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大国首都”格局中的雄安新区
记者：新版总规对北京的定位是大国首都，雄安新区的最主要定位是作为北京的“非首都职能”集中承载地，您觉得北京有哪些具体的非首都职能是应该优先考虑安排疏解的？这些职能的搬迁能否有效实现相关产业及冀中地区城镇化的带动？有人担心雄安新区的过高规格会将河北省乃至区域的各类优势资源集中于此，可能会减慢河北省其他地区如唐山、沧州等沿海地区粗放型产业的转型速度，雄安是否会曲高和寡，形成新的断崖？
赵燕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分工，决定了什么是“首都职能”，什么是“非首都职能”。传统的“首都职能”大都寄居在普通的城市职能之中。由于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需求类似，首都和所在城市的“非首都职能”总体上是共享、互补的。“首都功能”对高端公共服务需求的外溢效果，往往还会给所在城市带来额外的竞争力，使得“首都”地区大幅领先周边的“非首都”地区。
而一旦传统型首都升级为“大国首都”，“首都功能”在数量级上就会显著扩大和升级。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得不经常性地为“首都功能”让位。“首都职能”带给“非首都职能”的外溢成本超过外溢收益。两种功能原本的兼容性开始解体。这时，专门为“首都功能”服务的设施就必须分解出来。
传统首都和“大国首都”在质和量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世界上，大部分首都都是传统型的。真正的“大国首都”寥寥无几。说到底，北京目前的规划问题乃是“大国首都”定位带来的。北京副中心、雄安新区乃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核心都是围绕着“大国首都”。
对“首都功能”最敏感的主要涉及交通、维稳、环保等。至于哪些“非首都功能”优先疏解，就要看哪些功能对“首都功能”干扰最大。只要看一下“两会”、奥运、APEC、“一带一路”等国家活动期间，哪些城市活动被限制最多，哪些就是应该优先安排疏解的。
“非首都职能”外迁能否带动冀中地区的城镇化是有条件的。在中国的城市制度下，“非首都功能”可以在不同的城市间进行选择。迁出北京“非首都职能”未必一定要去冀中。他们可以在上海、香港、深圳等城市间“用脚投票”。谁是北京之外那个次优的城市，是要靠竞争才能知道结果。
雄安新城可能将河北省乃至区域的资源集中过来，但反过来也会给其他地区（如唐山、沧州等）带来更多的资源。深圳当年对周边（东莞、惠州等）和广东的带动远大于抑制。北京周边之所以出现经济“断崖”，乃是因为北京的优势是中央财政“补贴”出来的。用全国的资源补贴局部地区，必然会人为创造公共服务落差。只要雄安的发展不是靠外部输血，其发展就必须与周边共生共荣。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一直在强调控制人口的增长，然而收效甚微，尤其是北京申办奥运会后几年，人口呈现更加快速增长势头，人口涌入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直接导致中央政府提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这项政治任务。赵教授，我们想让您谈谈对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这项任务的看法？
赵燕菁：对于任何一个大城市而言，尤其是以服务业为发展重点的大城市，人口都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现在全中国的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一类是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开始下降的城市，前者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增长的明星城市；后者则多是遭遇增长瓶颈。
如果说，在城市化1.0阶段，是哪里有工作，人就向哪里集聚，是人口追逐就业；那么在2.0阶段，则是哪里吸引人才，机构就设在哪里，是就业追逐人口。城市化2.0阶段，人口是一切的核心，最终胜出的是人愿意留下的城市。人口增长是城市竞争中成功的主要标志。
厦门曾经想吸引富士康，条件远比河南优厚，但最后郭台铭去了哪儿，去了河南，因为“人”多。现在来看，他是对的，富士康用工量巨大，而福建自己的工厂工人都招不到。同样，当年深圳的发展，也是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增长速度，乃是是城市相对竞争力的体现。
但为什么北京要限制人口？这是因为过多的人口，影响了“首都功能”的发挥。换句话说，“非首都职能”的成功，成为“首都功能”的问题。特别是当北京要成为“大国首都”时，两者间的矛盾就变得更加突出。
北京是全国顶级城市，很多“非首都功能”是依靠首都的特有需求和优势，才得以产生、发育。它们与“首都功能”共同组成了北京的产业“生态”。只要大的“生态”不变，人口的膨胀就不可能停止。政治任务不能用政治的办法解决。简单地“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可能行之于一时。一旦气候回暖，就会像以前历次控制的结果那样，出现更大规模的报复性增长。
任何生态系统都是由其顶端控制的。北京的顶端功能就是首都。顶端改变，系统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2004年北京总规修编中，中央政府在北京的角色，被公开提出来过。“梁陈方案”之后50多年，中央政府的走向，依然是北京城市空间战略的无法回避的焦点。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北京看作“纽约”和“华盛顿”的合体，今天的规划面对的问题依然是迁“华盛顿”还是迁“纽约”。从城市规划角度，建设专门化的首都区无论在发挥首都职能，还是释放北京经济，都远比建设综合性的新都市风险要小，速度更快。相对“非首都职能”而言，首都功能需要的资源并不多，如果可以专门建一个服务首都功能的“首都区”，北京的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当然，选择“迁华盛顿”未必意味着立即就要迁都。荷兰的首都在阿姆斯特丹，中央政府却在海牙。北京和雄安的空间距离，决定了我们可以在北京首都职能运行的同时，通过在雄安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备份”，来承载那些在北京已经难以升级的首都职能。
比如重大国事活动（国家元首来访、高端国际会议、国家大型会议等）需要的安保条件，在北京这样功能混杂的大都市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保障成本。但在新的首都区，则很容易通过规划设计，满足最高水平的接待需求。同样，对于功能单纯的首都区，简单的人口构成，也为高水平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普通城市难以满足的条件。在信息社会，高水平的保密对大国首都越来越重要。在北京这样的各种功能交叉的大都会区，很难实现信息的隔离与监控。而在新的首都区，信息安全从一开始就可纳入规划。北京已经形成了一套首都所必需的应急保障和指挥系统。但作为大国首都，只有一个单一的系统并不能满足新的需求（更何况这些设施的防灾、防震、防战争的标准都是很多年前的）。建设一个高标准的“备份”首都，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安全标准和应变能力。
一般而言，就地升级首都功能，往往会比新建成本更高（因为要先摧毁旧的功能）。不放弃北京原来积累的首都功能体系（包括各种设施）的同时，集成最现代的技术手段（比如智能交通、无线通讯等智慧城市等）建设一个“备份首都”，就可以将中国的首都体系，一举提升到世界最高水平。
记者：风传包括央企在内的大量单位将从北京迁往雄安新区，它们留在北京的空间如何更新利用？我们思考认为，一般会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引入新功能，二是留，三是拆。但如果引入新功能，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不引的话，是否留给中央？继续形成内封闭的循环吗？这样是否就失去了活力？如果拆掉，现在规划提出要“留白增绿”，北京市将根据原疏解地周边环境情况，把腾出来的空间变成服务群众的公共服务设施，适时、适地建设城市绿地。这是否是一个新的转折机遇？
赵燕菁：三种方式我们倒过来说。先说“拆”。无论迁走的是什么单位，留下的都是巨大的资产。哪怕建筑空无一人，哪怕土地上没有任何开发，这些资产都不会凭空消失，更不可能被自由使用。很多央企，实际已经上市，这些资产更不可能被简单注销；再说“留”，原来的产权人一定会最大化其收益。北京从一开始就要打消按照“规划需要”任意处置这部分留下的资产的念头。最后说“引入新功能”，无论引入什么“新功能”，都要至少付出不低于现在用途的土地价值的代价。“留白增绿”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大规模拆除无异于挥霍国民财富的败家行为，不仅经济上不可行，政治上也通不过。
水往低处流。你把水舀出来，一定会有别的水填进去。留在北京的空间如何更新利用，取决于有目的的政策设计——有都江堰，岷江可以造就一个天府之国；没有都江堰，岷江就会为患成都平原。未来管理存量的城市规划，要创造新的规划工具，让市场发现城市的功能。通过“负面清单”的规划手法，构筑空间上的都江堰。政府通过限制少数城市功能，将迁移出去留下的土地使用交给市场选择。城市规划通过给不同用途土地的地租，间接诱导城市“引入新功能”。
记者：从历史的角度看，首都城市空间结构经历了“梁陈方案”“大地园林化”“分散集团式”“两轴两带多中心”，到新版总规的“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变化，每一次战略调整，都是首都城市发展的新形式和新问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请问，中央提出雄安新区建设，对首都城市空间结构将产生一些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首都空间结构调整始终需要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赵燕菁：除了“梁陈方案”，历次总规划都是“单中心”结构，基本上都是换汤不换药。雄安新区则不同，是一副新药。其目标是要将“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彻底分离以解决两者不兼容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的空间结构就必须围绕着“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的分离这一战略，在更大的空间里统一考虑。只要不能解决“非首都功能”对“首都功能”的干扰，首都的空间结构调整就不能算成功。
记者：大量经济职能的单位搬迁走后，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北京的国际竞争力？疏解会带来短期的空城或经济的阵痛吗？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从缓解问题的角度该如何响应？
赵燕菁：如果真能实现“大量经济职能单位迁走”，北京的国际竞争力一定会下降。但如果“大国首都”职能得以发挥，国家的影响力却可能上升。对北京而言，这样的疏解也不会是短期的“阵痛”。“阵痛”的大小，取决于迁走的方式：第一，留住“经济单位”，将不兼容的首都功能迁往雄安。这是澳大利亚、美国模式。对北京影响最小，问题解决最彻底。第二，首都留在北京，中央政府迁往雄安。这是荷兰模式——首都在阿姆斯特丹，中央政府在海牙。这和第一种方式接近，但阻力较小。第三，北京老城核心区留给首都功能，“经济单位”迁往通州——北京是华盛顿，通州是纽约。雄安则负责截留新的流向北京的“非首都职能”。后一种方法貌似简单，不要动中央，实则风险最大，问题解决也最不彻底。随着“大国首都”职能的升级，和“非首都职能”之间的相互干扰，又会卷土重来，持续不断。
记者：建设雄安是千年大计，请问北京这座“东方盛城”如何实现千年可持续发展？北京旧城如何复兴？历史地段到底该如何保护与更新改造？
赵燕菁：保护古城，取决于能否找到古城的价值。任何一件事物的价值，都会因人而异。在对的人手里，它就是宝贝，在错的人手里，可能就一文不值。古城也一样。现在北京的旧城，聚集的是大量的低收入人群，这些人既没有需求也没有能力消费古城。这就好像一个穷人，虽拥有价值连城的古董，给他一个选择的话，他一定会选择把这个古董贱价卖掉来改善他的生活。北京旧城就相当于价值连城的古董，它的价值是否能实现，关键在于能否转移到真正识货的收藏家手中。
著名的法云安缦所在的地方是杭州原先一个叫“法云村”的古村落。留在原住民手中，只会不断衰败。安嫚买下小村子后，把整个村子改建成高端酒店。整个法云安缦的设计概念为“18世纪的中国村落”，尽量保持了杭州原始村落的木头及砖瓦结构，房间以不同的形式遍布于整个小村庄中。甚至侍者的制服都使用了与村落极为合拍的土黄色。建成后国内外慕名而去者络绎不绝。如果北京老城的那些四合院能都能象法云村那样落到识货的买家手里，北京古城的价值就会翻倍。现在的旧城就可以延续、复兴。
可是为什么现在北京古城的资产转移不到识货的人手里？这就涉及到房屋的产权问题。
我国平均析产、共同拥有的继承制度，导致老旧房屋产权关系极其复杂，再加上缺少遗产税和财产税，结果旧城房屋产权高度分散，一栋房屋甚至有十几位产权人。即使私房已经属于危房，产权人之间很可能因为意见不统一、无法找到所有产权人等问题而无法达成房屋翻建、修缮的共识，只能低价出租给低收入人口。结果，旧城虽拥有城市的核心区位，但却不得不接受日渐破败的残酷现实。这也使得整体拆迁成为旧城产权重置的唯一途径。要彻底解决历史名城保护的难题，就必须从重新设计产权制度开始。制度不变，任何保护规划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北京历史名城的破坏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首都功能和历史名城在空间上的高度重叠。“首都职能”使得老城区位有着极高的“影子价值”。这也是诱使老城不断被拆除的重要原因。若中央职能（而不是“非首都职能”）迁走，北京古城的压力立刻减少。加上北京市政府的外迁，古城地区的“生态”的顶层会发生根本改变。辅之以产权制度的破题，围绕着古城的新的文化生态立时就会应运而生，古城就会在空间上同北京其他地区形成更高档次的专业化分工。在单中心结构下被长期压抑的各种增长机会就自然会在古城被创造出来，北京古城也就可以在新的更高的经济水平上实现持久地复兴。
记者：提到雄安新区的规划，生态问题是绕不开的坎。新区的生态问题很严峻。一是大气问题。远期目标不论，近期5～10年内空气质量能否达到国标？二是水资源问题。做城市规划一般是以水定产，河北本来就水资源匮乏，如何解决，是南水北调吗？三是水污染问题。白洋淀已是脏水，如果治理？
赵燕菁：大气问题不是雄安自身能够解决的。但雄安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为大气问题的早日解决创造条件。水资源也是如此，不能简单地靠跨区域调水。以色列、新加坡都缺水，但他们都解决了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水资源的解决，更多地要靠市场，靠提高水资源的使用率。只要废水能重复使用一次，就等于水资源增加一倍。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水价。水价高，节水技术才能有需求。只要水价够高，白洋淀的“脏水”就会成为有利可图的资源，污水就不再是废水。新加坡就是通过高水价，使得污水再生、海水淡化、雨水节蓄等措施有利可图，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水资源独立”。
当然，提高水价会加大居民和企业的成本，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将提价获得的收入，全部返还给个人账户（比如社保或养老金账户）。由于税费是按照用水量收取，返还则是按照人头，这相当于用水多的人补贴用水少的人。只要水价足够高，就可以大大增加全社会节水的意识。不仅水的问题，所有短缺的公共资源，包括垃圾、停车等问题的解决，都更多地依靠制度设计，而非工程手段。
记者：对于首都北京而言，雄安新区需要多大的城市规模、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以及多长的时间能够形成反磁力中心？
赵燕菁：这要看转移到雄安的是什么功能。如果是非首都功能，深圳相对香港反磁力的形成，就是一个有用的参照。香港2015年人口730多万，深圳2016年常住人口1190万人。北京2015年人口2171万人，那雄安城市规模达到2000万以上的人口是必须的。
另一个可能的参照是广州。深圳-广州之间没有物理隔离。深圳城市磁力超过广州的一个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可支配税收开始超过广州。雄安要想超过北京并形成反磁力，也必须做到这一点。但如果首都功能依然留在北京，北京就可以依赖中央税收。只要中央不允许首都比周边其他城市差（这是可以预料的选择），雄安人均财政收入超过北京就是小概率事件。这样，在雄安规模形成“反磁力”之前，北京必须像香港一样，保持极高的进入门槛。这对没有边控又要维稳的北京，即使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也必定是代价十分巨大。
但如果北京外迁的是首都功能，需要的门槛人口则要少得多。2005年，悉尼人口428万，堪培拉人口只有32.5万（2004年）。同样，2015年纽约人口855万，华盛顿人口则只有55万左右。我估计依靠中央财政，雄安达到200万就足以形成相对北京的反磁力中心。这个规模在今天的中国应该是短期就可以实现的。比如深圳，1981年人口约36万，1987年就超过100万，1991年就超过226万。只用了大约十年，人口净增接近200万。今天中国的国家能力远超1981年，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还可以更短。而一旦超过这一门槛，雄安就可以无需补贴，进入自主增长。
记者：从世界各国展都、扩都的经验看，并不是都很成功，如巴西利亚。特别是在新区建设初期的5～10年内，肯定会形成大量钟摆式的人口流动，请问雄安和北京的交通联系如何保障？应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模式及配套政策来保证新区建设的成功？
赵燕菁：巴西利亚的成败不能看其本身，而是要看其对里约热内卢城市功能释放带来的效益。只要这个效益大过新首都的成本，巴西利亚就是成功的。首都功能不是同国内其他城市比经济增长效率，而要同其他国家的“首都职能”相比，看谁更能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北京和雄安的距离，决定了北京-雄安间一开始更多的是周往返，或月往返，当日往返的数量不一定很大。因此，北京-雄安也不可能像老城和通州那样依靠钟摆交通解决，这实际上有利于雄安尽快实现自主平衡，避免沦为北京的“睡城”。
如果首都功能继续留在北京，北京要想当好雄安的助攻，就必须缩小与雄安公共服务的落差。途径有三：1）减缓北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这显然和首都功能是矛盾的）；2）抑制要素（主要是人口）流入（这需要更严格的辖区边界管制）；3）让雄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北京的公共服务水平（让渡北京优质资源）。无论哪个途径，都一定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政治代价。但如果雄安承接的是“首都职能”，这几条都不会是问题——雄安建成的那天起，公共服务水平就会达到甚至超过北京。
记者：我们有理由相信雄安新区一定能够成功，请问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一个工程、一个项目或是仅仅是编制了一个规划，或是治好了北京的“城市病”？
赵燕菁： “首都功能”能否充分发挥，是检验雄安成败的唯一标准。只要 “首都功能”依然像今天这样受到“非首都功能”掣肘，哪怕雄安比深圳、浦东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也不能认为是“成功”。雄安的成败不能看自身，而要看“首都”。能否履行“大国首都”的职能，是检验雄安这一剂空间药方疗效的唯一标准。
北京空间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单中心结构却要负载众多顶级的城市功能。这样的结构必然导致不同功能的空间冲突。体现在城市运行中，就是国家活动、经济增长、旧城保护、高房价、交通拥堵等问题相互交织，哪个功能的解决都会导致其他功能的恶化。2004版北京总规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2017年最新版总规又提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多中心和多点，表面看似不同，但都是在回避这个根本问题。正是由于北京单中心空间分解的失败，以致今天不得不祭出雄安这样的大招。
这一问题的空间解决答案就是功能分解。那么这些功能谁去谁留？我的答案是:首都功能外迁更有利于解决北京多功能+单中心的空间困境。首都功能是城市所有职能中对其他功能依附最小、带动力最强的功能。它的去留，完全取决于政府，说走就走，决策输出率高，容易操作。而其他功能大多由市场决定，引导和说服工作时间长，见效慢，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发展机会。
更主要的原因，是过去30年来，中国崛起为世界级大国，首都职能急剧膨胀。“传统首都”面临向“大国首都”的升级的迫切需求。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升级给不同功能空间分配带来的颠覆性影响。雄安定位的摇摆，就在于我们对“大国首都”的功能到底有多大没有一个清晰地判断。
没有判断，也就没有愿景。世界大国本来就屈指可数，北京作为一个管理13亿人口且在国际活动中日益活跃的国家首都，能够作为参照的对象几乎没有。小时候我在北京长大，那时国事活动很少，很久才来一个小国的总统，大家都去欢迎，但一年也就折腾两次。可是现在，超大规模的国事活动持续不断，从全国两会、金砖四国峰会、APEC峰会，到亚运会、奥运会、冬奥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隔三差五就得人口管制、交通限行、停工停产甚至区域戒严。为“首都功能”服务已从偶尔时段的特殊管制，演变为连续不断的日常事件。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上升，今后这样的首都职能只会越来越多。“首都职能”和“非首都职能”间的矛盾也会越来越严重。
中国的伟大复兴刚刚开始，她的首都应该是什么样？这是首都规划必须回答的问题。2004年总规时，曾有人提出把西城区、东城区合并，作为专门的首都区，当年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设想。但放到今天，就算是真的可以做到，也难以满足“大国首都”所对应的职能。中国失去大国地位已久，以至于今天的规划师已经丧失对“大国首都”的想象力。今天的北京，不仅比不上自己历史上曾经的“大国首都”——元大都，甚至还比不上更早的秦咸阳、隋大兴城在当时世界上曾经达到过的高度。
今天真正能作为参照的“大国首都”，只有华盛顿。而华盛顿已经是200多年前的规划。如果今天中国的首都规划还比不上200多年前华盛顿的规划，“千年大计”就是一句空话。
记者：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是首都的新两翼，雄安距离北京中心城约100公里，北京城市副中心距离北京中心城约20公里，相对较近，这两翼在规模把控、增长模式上应该探索什么新方式？这两翼该如何互动和错位发展？它们会对京津冀的大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京津发展轴是否会弱化，是否会形成串联副中心、新机场和雄安新区的新发展轴？
赵燕菁：通州和雄安是在不同尺度上解决“非首都职能”对“首都职能”的干扰。通州类似于杭州市政府从西湖迁到钱塘江，目的是为“省会职能“腾出空间。我曾把它比作在一个大房间里隔出一个自己的卧室，把客厅留给中央。但北京的首都功能远大于省会功能，即使市政府迁走，增加的空间依然不够大。雄安则是为了承纳北京市政府带动不了的其他功能设计的。这些功能可以是“首都功能”，也可以说是“非首都功能”，目的就是一个——服务“大国首都”。
从大区域来看，雄安虽然选址河北，但北京-天津这一世界级的增长轴依然地位不减。深圳发展初期，采用的是典型的两翼对进模式——沿着深南大道从罗湖和蛇口两端向中间发展，最后在福田形成整个城市的中心。实践表明，这一增长模式极为成功。如果将这一模式移植到更大尺度的京津冀，京津就是区域的两翼，对进的结果，应当是在武（清）大（兴）廊（坊）一带形成区域新的中心。由于高速、机场、港口、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都是现成的，选址在武清，“非首都功能”外迁的阻力会小很多。
天津作为呼应“非首都功能”外迁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应当尽快将武清开发提升到战略层次。如果成功，北京-天津这一世界级增长轴至少可以提前十年形成，其战略意义一点不会小于雄安。如果说雄安是千年大计，武清就是百年大计。两者加上通州十年大计一起，构成京津冀城镇群崛起的三个台阶。
记者：从规划实现的财务政策上，中央会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这两个地区采取同样的政策支持吗？或换句话说，应该怎样获得中央的财政支持？
赵燕菁：中央的财务政策对北京副中心和雄安显然应该不同。北京副中心的财务首先应当由北京负担。不仅因为北京有这个实力，更主要的是因为北京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是受益者。杭州、成都、长沙等市政府迁移，都是由市政府负担而非省财政负担。雄安开发的体制机制取决于雄安承接的是什么职能：如果主要是“首都职能”，就更应当成立独立的首都区，像堪培拉那样，由中央财政承担大部分成本；如果承担的主要是“非首都职能”，一开始就只能复制深圳土地财政的模式。通过卖地实现财务平衡也就不可避免。然后象深圳那样，一次性的土地收益就要逐步减少，直到完全被经常性的收入取而代之。
记者：您曾提出土地财政是中国城镇化得以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对于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否要继续坚持这一法宝，还是需要另辟蹊径，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如放弃土地财政采用低地价模式，高水平公共服务如何保障？
赵燕菁：土地财政是非常成熟的模式，是浦东、深圳等新区快速崛起的成功秘诀。如果在城市化高速增长的1.0阶段，一次性土地出让收益就是最好、最快的融资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转向现金流为主的城市化2.0阶段，则有很多弊端。如果能够摸索出一套不依赖或少依赖土地财政的新模式，对全国城市化转型都会具有示范意义，其作用不亚于当年深圳开创土地财政。
在雄安，我个人建议采用一种混合式的财政模式，将资本型土地市场和保障型土地市场分开。前者还是采用目前通行的有限期限土地有偿使用模式，通过招拍挂获得初始资本。但这部分土地市场按照一定比例同保障房市场（现金流）挂钩。一开始，资本型供地比例高一点，之后不断减少。到后来转为以保障型土地出让为主。保障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务与就业（“五险一金”）挂钩，取消户籍制度。新区采用低房租、低税收、低地价，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利润环境。
在城市化进入2.0阶段后，一次性的土地收入显然越来越不适应现金流支出的增长。成熟国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稳定的税收财政基础上的。税收分为直接税为主和间接税为主两种模式。经济界的主流观点是向多数发达国家那样选择直接税为主。我个人的建议是，可以参照新加坡模式，通过企业国有权益的分红，间接获得现金流——首先，成立城市公众基金，所有打算上市的都拿出一部分原始股形式出售给公众基金，然后公众基金保荐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上市。最后，公众基金通过企业分红（不是税收或卖地），获得现金流收入，用来覆盖部分公共服务支出。
（杜立群、路林、白劲宇、王亮、陈军、徐勤政、杨明，对此文亦有贡献，谢谢！）
嘉宾：赵燕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城市规划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教授、Cardiff 大学博士
记者：文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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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ity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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