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送快递的作家：画过漫画，卖过女装，20年换了19份工作

胡安焉身上有很多标签，例如“20年换19份工作”、“快递员”、“中年打工人”、“底层作家”、“夜班分拣员”……这些标签，都和他的工作有关。

他今年出版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也围绕自身过往工作展开。

对于胡安焉来说，在自己从事过的19份工作中，2003年加入漫画社和2007年前往南宁商场经营女装生意是自己人生路上的重要分水岭。

他的自我意识觉醒于在漫画社工作时期，在这里他看到了“主动把自己边缘化”的人，明白“社会对我的影响并不是全然正确的，还有很多人脱离于社会整体的塑造而追求个体的独特”。

在南宁商场，他“为自己庸碌的人生自怨自艾”。两年经商的竞争和抹黑留给他的几乎只有创伤，怀着对自己的痛恨，他2009年最终离开南宁。

此后，他开始写作，将写作作为“自己的纯粹精神满足，充分实现自我”。

为了生计，他依然需要工作。他把工作看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把“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称为自由。

现在，胡安焉生活在成都。在成都，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上班，这能让我的负面情绪降低百分之八九十，我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来自于工作”。

不再工作的胡安焉追求如何回看自己过往的工作经历和选择，他寻找到自由了吗？

以下为腾讯新闻《陌生的身边》主理人、中山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颂杰与《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关于工作的讨论与思考。

刘颂杰（中山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您的父母其实都是比较强调稳定和安全感的人，但您后来的人生道路却充满了变化和变动，和父母辈有比较大的差异。您是什么时候萌动了主动追求自由的意识呢？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我们产生差异主要是因为他们一辈子在事业单位，接触不到90年代社会整体观念的巨大变动。而我踏入社会已经是90年代末期了，我1999年开始工作，我在社会里经历的种种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所以我没法像他们那样假装这个社会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但是我一开始也是认识不到这些的，20出头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被这个社会接纳，为自己找到一个安稳的位置，但是并不太成功。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因为内向、笨拙、害羞，很多想法都不成熟，总是碰到各种各样的钉子。我那时候不敢跟人沟通协商，逃避成了惯性。

2003年，我选择加入漫画社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在观念和精神方面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让我接触到那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的文艺方面的东西。我之前的工作，比如加油站、酒店、服装专卖店都没有接触过类似东西，大家都是比较世俗化的人。我父母也没有文艺方面的积淀，不会在这方面影响我。我之前看的日本漫画实际上也是很商业的，我觉得很难算作文化或者艺术的一部分，或者说它不是那种大写的艺术，而是一种商业的艺术。

在漫画社，我接触到一些真正的文艺爱好者，他们的兴趣爱好不仅仅是在漫画方面，还包括音乐、电影、小说，甚至是一些简单的哲学。他们涉猎比较广，是真的文艺青年，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最初的起点。

2004年，胡安焉初赴北京，和朋友每天游荡、偶尔画画（图源：胡安焉）

刘颂杰： 您曾说过，您在漫画社的经历虽然不能说是脱胎换骨，但也是塑造您的最初起点。这个时期您开始听一些摇滚乐，然后去参加一些摇滚音乐节。当时在北京这个阶段是受到了文艺方面的一些影响吗？

胡安焉：是的。2003年之前，也就是我24岁之前，我的整体思想是比较扁平的。我没有什么个人意识，大家追求什么我就追求什么，我很从众也很盲目。

加入漫画社之后我接触到里面的一些朋友，他们大多都处在20几岁的年纪，比较叛逆，对自己对个性非常重视。当时国内的漫画产业相较于日本要落后得多，我们本土的原创漫画比日本的盗版漫画贵，水平却低得多，所以大家都在看盗版日漫。于是这个行业变得有点类似亚文化，它未来的经济前景很渺茫，投入其中的人们都是一些边缘人群，自诩与社会格格不入。

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文化环境，所以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意识到社会上居然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是被社会边缘化，而是主动把自己边缘化，并将这种边缘化看作是自己的个性，他们去强调这种个性，把这种个性视为自己的根本价值。他们不像大多数人一样走一条世俗的路，想办法挣更多的钱。这或许是幼稚的，但我认为他们有精神、有灵魂。我之前在加油站和专卖店里遇到的人都是经济上趋利避害的动物，感觉不到他们有什么个人追求和精神内涵。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触动，我第一次对文艺产生了兴趣，并且尊重和重视这种表达形式。同时，我的自我意识也是在这一时期觉醒的，我明白社会对我的规训并不是全然正确的，还有很多人在追求主流价值之外的事物。

我在漫画社结交的朋友对我的接纳程度也很高，我在社会中看似笨拙、幼稚的表现在他们看来是一个人有灵魂的体现。我不是一个世故圆滑、过度社会化的人，他们并不觉得这是我的缺陷，反而觉得这是我的优点，而且给予我肯定和安慰。我之前已经换过六份工作了，危机感很重而且对未来感到迷茫，他们不仅给了我慰藉，还现身说法告诉我他们自己也有着同样的经历。后来，因为我们都太年轻，这种不安定的状态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所以我们也各散东西。但是这段回忆在精神上带给了我启蒙和塑造，也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虽然这颗种子没有立刻发芽，但是它为我2009年开始写作埋下了伏笔。

在我离开这些朋友之后我还是一心想着挣钱成家，我为动漫资讯杂志做过美编，又去动漫公司画无聊的幽默漫画，但是我每次都没有成功，全部都失败了。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被外部环境触动，想要重新去追求当时那些朋友带给我的精神启发。所以说我在动漫社的这些朋友于我而言还是意义重大的。

2004年，胡安焉在迷笛音乐节现场（图源：胡安焉）

刘颂杰：某种程度上，漫画社和美编不是纯体力的劳动，而是带有一定创造性的工作。但是您之后2007年又选择去在南宁开女装店，是因为生活所迫还是基于其他的考虑呢？

胡安焉：主要还是因为我女友给了我一些压力。我们已经到了成家的年龄，我虽然是在办公室做美编，但是我们当时做的书刊是比较低端的那种，在二渠道（民营图书批发市场）经销，内容很多从网络或者境外书刊上照搬过来，和盗版只有一线之隔。我们所做的工作算不上是文化传媒产业，其实也是一种体力劳动，是搬运内容的搬运工，对技术并没有什么要求，报酬也很低。我在2005年的时候工资只有2000多元，2007年去漫画公司工资也只有3000多元，这在当年是非常低的，我靠这个收入没办法成家。我女友那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只能选择去做生意，希望能够彻底地解决经济方面的困难，追求财务方面更广阔的空间。

刘颂杰：您在采访中说过的一句话，“2009年初的时候，我坐在南宁市裕丰商场里，正为自己庸碌的人生自怜自艾” ，我看到后受到很大的触动，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字的力量”吧。我会想起我自己2003年刚毕业时在上市公司做财务分析，我经常会突然问自己“我的意义是什么呢？”然后会特别难受、特别悲伤。您那时的自怜自艾也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碰壁、精神上的压抑和不自由所导致的吗？

胡安焉：可能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有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生活上的碰壁和各种不顺利、不成功。还有就是人际交往方面带给我的伤害，让我看到了这个社会的负面。

我觉得我2007年-2009年在商场做女装生意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段创伤，我每天在商场里很难受。

2007年，胡安焉在南宁永新城楼上住处（图源：胡安焉）

首先是工作时间很长，每天要在商场里待十几个小时，下班之后还要去银行存款、给合伙人打电话商量补货，工作时长至少达到了14、5个小时，一年到头可能只有春节那几天才能休息。

其次是商场环境过于封闭，店铺像蜂窝一样密集，道路也很狭窄，待在里面一整天都不见天日，给人很强的压抑感；店主和店主、经营户和经营户之间的关系更是灾难，因为规则的不完善，大家的竞争常常表现得非常丑陋。而我是一个很在乎别人评价的人，我喜欢迎合、讨好别人，但那样我就无法在商场生存。比如说，我从不抹黑别人，但经常有竞争对手抹黑我，攻击我的货品和为人，于是就会有一些客人在听过我的坏话之后来到我面前对我表达敌意和鄙视。这对我来讲具有极强的精神创伤性，比打我一拳更让我难受。

所以我在经商的这两年多时间里产生了应激反应，我见到人就想回避，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过我的坏话、是否带着敌意和偏见走进了我的店。后来我看到顾客进门，首先的反应不是雀跃，而是觉得头疼和麻烦又来了。

我这样的状态确实没办法再干下去了，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经济条件的目的也失败了。成家就更不必说了，这个行当挣不来钱，我的女友听了她母亲的劝告移民出国了，我彻底没有机会了。

南宁这段经历留给我的几乎只有创伤，最后我选择了离开。

2018年，胡安焉经营的女装店（图源：胡安焉）

刘颂杰：您早年就已经频繁更换工作了，您是怎样看待这种变化的？很多媒体报道会把您频繁更换工作视为一种主动逃离，视为对变化的寻求。但实际上我想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还是会有一些现实考虑，就像您刚刚提到自己工作早期的职业规划时说还是渴望去融入主流社会、融入自己所在的工作岗位，去追求一种相对体面或者稳定的生活。

胡安焉：2009年之前，我希望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稳定的位置，我害怕自己被边缘化。但所谓主动寻求改变，我觉得其实很难区分主动和被动。比如说我的手碰触电后收回来，很难界定这是主动还是被动。

我在20几岁时频繁换工作是因为我碰到了一些克服不了的障碍，所以我选择了逃避。但是那些障碍也确实是因为我当时处于一个比较幼稚的状态。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加油站工作时，加油站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调到了芳村区的一个示范站——大花园站，这个站离我家和我的夜校都很远，我其实可以跟领导去协商沟通、说明情况，说我在读夜校，能不能把我调回原来的加油站。但是，当年我是一个害怕跟领导沟通，见到领导就想躲着走的人；而且我的同事每天也在接受加油站的“准军事化“管理，我觉得去沟通调岗是在提特殊要求，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我不敢去协商，所以我就选择换工作。其实很多次情况都是类似的，既是主动也是被动地选择逃避，不是去尝试解决问题，而是逃避问题。

刘颂杰：我觉得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选择的逃避，我们怎样去考量这些逃避的意义很重要。在我看来，您在逃避时其实也在坚守一个非常恒定的精神内核，即对自由和文字表达的坚持，正是因为这种长期坚持和经验积累才让一项持久的工作更有意义。我想到乔布斯所说的“connecting the dots”，人生的经历像是一个一个连接起来的点，相互效力。我觉得您的恒定坚守是经验得以相互累加的前提，您怎么看？

胡安焉：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如果你问我二十几岁时在坚守什么，我觉得答案肯定是没有。我二十几岁时就是随波逐流，任自己的性格摆布；30岁之后，特别是2009年才慢慢意识到要去确立自我和外部整体之间建立联系。

2009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分水岭，我之前说2003年参加漫画社是一个重要节点，其实2009年也是。2009年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能够多挣钱，希望融入社会，拥有和大家差不多的生活和追求，但是2009年之后我就放弃了。

放弃意味着我不再追求一般人的生活，比如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拥有财富和体面的生活、得到普遍的社会承认和尊重等。之所以放弃，首先是因为以我当时的能力很难追求到这些，其次就是即便我追求到这些也并不能带给我真正的满足和充实。

在南宁商场做女装生意的经历带给我比较大的刺激，让我明白这一点。当时，我受到刺激之后变得很偏激，完全否定世俗的实利思想，希望去追求纯粹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当然，我现在不会这样想了，我觉得这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

2014年，胡安焉在云南下关摆地摊（图源：胡安焉）

刘颂杰： 人们常说“三十而立”，您在2009年也就是30岁时想清楚要做一个舍弃，而这个舍弃对您后来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决定，可以这么说吗？

胡安焉：今天来看这样说是可以的，我确实觉得自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路。但是正确与否不能以我出版了一本书、得到了社会关注、上了腾讯新闻的节目来界定。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是机缘和运气加持的结果，不是我当时的选择会带来的必然结果。我当时选择默默无闻地写东西，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不会有人知道我在写，也不会有公众的肯定。

实际上我40多岁时还在做快递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出版了一本书，大多数人都不会尊重和认可我。如果我没有出版这本书，我去和别人说我的遭遇、经历和生平您觉得有人会愿意听吗？这是一个失败案例，我是一个反面教材，谁会想听这样的人生呢？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这是我对自我的一个确立过程。我不妄评别人的人生，至于我的人生，他们怎么评价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因为这是我的人生。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不是获得了什么东西。

2019年，胡安焉（左一）在品骏快递工作（图源：胡安焉）

刘颂杰：您在书中讲述过您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检货员还是快递员，这类体力劳动似乎都是很残酷的。这类体力行业，乃至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权力组织对于个体自由的规训，比如您在做检货员的时候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就更不用说去追求自由了。这样看来，似乎社会对个体的规训是一种人生常态。

胡安焉：我觉得最初的时候我们整体社会作为一个经济体和社会实体，需要和其他的社会实体进行竞争，在这个阶段我们是需要效率才能取胜的。但是当这种效率至上的思维发展扩张到一个临界点时，我们每个人的个体诉求都被吞噬掉了。我们变成了社会竞争的牺牲品、一颗螺丝钉、一粒炮灰。但是毕竟人只活一次，我们归根结底还是应当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了一个社会主张或者社会共同体而活。

2018年，胡安焉在顺丰临河里站点卸货分拣（图源：胡安焉）

刘颂杰：我在您的书中读到过对工作和自由的探讨，您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您怎样看待工作和自由的关系？怎样在这种看似被逼无奈的工作状态下去寻找内心的安宁和自由？

胡安焉：我觉得自己这句话说得还是有点大，因为肯定会有一些杰出的人能够在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同感的，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不是去适应和迎合外部环境，而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审美和判断等去改变和塑造环境，但这可能是在每个行业的佼佼者身上才会出现，可能人群中只有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的人才能做到这样尖端的位置，比如乔布斯。

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社会化生产里的一个工具，比如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换一个人来做依然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社会没办法依靠每个人的独特性来推动生产，因为这并不能够实现生产的扩大化、规模化。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把自己的差异性抹除，变得工具化、兼容化、同质化才能够得到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可。这对于个体而言是可悲的，因为个体丧失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个人的意义感也流失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个例，因为于我而言我可以放弃一般人放不下的一些东西；其次是我的父母不需要我来赡养，他们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降低了我的负担，所以我可以很任性。但大多数人和我的情况不同，他们可能背负了很多的家庭压力。

所以如果你问我在普遍意义上如何追求这种自由价值和个人价值，我是没有答案的，我同样也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我觉得自己现在能够得到关注和倾听，获得经济回报和奖项都是有运气因素加持的。如果没有《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那篇文章作为起点，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此说来我的问题相较于大多数人可能更复杂一些，因为我需要在一种默默无闻的孤独写作状态中自处，这会是一个更缓慢、更沉默、更不为人知的过程，是一种对于自我内在的塑造，就像我的妻子现在仍然在创作中寻找自我确认。但是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些外在机缘的帮助。

2017年，石洲村的招聘墙（图源：胡安焉）

刘颂杰：您用四川话“巴适”来形容您现在在成都的生活状态，心境和生活态度似乎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这种变化源自何处？

胡安焉：我都忘记是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了，应该是在开玩笑。

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确实比较好，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上班，这能让我的负面情绪降低百分之八九十，我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来自于工作，所以不上班的话压力会很轻。

其次，我和我妻子的相互扶持也很重要；另外，我的作品得到了关注，能够以出版兑现为经济回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它大大推动了我的自我确立，让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尊重和喜爱，如果没有大家近两三年的关注和书的出版我很难达到这种“巴适”的心境，可能还需要花更长时间到写作中才能笃定自己的成绩。

刘颂杰：最后一个问题，您的笔名“胡安焉”是三个疑问词组合在一起，我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就想到了“无处安放的灵魂”这句话。您如今经历过这么多变化了，能不能说现在的您已经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了呢？

胡安焉：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并不觉得自己真正达到了安身立命的状态。不过我现在的状态确实比我早年的窘迫更接近于我的理想状态，我和我妻子在一起有对于写作共同的认识和追求，彼此之间也会相互肯定。

尽管我过往的经历和我身上的特质很多都属于社会公认的缺陷和不足，但是我的妻子会给予我肯定和支持，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妻子的。而且我对于写作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毕竟想要通过写作来谋生是很困难的，它的收入甚至不如送快递，大多数写作者都无法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但是我和我妻子之间有一个共识，我们都觉得写作是我们喜欢的、有意义的追求。

另外，从2020年我在网上受到关注到后续出版了书，外部条件也使我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人生追求，让我在心态和观念上都更加自信了。而且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也改善了，不会像早年时那么容易焦虑和惶恐了。

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安身立命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身体上的自我满足，另一个是精神上的充实。在经济条件上，我现在和妻子两个人的经济条件比我之前一个人的时候好多了。《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之后又签了两本书，有了相对持续的经济收入，压力减轻了很多。精神方面，我在书出版后对于自我肯定感的建立逐渐加速，心态上也变得更加平和了。

安身立命需要自己接受自己，不断地认同自己，我觉得可能我没办法做到百分百接受自己，真正达到安身立命，但是我已经在尽力向这个方向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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