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贫困县为什么要花4800万元修广场？丨今日话题
作者/丁阳 洋洋得义
汝城县在自我吹嘘的时候，4800万广场是在打造“精品旅游城镇”，但巡视组一查，就变成了“面子工程”。
透支财政的“政绩工程”，绝非“功大于过”，而往往是官员用于升迁的资本。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需要改变“对上负责”的政治风气。
“国家级贫困县4800万修广场，仍有村民靠煤油灯照明”，这个抓眼的标题让《中国纪检监察报》的一篇报道引发热议，也把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汝城县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么一个穷县，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大兴土木，搞“面子工程”呢？原因不难猜——与官员升迁有关。 但要把其中的道理给说透，可不简单。
国家级贫困县的“阔面子”
这篇《中国纪检监察报》头版头条的报道，原题为《巡视利剑刺破贫困县的“阔面子”》，直指汝城县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怎么个“阔面子”法？
“2008年以来，该县修建广场公园11个、市政道路项目26个，违规修建办公楼10栋，几乎一半的钱都用在大搞城市开发和城市建设，而培植财源、促进产业发展方面还不到6%！仅修建爱莲广场，就花了4800余万元。”
这个花4800万元修建的爱莲广场，是怎么样的呢？报道中称，“（巡视组）经过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前时，几个人的脚步同时停住了。几株巨大的银杏树挺立在前，高大漂亮、引人注目，树干直指云间。这树直径有多大？大家试着合抱，两人却抱不住这棵树！”“与大楼正门相对，空旷的广场上，8根图腾石柱屹立于中央，沿着中轴线依次分列成弧线状。广场四周，高楼林立……”
汝城县爱莲广场上的图腾石柱
“阔面子”被刺穿之前，是贫困县崛起的“新模式”
有意思的是，不少网友看了报道后都表示，这个汝城县是不是太高调了，县衙门修得这么气派，巡视组同志来到该县，还没下车就发现不对劲，这不自找的吗？
这里的原因恐怕在于，在汝城县当地官员看来，修这么个4800万元的爱莲广场，不是坏事是好事。
就在去年9月，汝城县所在的郴州市邀请海外华文媒体来访，当时汝城县打出的招牌是，“破译生态旅游文化‘色彩密码’， 解锁山区县域发展新模式”。时任县委书记方南玲表示，汝城要搞“理学圣地”特色旅游。当时的报道称，“濂溪书院、予乐湾、太极亭、爱莲广场、拙政公园等寓意深厚的地标建筑，和在此举办的全国性周敦颐理学思想研讨会交相辉映，使得汝城’理学圣地’声名远播。”
气派的濂溪书院，正面还有广场
而湖南省扶贫办也对汝城县的发展模式做了背书，在2015年的一篇题为《以发展特色产业加快贫困县崛起的探索》的报告中，湖南扶贫办调研组表示，汝城脱贫的其中一个方式是“建设精品旅游城镇”——按照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的标准，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打造特色旅游城市。彰显田园特色，突出山林、水系、公园、城市的有机融合，精心打造了“一环一心五水十园”，构建一座“会呼吸的城市”；按照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采取PPP合作方式建设总投资50亿元的理学古镇开发项目，着力打造“中华理学第一镇”……
而以上构想，不就是湖南省委巡视组所说的“大搞城市开发和城市建设”吗？只不过，吹嘘的时候，就是“精品旅游城镇”，批判的时候，就成了“面子工程”。
用招商引资来为“面子工程”辩护难以成立
在一些当地网友看来，巡视组的定性不能让他们感到服气。“县城弄不好哪来的招商引资？”“不靠老方（前书记方南玲），这小地方，哪有个县城的样子，功大于过~”
“为了招商引资”，凡是一个地方要大兴土木，大抵都会用这句话作为理由。对于很多执政者来说，只要能换来足够的投资，就是政绩，多大的投入都是应该的。汝城县这次之所以倒霉，恐怕还是在于做得太过了，这次的报道中提到，“汝城县委、县政府长期以来没有考虑可用财力的实际，盲目举债，致使2015年至2017年综合债务率分别为274%、285.74%、336%，逐年攀升，负债率在湖南省排名第一。”作为对比，湖南省扶贫办当年做的报告中，全文没有提到一个债字。
而且，汝城县的借债招商投资，效果似乎也不怎么好。据中国经营报2014年报道，预计总投资多达100亿人民币的汝城晟泰生态产业园，在经过两年多的开发建设后,最终因投资建设方资金链断裂停工烂尾，超过千亩的土地撂荒。有专家表示，这是地方政府的通病，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投资商实力了解不到位，将土地“拱手相让”，最终导致在建项目资金链断裂，项目建设中断，在一些地方几年前的项目仍旧荒草丛生，没有实质性进展。
汝城晟泰生态产业园开工仪式
从汝城的情况来看，大搞“政绩工程”固然有着一套让本地居民信服的说辞，但如果欠债太多乃至透支土地财政，效益又不好，那该地政府还是会倒霉的。但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人民日报上已经有超过400篇抨击“政绩工程”的文章，为何官员们还是乐此不疲的搞这套东西呢？
地方官员之所以热衷于搞“面子工程”，有着根深蒂固的逻辑
答案恐怕在于，在对上负责的“干部考核制”之下，下级官员必须不断地去搞大型公共项目的建设，才能打动他们的上级来获得晋升。
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类似于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问题。由于代理商（地方官员）的执政天赋、能力、甚至努力无法被直接观察，所以他们的委托人（上级领导）往往并不清楚下面官员的素质究竟如何，而如果想连续监测其下属行为或验证其下属是否高能力，成本又太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型公共项目不仅更可见和可量化，而且在上级领导看来，和经济指标相比，它们也是衡量下级官员的努力和能力的更可靠，更直接的方法。因为能搞定大型“政绩工程”的话，说明这个干部手腕强，有创造力，勤奋，能够有办法从当地居民和企业中获取更多的资源来支持这些大型项目，甚至说明他/她有办法通过游说中央来获得资金。
这样的下属，当然就会被上级所青睐，被认为是值得提拔的对象，而且这样的下属在被提拔过程中，也更有可能会对上级予以经济方面和忠诚方面的回报。而至于这些“政绩工程”费用效益比怎样，对经济民生有无直接的好处，这里是不是贫困县等等，只能往后考虑了。对于这些下级的地方官员来说，“政绩工程”就是向上传递自己能力的信号。
以上这套逻辑，在近年关于中国官场升迁制度的一些研究中，已经被反复提及。近年还有研究指出，“政绩工程”还与土地财政有关，一些地方官员会利用卖地获取的收入来搞政绩工程，以谋求晋升。
2014年落马的前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可谓是体现这套官场逻辑的典型代表。据当地官员介绍，杜善学的一路升迁靠的就是抓“形象工程”。主政长治期间，杜善学就提出了“绿色长治”的口号。随后，长治市委市政府开始建设“全省一流林业生态大市”，总耗费16.6亿元，“10万大树轰轰烈烈进长治”，为长治带来了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随后，杜善学开始整改长治城市形象，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更换统一街边门店装修，这一举动为长治带来了“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尝到甜头的杜善学随后将这一套搬到了吕梁。杜善学在吕梁主政一年多时间内，大搞“三项整治”，整治吕梁13个县的市容市貌，使得民间怨声载道，吕梁市政府驻地离石区的老百姓给杜善学起了个外号“杜根子”，咒他断子绝孙。但这无碍杜善学继续升任山西省委常委和山西副省长。
擅长靠“形象工程”获取升迁的前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
那如何根治这种现象？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陈刚曾表示，雄安新区规划方案有三条原则是定死的，“一是新区绝对不搞土地财政；二是一定要考虑百姓的长远利益；三是绝不搞形象工程。”如果能实践承诺，那自然不会有“形象工程”这样的问题。但是，雄安只有一个，别的地方今后能不用土地财政吗？能不去规划各种各样的“精品旅游城镇”吗？有网友说的好，只要干部考核还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这样的事情恐怕还会继续出现。
所以，对巡视组来说，任务决不能只是“刺破贫困县的阔面子”，而是要从制度层面去找出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才能构建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