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激励，在加速这个社会的黑化

4月12日下午，我给研究生上完课回家，路上有几位刑辩同行联系我，要过来拜访。本想邀请来寒舍吃饭喝酒，但因老人孩子在家，不便多扰，就饭后约在了小区楼下的茶餐厅门口。刑辩律师中有从上海、江苏过来的，也有从北京赶来的，有见过面的，也有神教已久的。没想到这一聊，几至深夜。

刑辩律师的聚会，经常会被演变成办案经历的吐槽，尤其是对当下最为棘手而无奈的涉黑案和职务犯罪案件。杜家迁说，民营企业家变成受害群体，是因这些年整个社会在加速黑化，包括官僚阶层。而我认为，黑化的原因，是体制内生的反向激励，做正确的事情得不到奖励，而作恶不但没有惩罚，反而因此得到好处。例子就不胜枚举了。

比如扫黑除恶的初衷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并把反腐贯彻到最后一公里，但实践中却变成了为完成政治指标，对民营企业家进行掠夺，以弥补地方财政的亏空，完全变味了。这样做的结果，黑扫的不受追究，蒙冤的申诉无门，有产者人心惶惶，整个社会都在内耗。再比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司法部门内查的都是无罪、不起诉、撤诉的案件，根本不查重判被冤的案件，整个导向还是重刑主义，那以后谁还敢有担当？流水线作业没有什么责任，力排众议敢于纠错的反而风险最大嘛。

昨天听说鹰潭案在法援律师参与下草草结束了一审，家属委托的张庆方律师根本没有机会介入。庆方算是师兄级了，比我大五岁，高我四级，他博士毕业执业时，我刚好读博士，认识他也有二十年，只是没啥交往，毕竟也不是一个导师。但他干的事情我是佩服的，敢于公开挑战监委的权威，把这类案件各种违法取证以及法检的不作为都公之于众。鹰潭案只是无数监委案件的一个缩影，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纠正却难于上青天。最后我们看到的还是法援律师堂而皇之地鸠占鹊巢，庭审走过场。

我办过很多职务犯罪案件，十几年前在检察院反贪阶段就在办，那时还有无罪案件，比如当年东北某法院副院长贪污案，就是无罪结案的。但监委成立后，无罪太难了。不是说我办的都是贪官案件，恰恰相反，几乎都是体制内的清流。贪官案件认罪认罚没什么难度，我的案件都是被告人不认罪且要求做无罪辩护的案件。而我会见他们的第一句话肯定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跟我讲真话，但凡有一句假话，我就不给你辩护了。去年几个案件都有惊人的相似，几乎全是监委以近亲属相威胁逼取口供。

不是说近亲属不能抓，但采取各种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就不对了。比如人民银行某直属部门高管案，他不承认有受贿，也查不到任何证据，监委办案人员就骗他说他老婆被留置了，儿子被刑拘了，但实际上都是假的。结果有人托他买生肖金银币的打款，也被当做受贿，谁会以每年定期几万几万地打入他个人工资卡这种方式行贿呢？比如光大银行某副总案件，把白纸黑字签了协议还没到期的借款当成受贿，以近亲属相威胁，同录中隐藏秘密，就是死活不调，案件三年多了还没审完。再比如吉林省银监局某人受贿案，把他小舅子名下的个人财产，其中还有他自己的银行贷款和借款，都当做受贿款，为了搞钱都已经完全不顾事实和逻辑了吗？他老婆去控告，还被抓了当作共同受贿，可是小舅子“行贿”姐夫，怎么连他姐姐都不知道啊！

昨晚在我家楼下的聊天中，有律师说，清官和贪官现在面临一样的风险，清官被整，也会被逼取虚假口供，不管是否喊冤都硬判。贪官被抓，认罪认罚且退赃，判得不高还能在某没收基础上说不定还能保留一部分财产。监委办案就成了概率问题，谁愿意做清官呢？就像山西长治的王某，夫妻俩加起来的所有财产只有几十万，女儿买房都付不起首付，居然能把他十年前买朋友一辆二手车的差价都当成受贿款，还有什么能抵抗得住办案人员的黑化呢？

我在云南办理的那个“宇宙最大的黑社会”案件，被告人问过我几次，我规规矩矩做生意，从不参加打架斗殴，坏事一件也没干过，还每年捐资助学，帮助老人孩子，怎么就变成了黑社会了呢？那些侦查时搞刑讯逼供，各种手段折磨我们，搜查时顺手牵羊中饱私囊的办案人员，那些不管事实证据拔高凑数起诉，在庭上睁眼说瞎话的公诉人，难道不是更黑吗？九江案的被告人家属也问过我，我们真金白银借钱给他们，他们欠钱不还，甚至仗势欺人，有钱不还，我们债权人怎么就变成了恶势力，而他们不用还钱，然后现在连本金也被当做“犯罪工具”给办案单位没收了，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理啊！到底谁黑谁恶呢？

昨晚的夜谈，记得最后我有一个总结，这些年的法治倒退，摧毁了一些构筑传统社会道德基础的价值观，做好事的没有受到正向激励，做坏事的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受到奖赏，社会资源在基层矛盾-信访控告-程序空转中不断内耗，长此以往拖累经济，导致民生凋敝。而经济的不景气，又加重了一种趋利性执法和司法，进一步摧毁公平正义的基础。对一个人的不公，实际上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公平正义是社会最后的防线，一旦破防，那整个社会的黑化只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危险的节点上。危巢之下安有完卵，没有谁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