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缘何十几年来喊冤不断？

老太太到北京找我时，助理拍摄的照片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到北京来找我，希望我可以帮她儿子伸冤。

她其实不是第一次找我了。去年夏天，我去天津办事，她就找过我一次。

这些年，经历太多刑事案件的磨练，尤其是几个重大冤案的辩护，我对于全国各地来求助的各种奇葩案件应接不暇，有点身心俱疲。但这个老太太说的案件，的确很特殊。

她叫杨宝兰，今年七十六岁，原籍陕西，在青海跟随石油队工作过，大半辈子历经坎坷，丈夫早逝，独自一人养大了四个子女，生活一直过得很清苦。而她找我的案件，是她儿子杨松发因故意杀人罪于十几年前被判死缓。

“他没有杀人，没有作案动机，没有作案时间，除了刑讯逼供的口供，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犯罪，他是被冤枉的”。这是她最初见到我的时候说的话。

最初我并不相信。因为该案是经天津二中院和天津高院审理后定案的，连申诉也驳回了。

我在天津二中院和天津高院都开过庭。在天津二中院，我为吕同元赢得了无罪判决。在天津高院，我为服刑多年的张桂振重新争取到了自由。难道还有比他们俩还冤的？

杨宝兰没有钱，当然支付不起律师费。她说最苦的日子，曾捡过菜叶度日。

我今年已经做过郑展江案的法律援助了，实在没有太多精力去做杨松发案。在如今的京城，像我这样的律师，刑事案件开价都是三十万往上，没律师费很难接案。律师也要生活啊。动辄十几万的房价，一年辛苦到头，也只够买一个厕所的空间。

我看了初步的材料后，还是决定破例接下这个案件。因为基于多年的办案经验以及我对刑事证据的研究，这个案件的疑点之多，堪比呼格案、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我重点关注过的几个冤假错案。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被害人是杨松发分手多日的女友，并无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矛盾，他有什么样的动机要去杀她呢？杨松发是开出租车的，为什么还要特意去租车作为作案工具，而且在没有任何租车登记凭据的情形下，租车公司证人怎么就凭记忆想起几个月前杨松发租车了呢？杨松发被迫承认的凶器菜刀，描述得跟被害人姐姐家丢失的菜刀其实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跟被害人头顶的伤口形状也不符合！杨松发说他自己从未去过现场。现场遗留的26厘米和21厘米的鞋印，被证明与杨松发穿的鞋完全不符，是否另有其人，而且不止一个人？公安机关说杨松发翻供时试图向办案人员行贿25万，而十几年前这几乎是天文数字，杨松发全部家当都没有2.5万。更让人疑窦丛生的是，有两名看守所的犯人证明杨松发收到过残酷的刑讯逼供，被提讯回来浑身上下都是伤。而杨松发自己，则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被刑讯逼供的过程，并在申诉书中写下十几个“我没有杀人”！

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命案，我看不到任何与杨松发有关的生物检材！

这一切的疑问，要看原始的案卷材料，并会见杨松发本人后，才能解开。我决定去一趟天津。

今天早上，我五点多起床，六点半多就上了去往天津的高铁。

不到八点，我已经出现在天津二中院门口。天津的郭运良开车来接我。这个倔老头，因为自己的养猪场遭到劳教局的侵占和破坏，无钱上诉，一直在上访维权。我曾经为他无偿写过诉状，也在他行将为刑拘之际出手救过他，所以他一直称我为“恩人”，自告奋勇来给我当司机。老郭的腿几乎已经残废，走路特别费劲。只有开车时坐着还行。

走路艰难的郭云良开着他的小面包车给我当司机

杨宝兰拄着拐杖，已经在法院门口等我了。

我看到这两个老人，互相问候，忽然想起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等到天津二中院开门。

等候在天津二中院门口的杨宝兰老人

进到诉讼服务大厅，导诉台问明档案室，我上去等。一刻钟后，才有人姗姗来迟，看了委托手续，说2010年以前的案件，要承办人签字才可以查阅案卷材料。该案的审判长董维已经退休，当初的代理审判员齐建春还在。于是我给齐法官打电话。她人没出现，在电话中说，不能阅卷，不给复印，因为申诉的案件，必须要立案以后才可以阅卷。

“我没有看证据材料，怎么能写申诉状呢？又怎么会有立案手续呢？”

“案件已经审结了，你不能阅卷，必须要申诉立案才能阅卷。”

这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我只有看案卷才能写申诉状，才有机会获得立案。而法官认为只有立案以后才可以阅卷。

“我没有阅卷，怎么写申诉状呢？”

“你就根据判决书写。”

“如果能根据判决书写，我还要看什么全卷材料啊？”

“反正申诉的案件，不能阅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今年发布了《关于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意见》，于4月1日实行，其中第九条规定，依法保障法代理申诉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在诉讼服务大厅或者信访接待场所建立律师阅卷室、会见室。为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等提供方便和保障。请问为什么不执行？”

对方把电话挂了。再打电话，被告知齐法官不在。

时间已经指向九点半。

好吧，奔赴下一个战场，天津监狱。

我是在十点二十赶到天津监狱的。没想到又碰了个钉子。

“我们这里，只有周五上午接待律师会见。”

“我周五有课，跟会见的时间冲突，可否申请其他时间会见？”

“不行，这是我们的规定。”

“你们难道一周就上半天班吗？我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能不能让我会见一下？我周五的课是不能调的，如果你们只能周五会见，是否意味着我永远都会见不了？”我几乎是在恳求。

“是的。那时你的事，我们就是这规定。还有，我们这里规定必须两个律师会见。”对方回答的很高冷。

“现在新刑诉法规定，要保障律师会见权，司法部的文件也规定了，一个律师或一个律师加助理会见，都可以的。我在别的地方也是一个律师会见，为什么你这里要求两个律师会见。我本身是法律援助的，到哪里再去找一个不收费的律师啊？”

“那我不管，反正我们这里要求两个律师才能会见。”

“你们的内部规定，怎么可以对抗国家的规定呢？原来要求两个律师的规定已经作废了，现在司法部就是允许一个律师会见的。”

“我们这里从未允许一个律师会见，你再去找一个律师吧。”

这是天津监狱接待人员给我的最后答复，让人无语，有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今天预计阅卷加会见的计划，都泡汤了。给我当司机的郭运良也很沮丧：“吴老师，我觉得你太不容易，像你这样的大教授大律师，都遭遇他们的刁难，你可以想象我们平时维权有多难了。”

我没接话，安慰了一下杨宝兰，“等我上完这学期的课，再来会见吧。只是，真的不容易找到一个不收费的律师来陪同我会见了。天津监狱，内部规定可以对抗法律。”

杨松发案的申诉，注定是一场多桀之旅。不过，像我这样抗打击能力很强的人，越是刁难我，我越是要把事情办成。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这个案件的申诉过程中，我会如实记录，并及时报告进展。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中国的法治进程吧。

加油，吴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