他们用廉价的玻璃贴面或瓷砖墙瓷砖地装配自己的家园，他们要在本乡本土住洋楼，至少局部实现他们心理上的“现代化”与“都市化”景观。
可是，上海一城九镇计划，北京周边开发计划，正在干这样的事情。他们有计划地摧毁郊区的乡镇历史生态，将那里变成缩小的迷你型伪英国、伪法国、伪荷兰、伪意大利，加上伪美国。
我在美国各地看到的各种当地地名，如橘县、苏荷、上东城、曼哈顿、时代广场、公园大道等等，最近几年被命名为北京各个新建小区。
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患了严重的“文化分裂症”，我们的“心理景观”处处来自西方，指向西方。我们斥资亿万元制造的伪古典民族风格建筑群，以及保留不拆的一级文物古建筑，恐怕也是为了吸引西方，而不见得因为是我们在文化上“想家”了。
经常有人反驳我：难道不要建设？不要发展？难道我们就该像从前一样过下去吗？这就像小孩子看电影老是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无法回答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诸位有什么好办法来回答，请告诉我。
欧洲各国也很古老，也要建设。前年我到巴黎郊外瞻仰印象派老巢枫丹白露，米勒柯罗笔下19世纪田园风光不见了：高压电线、高速公路，看不到一个农民在种田。可是印象派元老的故居完好如初，小镇和两百年前一模一样。老画家卢梭的故居正在维修，那两百年前的老房子搁在中国，绝对拆毁，可是人家在维修。人家的文化线索没有断，人家的心理景观，处处牵连着历史记忆。
在这种记忆中，我看见，一个民族的“美”是有标准的，有线索的。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建设，而是怎样建设。不是不要新景观，而是这种景观出于怎样的心理。
说到这里，应该说到几位关键人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还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鸿章精通洋务。他穿着清朝朝服，家里是西式家具。他抽着雪茄和欧美各国银行家谈判，同时要曲折暗示满朝文武：不西化，中国没有出路。
康有为呢，公车上书之前，他就在广州和上海租界亲眼看到洋人怎样修建道路，起造洋楼，管理市政，他知道，中国不改良，没有出路。
孙中山在广东长大，广东是当年最先进、最西化的区域，用广东话说，他从小就是典型的“西崽”，他在美国接受教育，他的心理景观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完全看不惯又老又土的旧中国。
以上几位人物，是“心理景观”最早西化的先驱。可是他们要面对大清帝国和几亿愚民，怎么办呢，要么割让地盘，让一些地区先被殖民，先西化，要么起来革命，用强权推行西化。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由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初步完成了由帝制转型共和的历史使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西化。
过了一百多年，今天，中国的“二次现代化”程度，已经和意大利等先进国家扯平，中国的自主、强大、小康社会、经济成长，都大致不成问题了，可是我们忽然发现：生态环境发生大问题，城市的建设和景观发生大问题，于是有不少人站出来指出问题。
1957年“大鸣放”，张奚若批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总结十六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这“既往”二字，就是指历史，“未来”二字，就是指西化。取张奚若这十六字来说今天的城市建设，照样准确。
在最近公布的关于青岛长春的话，非常生动地说出了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心理景观”。用民间的俗话说，毛主席其实也洋派。
美国规划学家亨瑞·丘吉尔说：“北京的城市设计像古代铜器一样，俨然有序而巧为构图。” 好了，像这样一种心理景观，与毛主席的心理景观，这样一种历史观，与毛主席的历史观，当然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内核，不在双方怎样表述，而是在心理层面。
这本书，详详细细记录了50年代初北京城市规划始末，公布了当时从中央到各规划部门的大量原始文件。梁思成是其中的反派主角，他一直误解了毛主席和中央政府，没有明白我们党是五四运动后最前卫最先进的党，没有明白他的任务不是实现他理想中的“建筑景观”，而是帮助国家实现“行政景观”，在这过程中，他尤其无法明白的是，最高当局怀抱怎样一种“心理景观”。
“心理景观”所暗示支配的品位、判断与选择，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还体现在文化、艺术、时尚、生活观、生活方式的每一个细微方面。它太复杂，太微妙，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甚至十本书，我今天只能极粗略地提供一点小例子。下面，在谈论“行政景观”前，先来简单说说所谓“建筑景观”。
一群建筑，一座城市，如果堪称完美的“建筑景观”，必然由它自己的历史形成自己的结构、肌理和大风格——罗马至今一派罗马帝国遗风，威尼斯与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和艺术摇篮，巴黎由路易王朝与拿破仑第一共和先后创建，彼得堡是彼得大帝脱亚入欧的杰作，这些城市的美丽壮观，都贯穿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都在过去一百年现代化过程中面临改造与发展，但是，都完整留存了历史的线索，没有破坏世世代代的“心理景观”。
譬如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的面积只有中国一座县城大小。要不要发展呢？不发展。因为这是意大利的骄傲，发展了，就没有骄傲的资本。诸位哪天去看看，这两座城市周围没有高楼，城里不走小汽车，除了必要的现代设施，尽量保留几百年前的形态。
巴黎，大家知道，旧城建筑最高六七层左右，高楼大厦全都集中在郊外德方斯专区，交通网则全部地铁，不破坏地上结构，所以由凯旋门、卢浮宫、大皇宫、塞纳河形成的旧城肌理，至今完好。
曼哈顿是现代都市，也有自己的肌理，仅以世贸中心双塔为例，“9·11事件”打掉了纽约这对门牙，现在那么多新方案，还是很难和原来比，不是新方案不好看，而是难以和下城区以及哈德逊河口成片建筑构成和谐的景观。
诸位都学过世界建筑史，不多说了。回到中国，中国有没有完美的建筑景观呢？有的是，太多了，可是才不到一个世纪，差不多全拆光了。民国初年中国地面上历史格局保存比较完整的明代风格的大小县城，大约有两千多座，现在剩下多少呢？
只剩下三座小城还能看出明以来的城市风格，其中一座，就是山西平遥：四面围着城墙，里面屋舍俨然。破旧是破旧得很，但模样还在。
所以中国目前只有成千上万的“建筑”，谈不上“景观”。就算有景观，那是丑陋的景观，没有历史、没有个性、没有风格，只有建筑，望不到边的建筑，堆在一起。
是什么造成这一切？因为穷，因为人口暴增，因为国家要转型，要现代化，因为中国古建筑木石结构难以保存，因为建国后三十多年不发展民用居住，因为公有制使所有住户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不可能持续维修，等等等等——最后，因为城市规划者的“心理景观”处于“文化分裂”状态，规划思维失去历史线索，无视历史线索。
中国城市建设是全世界有史以来速度最快、见效最快的超级奇迹。让我们放手建设吧，想怎么建设就怎么建设，但不要谈文化，不要谈历史。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既没有心思想，也没有资格谈。
我们只有一种“资格”可以大谈特谈，尤其在城市建设方面，更可以大谈特谈，却不听见有人谈。那是什么呢？就是我所谓的“行政景观”。为什么呢？在我们现存的文化中，只有一种文化最强大，那就是“行政文化”。
什么是“行政文化”？简单地说，就是“权力文化”。我在去年给上海《建筑新潮》杂志中这样写道：
什么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什么是“小自由”？这里要稍微打岔，1957年，有人提出我们国家没有“大自由”，即西方宪政的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等等“大自由”，但太多“小自由”。
譬如单位里分房子、争待遇、评工资、评职称等等，谁闹得凶，谁撒泼打滚，领导就拿他没办法，只好迁就，只好一碗水端平，给他分房子，给他提工资，而这些人的“小自由”，严重妨碍了安分守法的同志，妨碍了党的领导，造成许许多多不方便。
可是由于体制，由于我们的行政文化，这种种“小自由”能够遏制吗？我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号称自由、民主、私有化、个人至上的西方，仅就建筑为例，我处处看到普遍的共识、规划、协调、纪律、远见，以及整体文化意识；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有城市建筑为证，我处处发现公然的无序、违章、彼此掣肘、故意失控、短见、临时性、小集团利益、自作聪明，以及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
“要之：中国城市建设呈现的不是五花八门的‘建筑景观’，而是招数百出的‘行政景观’。”
北京大学建筑专家俞孔坚说，今日建筑的三大症结是：小农意识、暴发户心态、长官意志。我想，小农意识，暴发户心态，各国、各时期都有，唯有我们国家无与伦比的“行政文化”，其他国家，别的时代难以望其项背，这种行政文化体现在城市建筑上，自然就形成“行政景观”。
我给大家说个小例子：最近我遇到一位年轻的开发商，说他亲自负责拆毁了北京的山西会馆和湖南会馆，还拆毁了戊戌变法六君子最有名的谭嗣同在天津的故居。我说，你是我的敌人，你说说，谁批准你拆的？
他说，只要到北京文物局办理“销号”手续，付点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拆。所谓“销号”，就是国家文物局为历史文物建筑规定编排了级别，一级不许拆，二级以下，但拆无妨，事先在名单上消除即可，就像人死了注销户口一样。
我哑口无言。他看我很傻，就解释说：问题的根子啊，出在我们行政部门“资源不共享”。什么叫“资源不共享”，就是同一张北京地图，土地局只标明土地状况，建设局只标明建设区域，开发管理局只标明开发点，文物局呢，自然只标明哪里哪里是文物古迹。
好，这几个局从不彼此沟通，各自按照自己那张地图，批准开发申请，否决保护申请。譬如这块土地批了，公章盖了，上面有古迹吗？我可不管，土地归我了，开发局管理局公章我都有，古迹就可以拆了。文物局呢，成了给文物“销号”的行政机构。
这是一串可以无止境开列下去的名单——于是一座座建筑起来了。你以为他们会考虑“建筑景观”吗？会仔细协调周围的整体关系吗？会怀念城市的历史文化吗？对这些机构来说，顶顶要紧是批条占地，盖齐公章，拆迁住户，然后张扬自己的财力、势力、权力。
总之，在城市建设中，行政单位的第一思维是利益，市长区长的第一思维是政绩。最后，这位开发商答应送块拆下的瓦当给我玩，他说，他仓库里堆满了文物建筑的残片。我被这位敌人谆谆教导，又不舍得放过那片小小的瓦当，我承认，我才是城市建设真正的敌人。
今天的现实哪里轮得到什么“建筑美学”、“建筑景观”？顶顶要紧的是：你怎能拨到建筑用地？你怎能拿到开发准许？你的单位什么级别？你的上下级什么背景？你有多少资金？资金哪里来？怎样来？你怎样同周边的单位协调？你怎样撵走原主户、原单位？你盖起人楼怎样分配使用？你怎样摆平分配中涉及的各级官员？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行政过程，不用细说。请大家留心看看我们杂乱无章的都市建筑群！不要留心建筑设计，而是留心建筑怎么会出现在它出现的地方——譬如在北京，小而言之，你会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到处发现：哪家机关的托儿所、疗养院，哪个外省驻京办事处的招待所、歌舞厅，哪个部委的下属机关、下属企业、下属公司，哪所大学的附属中学、附属食堂、附属体育场、附属澡堂等等丑陋的建筑。
假如你是一个单位的当家人，假如你是市长区长，假如你是生意人、开发商，你根本顾不了那么多——房地产开发是目前中国经济巨大的支柱，而发展经济，是政府与跨国资本主义联手合作的最大的“政治任务”。从正面良好的动机看今日建筑，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发展经济”，这是“讲政治”，哪里是在讲什么“建筑艺术”。
我以为：当今杂乱无章的“行政景观”只是近二十年发展过热过快的失控现象。我错了。沿着“政治上正确”的思路，《城记》这本书中详详细细告诉我们：五十年前，情况早已一模一样。
大家想想看：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城市建设，其力度、资金、技术、规模，尤其是城市建设的速度和野心，怎能同近二十年全国都市大建设相比拟？这二十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土地严重短缺、人口膨胀压力、遗留建筑的杂乱无章，又怎能和建国初年相比拟？
而体制还是同样的体制，行政文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行政文化，全国各地高楼林立是不可能的，而高楼林立的“行政景观”，正是“行政文化”用钢筋水泥在全国范围纵横书写的伟大证明。
西方建筑家大概最开心。今日中国最重要、最奢华、最昂贵的建筑设计，全部由西方建筑家主宰，诸位想过吗，这种情况，早在50年代就一模一样：那时，帮助中央否定“梁陈方案”，主宰北京佳筑景观的，是莫斯科派来的苏联人——不论五十年前还是今天，我们行政当局在城市建设中的王牌，都是请出外国人。
上个月，北京大歌剧院巨型玻璃已经封顶。本月，我所在学院马路对过的北京汽车制造厂被夷为平地，荷兰人库哈斯将要在那里实现他伟大的梦想。
对于中国城市历史，这是一个古典的悲剧。对于库哈斯们，这是一个当代的闹剧。对于在座各位未来的建筑家，我想，今日的建设洪流是千年不遇的喜剧——多少建筑等着你们去设计，诸位的时运和机会实在太好了！我但愿诸位中间坐着包浩斯或者贝聿铭那样的天才。
可惜我不知道诸位的“心理景观”，我也不知道诸位怎样看待目前中国的“建筑景观”——假如中国真有“建筑景观”的话——至于“行政景观”，我说了半天，不是在批评它，而是想给诸位一个忠实的劝告：哪位有才华有野心的同学毕业后，最好去当官，当高官。当了高官，你既有设计权力，又有行政权力。当然，这要看你在中国都市已经成为“建筑事实”的“行政景观”中，怎样好好护运用你的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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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陈丹青《退步集》，2003年于同济大学建筑学院的演讲稿
新土地规划人 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