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科幻怎样与时代对话 | 只读冷门书
文 | 马少华
▍ 科幻超越人类局限
这些天来，我在夜里醒来的时候阅读英国科幻小说家奥拉夫·斯塔普尔顿出版于1937年的《造星主》。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在凝神中飞出地球，在茫茫宇宙间漫无边际地遨游的经历。作者也在开阔的宇宙空间背景下对于人类个体的可能性和社会的可能性展开了浪漫想象。比如，想象到了“鸟人”与“棘皮人类”等与我们不同的人类及其奇异的社会风俗。
从其所列举的多种进化之途来看，明显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这位天文学家，似乎试图超越地球人类已然的进化之途的认识局限，而设想不同物种通过不同途径达到高等智慧文明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这在生物学上有没有依据。但我觉得这样的想象可能符合进化论的原理。因为进化论最根本的观点认为：进化是偶然的，其结果也是偶然。因此，最终达到高等文明的，就不必然是我们人类自己。
实际上，在茫茫宇宙可能为生命提供条件的不知其数的星球中，如果进化本身可以看作是共同规律的话，那么，想象它们只能有着完全相同的进化途径、进化结果和完全相同的冠军——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类，则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这些想象，也有着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效果，尽管他把那些外星球上长相奇异的高等动物仍然称作“人类”。
实际上，我感到，作者正是在浩瀚宇宙的自由飞行中，寄予了试图超越人类认识局限的意识。他写道：
“起初，由于我们的想象能力被严格局限在对于自己世界的经验内，我们只能和高度类似于我们的世界进行接触。”
“我们现在可以自由穿梭于空间中了，因此在这个星系或近或远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同样轻松地徜徉。直到后来我们才和其他星系的思维进行接触并不是因为空间上受限制，而似乎是由于我们自深概深蒂固的褊狭。”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欧洲正濒临一场大灾难，可能会比1914年的那场大灾难更糟糕”。——我们知道，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者在这本书的序言的开头，作者写道：
“外于如此岌岌可危的时刻，这样一本书可能会受到人们的指责，认为它分散了人们急迫保卫文明、抵抗现代野蛮行径的注意力。”
这句话所触及的，正是科幻作家与他的时代的关系问题，也是科幻作品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问题。
作者在序言中承认：
“我对那些声称对争斗无能为力因而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深表同情。事实上，我就是其中一分子。我要如此为我们辩护：虽然我们不如那些为理想做直接斗争的支持者那么活跃，但我们也没有不管不问。我们的的确确执着地始终关注着。但是，我们从长期的探索和尝试中认识到，对我们来说，最有效的方式是迂回的。”
那么，作为一位科幻作家，他“迂回地”参与时代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
在我理解，就是把我们带离这个地球，在浩瀚宇宙的宏大视野中来揭示我们人类的褊狭和局限性，展示地球上一切争斗的局限性，消解政治的价值、意识形态的价值、资本的价值，彻底否定种族优越性的迷妄。
▍ 科幻所实现的社会反思
我感觉到，这本书由几个主要因素构成：
其一是，作者依据自己的天文学知识，加上“无实体飞行”的想象，实现了动态视野下宇宙空间的壮丽描写，可以说是赏心悦目。这样的壮丽描写，在当代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中已蔚为大观，只是后者多为星球或星系毁灭之时的壮丽。
其二是，作者以主人公作为灵魂一样的“无实体视点”的宇宙漫游，既是星际穿越的空间旅行，也是跨越亿万年的时间旅行。飞行中的主人公依据宇宙膨胀理论逐渐发现，他实际上是向着宇宙起源的方向飞行。因此，以地球作为参照来看，他实际上已经飞行到了地球产生之前。作者暗示的是：当我们要离开地球在宇宙中飞行的时候，不仅在空间上离开了地球，也在时间上离开了地球——永远不可能回去了。
实际上，小说的主人公在茫茫宇宙中再也无法找到他出发的地球。那种刻骨铭心的思乡情和孤寂感，被描写得特别动人。这样一种超大空间和超长时间框架中的描写，我们到了刘慈欣的《三体》中，才有更为深切的感受。
其三是，作者以开阔的宇宙空间所提供的无限可能作为认识框架，展开了他对于人类社会狂放想象和荒诞描写，并在此其基础上对于地球文明进行经批判性思考——尤其是地球文明之中的国家崇拜、意识形态和群体盲从。
在这一点上，这本书有一点像是宇宙空间中的“格列佛游记”。如果说，《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对18世纪英国政治的嘲讽的话，那么，奥拉夫·斯塔普尔顿《造星主》所描写的主人公在宇宙中寻找到的第一个与地球文明相仿的星球——“类地星球”，就是对20世纪国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比如，作者用荒诞的笔调描写道，由于味觉是“类地星球”人类的主要感知渠道：
“每一个种族都认为自己的味道是心智更健全的典范，标志着对精神价值的绝对忠诚。在过去的时代，味觉和嗅觉的区别无疑是区分种族的最可靠标记……到了现在，旧的味道虽然已经没有种族划分的意义……但是它仍然保持着的影响。在每一个国家，某些特殊的味道被认为是代表该国的正统。……在我最了解的那个国家，最正统的味道是一种地球人无法想象的咸味。”
在这种似乎是对于“奇异风俗”的描写中，作者所嘲讽的其实正是种族的划分意义、种族优越的意识形态。正是后者，导致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也助长了他们并吞世界的野心。
比如，对于“类地星球”的经济制度，他写道：
“和地球一样，在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生产方式，几乎所有的土地、矿产、工厂、铁路、船只都是私有化的，掌控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这个特权阶级强迫劳苦大众为他们工作以挣钱糊口。这种体制固有的悲剧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我造访这个星球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被贱民完全渗透了，在富人阶级和官僚阶级中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一个运动，他们要求将贱民和准贱民降格为奴隶，这样就能光明正大地把把他们当成牲口使了，其实他们现在就是被当成畜生的。”
在一些科幻小说家中，似乎总有一种共同的因素，就是社会关切和社会批判。他们借那宇宙中遥远的空间，来对地球进行思考。《造星主》出版的20世纪30年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奥拉夫·斯塔普尔顿让他的主人公飞到了遥远的“类地星球”，却回应了自己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思维的方向上“远离地球”的科幻作家，往往与他们所处的社会议题对话。
▍ 科幻触及技术的伦理争议
《造星主》描写了“类地星球”与地球文明相近的社会发展过程，以及与地球不同的奇异风俗。其中关于“性爱接收器”的想象，似乎具有法兰克福学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倾向；也似乎具有反乌托邦的倾向。先看这样一段描写：
“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性爱接收器，虽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但在很多国家都有与此产品相关的节目。这个别出心裁的无线电发明集触摸、味道、气味、声音于一体。它并非通过觉器官来产生效果，而是直接刺激相应的大脑中枢。接收者戴上一个特制的头盔，该头盔会把从远程发射室发射出来的某个非常美味的热辣女性的性爱传输给接受者，这实际上是男性‘性爱主播’的亲身经历，或者是一段通过电磁在钢化带子上预先录制好的节目。关于性爱广播是否合道德引发了广泛争议。某些国家只允许男性节目而禁止女性节目，希望以此来保护更纯洁的性爱的清白。在其他一些国家，牧师们成功地粉碎了整个节目，他们的制胜点是：虽然只有男性能接收性爱广播，但是，它也会成为那种让人期待的、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宗教经历，即所谓的圣洁结合的替代品。”
你看，“性爱接收器”给人民制造的那种沉溺于感官欢悦的效果，不正类似于具有科幻色彩的著名反乌托邦小科《美丽新世界》中的“索麻”吗？而且，“性爱接收器”比“索麻”更加具有科幻性，因为“索麻”其实类似于毒品；而“性爱接收器”，难道不是很像是当代方兴未艾的“VR”（虚拟现实）头罩吗？只不过前者诉诸人的触觉、味觉、听觉，而后者主要是诉诸人的视觉而已。
关于直播技术的科幻想象，其实早在19世纪末的美国乌托邦小说《回顾——公元2000—1887年》一书中所描写的“家庭音乐室”——通过电话线，可以选择性地收听来自本城四个音乐厅正在演奏的不同节目：
“在各音乐厅同时演奏的这些节目，通常都给人以选择的余地。不仅在器乐和声乐之间、在各种不同器乐之间，而且在各种严肃或欢乐的音乐主题之间，都可以选择，从而能适应人们的各种爱好和情感。”
我们如果想到，1875年贝尔才研制出可以真正传声的电话，那么1887年出版的《回顾》的作者贝拉米能够幻想出这种远程传输的、可选择的音乐节目，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其实，在我阅读过的大多数乌托邦作品中，更多描写的是公共的、集体的生活，而较少写到人的个体享受，尤其是私人空间的艺术享受，尤其是这种具有个体选择意义的“点播”。这正是《回顾》作为晚期乌托邦作品特别让我感到舒服的一个原因。因为，恰恰是这种“点播”之中的选择性，寄寓着乌托邦作品中少有的个体自由。
当然，作为经典的“正面乌托邦”，作者只会从科学发明的端倪中想象那些提高人民幸福的正面价值，不会想象到科技发明可能带来一些消极的，至少是有争议性的内容。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科幻小说《造星主》，这个想象的方向上直接跳出一个“性爱接收器”，也不一样了。
实际上，“直接刺激相应的大脑中枢”的技术手段，是一种绕过人的理性、意志的强效果（用一篇网络文章《VR是一场“大骗局”》的话，更直白地说，就是“欺骗大脑”），其性质正类似于毒品。它在道德上不能不引发争议或谨慎的社会反应，无论它满足的是性需求还是别的需求。
技术似乎将使一切成为可能。而科幻则提前探索这些可能性。它们在对于技术可能性的探索之中，也必然触及这些技术带来的社会后果和道德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当代议题具有对话性。
《造星主》中“类地星球”中的“性爱接受器”，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它可能会给人民带来替代性的性福利，也可能会冲击人们的性道德。只有当它被一个专制国家（或以“福特帝”那样的工业寡头主宰的世界政府）用于统治的工具来使用的时候，它才会造成人民普遍道德丧失、理性消亡、意志溃散的结果——这正是《美丽新世界》所描写的景象。这是一种真实的可能，还是仅仅是反乌托邦作品所习惯的那种危言耸听、杞人忧天呢？
▍ 科幻自成互文性资源
小说充满了主人公大段的内心独白，像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思辨。实际上，这部小说略使人感到沉闷的地方可能也正因如此，它主要是主人公在漫游中概述的“观感”，而几乎没有故事情结和其他人物。主人公作为精魂的“宿主”布瓦尔图，是“类地星球”的一个哲学家，他与来自地球的主人公融为一体进行宇宙探索。但这个“人物”的面容和性格也是模糊的。
可能，在宇宙空间（也是时间）的科学幻想小说中做人物描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部小说毕竟早于刘慈欣的《三体》近一个世纪。在为刘慈欣科幻小说集《时间移民》所作的序言中，《南方都市报》的罗金海写道：“纵观整个科幻世界，包括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基因莱因这样的大师，也没有留下特别鲜明的人物形象。”
然而，当我在《造星主》中看到“类地星球”文明周期性兴衰变化的想象时，不禁想到刘慈欣《三体》中“三体”星球也随着天体运行的周期周期性兴衰变化的描写。也许，刘慈欣对“三体”文明的想象，可以追寻到奥拉夫·斯塔普尔顿的《造星主》吗？
在《造星主》所描写的“类地星球”，工人阶级已经成为“贱民”，甚至可能成为奴隶。这种社会幻想幸好没有成为现实。然而读到此处时，我却想到了刘慈欣在《赡养人类》中的一位外星移民先遣者对于他的故乡“第一地球”的道德控诉。
在那个星球上，所有财富已经聚集为成为一个人的财产，而其余二十亿人则被财产权法则（及其无处不在的执法者）限定在自己的家中。走出家门吸一口空气，喝一口水都要付费。刘慈欣显然接续了他的科幻前辈关于社会公平问题的主题，并把这个主题延伸到当代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问题上。
罗金海在《时间移民》的序言中写道：从刘慈欣二十余年间所创作的那些中短篇作品中，我们常能若隐若现的看到《三体》的影子。而我在不同时代的科幻小说家的作品，也能够看到他们相互的影子，若隐若现。一如我们从《造星主》中的“性爱接受器”既想到了《回顾》中的家庭音乐室，也想到了《美丽新世界》中的“索麻”。一如我们在刘慈欣的《赡养人类》中“第一地球”移民的宇宙流浪，想到《造星主》中“类地星球”的“贱民阶层”。
也许，一代一代科幻小说家的想象，都是在前人的创造性想象的基础上再创造的？以法国文艺理论批评家朱丽娅·克丽斯蒂娃概括的“互文性”理论来解释，就是：“任何文本都是其他相关文本的马赛克式的引用，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消化和运用。”
参考书目：
《早期科幻经典（1859—1937）》，译言古登堡计划，Kindle电子书。
《美丽新世界》，[英]赫胥黎著，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
《回顾——公元2000—1887年》，[美] 爱德华·贝拉米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三体》，刘慈欣著，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Kindle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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