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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权威跌落神坛,创始人崇拜毁于2018

歪道道 歪道道 2019-04-18

 

11月28日的伦敦,英法阿根廷等九国官员举行听证会,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严厉问询都对准了理查德·艾伦,而议员们毫不间断的质疑和指责,看似是要把扎克伯格继续缺席的愤怒转移到这位代言人身上。

 

扎克伯格虽未现身,但少不了焦头烂额,前几日旧金山综合医院掀起“除名行动”,这段小插曲似乎暗示其形象崩塌避无可避。而两个月前,同样处在风口浪尖的马斯克,最终以董事长职位为代价草草结束了私有化的玩笑和失误。

 

大洋彼岸,刘强东和刘立荣这个冬天恐怕也好过,前者牵扯的性侵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者则因为一次赌局彻底丧失未来。这些曾经因商业传奇和个人魅力而备受追捧的创始人,在2018年却一个接一个地跌落神坛。

 

与之打破的,或许还有创业神话所滋生、长期存留于公司内外的创始人崇拜。

 

神坛上的“独裁者”

 

2014年底,美国最大互联网学生教育服务平台Chegg集团旗下的海外院校信息平台,曾发起一项评选90后留学生心目中“最崇拜的科技偶像”的投票,扎克伯格、李彦宏、比尔·盖茨位列前三。

 

榜上有名的创始人们凭借商业财富、思维理念、性格魅力等因素,在大众心中自然而然地沉淀出向往和崇拜之情,而这种无意形成又或刻意塑造的人设,其实所创造的商业利益远比名人效应还要庞大。

 

这点恐怕阿里深有体会,热爱演讲的精神教父到底给阿里输送了多少人才,他们内部或许都不知道,但是这群人却可能有着比旁观者更深的创始人崇拜“情结”。就像纵然扎克伯格现在骂名缠身,员工也愿意为他遭受公众误解而打抱不平。不过这不全然是个人魅力,创始人崇拜更稳固的根基在于控制,在这方面,精明的创始人可谓各有心机。

 

2004年谷歌上市,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双层股权结构的智慧,几乎延续到以后IPO的大部分互联网公司,而扎克伯格则继续将其“发扬光大”。2017年初扎克伯格遭遇一次小范围的“逼宫”,小股东们希望将其踢出董事会,然而这份33.3万签署的请愿书,却依旧没有阻挡扎克伯格别出心裁的C类股票发行。

 

2015年扎克伯格夫妇承诺捐出他们持有的Facebook 99%的股份,这被捐赠的股份正是C类股份,扎克伯格的控制权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集中。尤其是在肖恩·帕克被逮捕、决定离开Facebook时,这位倒霉的董事会成员走之前的条件竟是让扎克伯格继承其席位。

 

隐私丑闻后,扎克伯格坚持不会卸任董事长之职,确实,公司内部没有任何机制能逼迫扎克伯格辞职。不过马斯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在Twitter上的“疯言疯语”引起了众多投资人的担忧,更令业内开始反思硅谷创始人崇拜的“恶果”。

 

其实很早之前,马斯克的问题可能已经初露端倪,2015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曾撰文揭示这位“当下最伟大创新者”的另一面。文中提到,凡是能留在马斯克身边的员工多是兢兢业业、不问名利的那些:Space X总裁Gwynne Shotwell 、Tesla首席技术官的JB Strauble,这两员大将都属于忠诚可靠又永远不会抢风头的实干家。

 

同时,马斯克坚持他个人的成功故事,而否认公共部门对其支持的重要性。在这位作者眼中,马斯克通过夸大自我功劳而将自己捧上神坛。

 

马斯克之于特斯拉,就像刘强东之于京东,在刘强东消失的80天中,外界猛然发现京东竟没一个能在舆论扭转上够分量的人,偌大的京东没有二号人物。刘强东无法放权,或许来自其事无巨细、凡事爱插手的性格,2011年左右,刘强东曾对外表示,“如果管理了十年,还不能放手,这是我的严重失败”。

 

但是即使后来几度放权主动离开公司,他也没有走得太远,连早会都照例参加。

 

绝对控制加上个人神话,如果说扎克伯格、马斯克、刘强东对内形成的创始人崇拜,开始显露出神坛上独裁者的负面,那么刘立荣可以算是个人和公司不分的最极端案例。在承认赌博事实后,他坦言,“我创办金立16年,在公司一直是绝对的权威,我个人没有其他收入,难免在生活上有些公私不分、借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创始人在自己的国度称王,却未必能永远正确,而失误却要更多人承担。

 

人无完人,创始人的盲区和欲望

 

2007年利文斯顿将采访内容汇编成出版的《创业者》,该书籍一度成为创业运动的“圣经”,在他总结的创业公司理念中,“不要为了拿到巨额融资而交出公司的控制权”,是最基本的一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硅谷进入了创始人友好型风险投资的时代。

 

然而,去年Uber卡兰尼克一事打破了这种状态,投资人和大股东开始反思,以前“只要创始人能够给公司带来增长,他们即便有很多的过失也都是可以被宽恕”,这种理念并没有在卡兰尼克身上验证。而相比卡兰尼克,马斯克、扎克伯格以及刘强东、刘立荣等人的个人问题,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则更为严重。

 

他们站在独裁者的位置上,欲望和盲区逐渐被放大,一系列丑闻正在摧毁曾经千辛万苦经营的创始人崇拜。

 

或许这正是人无完人。刘立荣的一把赌瘾输掉了自己和整个金立人的全部心血,刘强东酒劲上头进了女大学生的公寓,性侵风波导致京东20天蒸发了70亿美元。赌瘾和色欲,这两种可能让普通人泥足深陷的基础欲望,看来坐拥财富和名声的创始人也不能免俗。

 

最开始,整个硅谷的投资人都在担心年纪轻轻创办公司的经历,是否会让创始人有足够的能力去谨慎而妥当地改变世界,但现在他们或许也要多监督一下创始人品行失格的“内在”问题。在这点上,扎克伯格和马斯克虽不是因一时冲动的欲望做下“悔恨终身”的事,但他们对权和名的追求却容易进入创始人盲区,变得“不喜欢听到批评的声音”。

 

2013年扎克伯格立下新年决议,他要每天认识一个并不是Facebook员工的新人,2017年他在一次“倾听之旅”中前往美国三十多个州,希望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这些跳出盲区的尝试,并没有让他的强权之风有所改变,他一面牢牢握紧手中的绝对控制权,一面又在虚假新闻、滥用数据的丑闻中表现得不容妥协。

 

从年初到现在,投资者要求扎克伯格辞职的呼声日渐强劲,而据一位熟悉其想法的人士透露,他现在依然认为,更加严格的管理风格对于应对内部和外部所提出的挑战是必要的。

 

辞了职的马斯克也没有因此次受挫变得“老实”,前段时间特斯拉因其为员工提供福利的方式而备受关注,马斯克借一份报告在Twitter上再次“自吹自擂”,他说:“从来没有人能一周只工作40小时就改变世界”,倒是依旧符合理想主义的工作狂人形象。

 

2018年连续不断的创始人崇拜在危机中“塌陷”,而这多由创始人内因所致,或许这种情结终于走到了尽头。

 

取代创始人?

 

创始人崇拜的破除,不单单是在公司危机中发生,正常情况下也有必要减弱过重的个人色彩或标签,一种是创始人的功成身退,而另一种是对创始人的期待不被满足。前者最典型的莫过于今年宣布辞任的马云,以继任者来破旧立新,或许正是应对创始人崇拜的最佳方式。

 

不过这个继任者不太好当,很长时间内,在外界看来,阿里和马云互为化身,阿里的任何举动,都可以简单概括为马云的战略、马云的眼光、马云的布局。故而很大程度上,这位唯一的精神领袖的过早退出,不可避免地会对阿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对张勇来说,如何在马云一手打造的“梦想”国度中,确立自我的权威和风格至关重要。

 

这点微软两位继任者的成败或许有一些启示。2000年鲍尔默接替盖茨,担任微软首席执行官,但盖茨依旧是外界认可的微软代言人,尽管在鲍尔默的领导下,微软的年利润增长了几乎两倍,可据一位微软前高管坦言:“他从来都得不到应得的认可”。甚至随着微软在全球的影响力步步减弱,很对人将此归咎于鲍尔默。

 

《名利场》在题为“帝国重启”的长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人们对于微软的创始人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敬畏,这可是他的继任者从未得到过的。在他们看来,即便盖茨不能带来解决方案,他也不会像鲍尔默那样带来麻烦。

 

当然,鲍尔默也不是全然“无辜”,他在任时,眼光更多停留在“从Windows和Office赚更多的钱”,而纳德拉上任后制定了“效率和平台、移动优先云优先”的战略,这在今日已被证明相当成功。

 

继任者要在创始人的光环下突破,却又不会得到同等的宽容,所以他们甚至要比创始人更具能力和眼光。

 

而另一种情况,对创始人的期待不被满足导致创始人崇拜“失灵”,魅族和黄章可以算是一个代表。2017年2月11日黄章现身魅族论坛写下“我将重新出山打造我的梦想机,去迎接魅族15周年”,所有魅族粉丝们欢呼雀跃,而又一次的复出始于魅族危机丛生。

 

但是2018已至年底,魅族显然没有恢复气力,魅族15的小试牛刀、魅族16的高开低走,都预示着黄章力挽狂澜的努力没有达到粉丝和外界的期待。而再看魅族内部,白永祥从淡出到离职,杨拓从重用到尴尬,李楠半年之内大起大落,黄章到最后会不会无人可用,成了魅族的一个悬念。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而一旦能力受质疑,创始人的落幕是内部精神和信仰的整体垮台,那些从辉煌到没落的公司,莫不是如此。

 

创始人初始,都天真而热烈地认为自己在造富世界,而现在自己却成了侵犯隐私或图一时之快的“恶龙”,这虽不全是创始人崇拜的结果,但创始人崇拜渐趋消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歪道道,独立撰稿人,互联网与科技圈深度观察者。同名微信公众号:歪道道(wddtalk)。谢绝未保留作者相关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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