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伦敦和巴黎如何玩转“城市更新”？
美国的城市更新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的贫民窟清理。
当时采用的是所谓“消灭贫民窟”的办法。由于当地居民大多无法支付改造后高档住宅的租金，因此被迫外迁。这次城市更新即被雅各布斯称为“只是把贫民窟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更糟糕的是它摧毁了已有的邻里和社区关系”。
1962年肯尼迪政府颁布了“11063号行政命令”、1964年9月约翰逊继任总统签署《综合住宅法》、1965年8月，约翰逊继又签署了《住房与城市发展法》、1968年又推出《住房和城市发展法》、《新社区法》。有了政府的持续推动，至20世纪60年代末，自大萧条以来一直困扰美国的住房困境大大缓解，但大部分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始终未能完全解决。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签署“岁入分享”法案，标志着联邦政府不再统一指导和开展全国的城市更新项目。同年国会宣布停止城市更新。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城市更新运动基本结束，与此同时，联邦政府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城市更新，提高了地方政府和私人开发商的参与度，大多数城市中心区恢复了昔日的活力。
时代广场在改造之初也遭遇了公共部门资金缺乏、项目难以实施的情况，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时代广场最终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建成。
政府注重吸引有质量的私人投资。例如，迪斯尼公司在时代广场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迪斯尼在衰败地区的出现，本身就对其他开发商而言传递出了城市政府将大力开发该区域的信号。政府还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各方利益集团的协作。例如，政府官员承诺保留地块中央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剧院，从而获得历史保护主义者、文化团体和艺术家的支持。与此同时，城市政府尝试通过私人投资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时代广场改造项目成功地通过7500万的政府投资带动了25亿元的私人投资，不仅开发了该地块，进而还为周边的地铁改建和街景改造提供了资金。
二十世纪60年代城市重振时期，英国内政部成立了城市计划来资助严重衰落的地区。但这项政策并不成功。
80年代，是城市再开发时期，形成了城市开发公司和企业区。 城市开发公司被授予了决策权和确定的年度资助，也不受地方当局规划的限制，在其划定区域内拥有获得规划许可的保证。同时，他们还有强制购买的权力，这样他们可以允许按他们自己的意愿来获得、拥有、管理和处置土地。该公司还可以向私人开发商提供资助，直到1998年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
90年代，是城市再生时期。English Partnerships (EP) 成立于1992年，负责土地获得、开发衰落、利用不充分和空置地的新的城市更新机构。在城市开发公司基础之上，继续担任公共、私人、志愿和社区的行为者和协调者角色。
社区新政在是1990年代开始的，该政策大大提高了地方社区的参与。这时，城市更新政策的重新定义为包括住房、就业、交通、教育、环境管理、规划、卫生和社区发展。
伦敦码头区曾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用码头，十九世纪末就开始被废弃，二十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转型更是导致港口一片萧条。
1981年7月，半官方的伦敦码头区开发公司成立。该公司被赋予了如下权力：英国财政部每年通过环境部提供财政支持；土地出让增值部分返还；被授予独家开发控制规划权，以利于为寻找规划许可和建议的投资者和开发商提供一站式服务（但规划制定权仍保留在自治市内）；提高土地获取权利，能够通过专门的议会程序从公共部门快速获取土地的能力，包括强制征用；被授权组建企业区委员会全面负责中央政府批准的企业特区道格拉斯岛的开发，等等。
伦敦码头区城市更新的主要做法：一是加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18多亿英镑投资总额的一半花在交通基础设施上，包括29公里的码头区轻轨线路，这是当时英国唯一的轻轨系统。采购了116公里新建或改建公路。二是产业导入和就业。尽量保留原有产业，设立工业园区改善生产条件和吸引外地企业，发展第三产业。通过产业引导、教育培训，提供就业岗位等形式大幅提高就业率，该区就业人数从1981年的27000人到1998年的85000人。三是推进住宅计划。从1981年-1998年，住房存量从25000套增加到38000套。24000套家庭住宅受到资助，8000套现有住宅的修缮得到了资助。四是建立企业特区，也就是道格拉斯岛企业特区。区内建成了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金丝雀码头。五是创造富有活力的社区。现在伦敦码头区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商业区、金融区。
巴黎城的第一次大变身，是在拿破仑三世时代。当时的巴黎改造计划由奥斯曼男爵统领，这一计划最主要的审美取向是以“大”为美。奥斯曼拆除了大量的旧建筑，像切蛋糕似的开辟出一条条宽敞的大道。这种设计具有前瞻性，基本奠定了巴黎今天的城市格局。但是，奥斯曼的计划也对巴黎古老的历史建筑和城市风貌造成了严重破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巴黎开始了第二次改造。这次改造不再在老城区上“动刀子”，而是通过建设新城区，将工业、金融业等行业迁出中心区域，并通过修建配套工程、高等级公路、高速地铁等措施，将巴黎市与巴黎大区联系起来。大批远离市中心的高层住宅拔地而起，被人们戏称为“兔笼”；受到蓬皮杜总统“巴黎要适应小汽车”观点的支配，环绕巴黎城的高速路也很快通车。
这些改造虽然解决了人们的居住难、出行难，但也产生一系列问题。巴黎郊区公共交通欠发达，而私家车进城则导致市中心拥堵严重；“兔笼”未考虑能耗问题；部分区域入住的多数是低收入者和移民，在贫富差距拉大的同时，居民与主流社会也产生隔阂。
法国政府2008年推出野心勃勃的“大巴黎计划”，目的解决交通、生态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城市病。大巴黎计划的要点：一是打破各种边界。打破城市中各种有形、无形的边界。二是老建筑“绿色”化。在老建筑中引入节能环保的理念。许多城市项目中改造了老建筑的供暖设施，将之并入城市集中供暖系统中，让垃圾焚烧和节能降耗形成良性循环。三是倾听更多民意，使城市更新满足市民需求。“大巴黎改造计划”旨在将让巴黎迎来第三次大变身。
1978年巴黎市编纂了《塞纳河长期利用宪章》，宪章将堤岸工程明确定位为开放的休闲活动空间。1988年国家政府和巴黎市政府签署了《历史核心区塞纳河堤整修协议》，联合拨款7300万法郎工程费用，并将市区河段桥梁管理权移交给市政府。
1989年巴黎在修订《土地使用分区规划》时，将河堤划入规划范围，将其划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休闲步道区，二是娱乐商业区，三是工业和港口区。塞纳河沿岸的城市更新很好地实现了既定的目的：一是保护了城市历史景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巴黎市中心塞纳河段列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二是鼓励休闲亲水活动。制定不同河段的施工规范，禁止堤岸停车，改善桥梁堤岸灯光设计，河岸工业迁往市郊，有计划地加强绿化、文物保护、治安管理和维修清洁工作。三是加强河道运输功能。河面上的交通基本上满足了500万观光客的需求。规划在塞纳河上下游各设立一个大型停车场，观光巴士可以在那停靠，而游客则可以利用游船到达市区各大景点。
国外城市更新值得借鉴的主要经验
西方国家在城市更新初期都走过了一些弯路，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在城市更新后期，他们逐渐修正了先前的做法，取得了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使我们减少弯路。
1、政府、开发商、民众共赢的开发模式
单一的政府投入为主的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一方面容易忽视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容易忽视民众的需求，而政府的大规模投入则会加大财政的负担，投入极大而效果极小。
城市更新的后期政府更加重视民众的诉求和意见，这样既能提高城市更新的实效性，又有利于提高工程的进度，节省时间成本。而精于“算计”专业性强的开发商的加入，对于提升城市更新的质量和减少浪费很有帮助。
政府对于开发商的态度，一方面是提供优惠的条件吸引其加入，另一方面结合民意和法规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
2、适应未来生活和发展多种目标的政策体系
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在多目标的综合体系，包括城市未来的能源结构、交通体系、产业结构、居民结构、居民就业、生活配套、文化生活、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和文化特色的保存和形成等等，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综合效益的提高。
3、完备的规划体系与留有余地的规划空间
必须承认未来科技、产业、文化、市场的发展未必尽如政府所料，根据现有的认识去详尽地制定未来五年十年的发展规划而且奉为圭臬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西方国家后期的城市更新能够考虑到规划地区的实际需要和业主开发商的利益，或作出相应的变更或给城市更新留下更多的操作空间。当然这样的变更需要相应法规的授权和支持。
4、城市更新要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适应
城市更新，要处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走一条经济上可持续、效果上可接受的的城市更新之路。
同时，城市的更新改造必须与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通过更新计划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城市空间，使一些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城市重焕生机。这样才能既复兴城市中心区，又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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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苏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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