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古玩市场的起点
当代中国古玩市场，有其明确的起点可循。
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掀起了破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大规模、长时间、毫无阻拦的破坏，对两千年的文物发动了灭绝性打击。
十年之后，这片苍白乏味的土地上，文物市场几乎已全部归零。只有一些零星的“社会边缘人”盘踞于城市一角，兜着瓷器碎片——尽管看上去是一堆破烂，但他们执着于它们的出处、工艺和历史，并推动这些碎片发展成文化复苏的力量。在北京劲松的旧货市场里，聚集了后来大名鼎鼎的马未都、李广琪、刘化北等一众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边缘人。
“当时院子里弄了点铁皮房，一家二、三百块一个月，来经营这些旧货。”在李广琪的回忆中，这种举动是和社会潮流完全相反的，人们对古玩仍避之不及。
“在电影散场的时候，我开始进电影院了。”马未都也感慨，“所有的人都往外走的时候，我一个人往里走，就显得特别不合群。”
由于佛像属于“四旧”，全被拉到铜厂化成了铜，瓷器都砸了，字画也都烧了。因而市场上木器、家具多一些。而30年前的劲松旧货市场，不过是保障社会再就业的一个小田地，并没有什么规划。没有货源，没有顾客，没有商品价格体系，起步时期的混乱可想而知。
“大家见什么都觉得新鲜，见什么都想买。”有一天，一个老外在市场里转悠，看到人们烧的是煤炉子，把乏煤捡出来，换上新煤，火苗扑扑地窜出来。他觉得新奇，开了一百美元的稀世高价。
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社会对文化审美的渴望，就像慢热的水流，逐渐突破了表层的坚冰，并逐步开始形成了新的气候。到了90年代后期，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稳定的市场，继木器家具后，瓷器和铜器也渐渐出现。一些货源来自国外回流的文物，另一些来自市场转型中的进出口公司、国有企业和文物商店。
1980年前后，港台的藏家在内地呼风唤雨，给刘化北留下了深刻印象：“人家拿出200万砸古玩，在大陆那是相当值钱了。咱们六十卖给人家，人家出价三百买了，还觉得便宜。”
台湾对中国文化体系完整的继承，也给内地传来了相应的现代收藏观念，300元买下60元的瓷器，今天来看并非厚道，而是懂行和周到。
从台湾的角度看，彼时整个中国都是“可捡之漏”。被破坏的文物市场和落后的经济局面空间巨大、动力强劲。以这股复苏力量，迅速把一个市场从地下挖掘了出来。
（本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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