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何状告成都市市长？惊天内幕！

今天下午两点，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四法庭。行政诉讼案件开庭。

夏芳坐在原告席上，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拿着两份放大的身份证复印件，举着走到法官面前，极力声辩着。在被告席上，坐着成都市人民政府委派的代表市长出席法庭的一名公务员，表情严峻。双方律师已经就证据问题争得趋于白热化。

“你说本案所有的证据是伪造的？”法官以为原告疯了。六十岁的夏芳，衣着朴素，岁月在她脸上刻下沧桑的痕迹，但此时已然多了一份坚毅。

“我开始也觉得匪夷所思，但现在不得不承认，原告说的是事实。”我平静地向法庭陈述：“从一开始，所有的借条都是伪造的，夏芳和黄志国根本不认识。黄志国的身份证是伪造的，根本就查不到这个人。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也没有通知夏芳，案卷里夏芳的所有签字都是伪造的，包括谈话笔录与和解协议中夏芳的签字也都不是她本人签字。然后她就被缺席判决，稀里糊涂输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案件。”

我看着依然发呆的法官继续说：“在申请执行过程中，法院又违法作出了强制执行裁定，查封她两千万的资产，以抵偿一百多万的虚构债务。接着法院的执行通知书也是伪造的，公章明显和法院的公章不一样。公安局出具的证明也是伪造的，我们已经去公安局确认过，户籍专用章明显不一样，就是为了证明黄志国就是黄治国。最后，国土局在夏芳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她名下的土地和房屋全部过户给黄治国。”

几位法官震惊地互相交流，估计他们以为律师也疯了。

我又补了一刀：“这里面涉及伪造身份证，伪造国家公文印章，伪造法院诉讼文书，伪造证据材料，如果黄治国个人的诈骗行为没有武侯区法院和国土局的配合，不可能完成，因此，这可能是一起严重的犯罪案件。成都市政府的错误在于，国土局明知道这些材料是伪造的，或者稍尽审查义务就可以发现这些材料有问题，依然在没有告知利害关系人夏芳的情况下，给黄治国单方面办理了过户手续，对原告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审判长眉头紧锁，估计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今天的庭审会变成这个样子。质证一开始，原告就提出被告的证据都是伪造的，而被告根本提供不了原件。审判长问被告：“917-1《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原件在哪里？”被告的代理人犹豫地回答“估计在档案馆吧”。原告马上说：“我们去成都市档案馆调查了，没有查到。我们前后两次去武侯区法院调阅案卷，案卷里面都没有。”我接过她的话把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法律文书是案外形成的。因为案件是2000年申请执行，而且当时已经有了结案报告，说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了。结果，2004年出现了一份伪造的身份证明，到2006年才正式提交申请过户。这难道正常么？”

在经过一番争论和商议后，法庭决定休庭，择日调取证据原件。最后，法官严肃地说：“如果该案确系涉嫌犯罪，我们会把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一个民事案件，怎么会变成行政诉讼案件，怎么最后又会变成刑事案件呢？这个案件或许会揭开成都司法系统腐败的冰山一角。其震惊的内幕，让所有人闻之后背发凉。

事情还得从20年前说起。

1995年，刚到不惑之年的夏芳，意气风发，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民营企业家。她一手创办的成都市福芳特种安全夹胶玻璃厂，蒸蒸日上，产品供不应求。上世界七十年底末改革开放时，夏芳就是在成都荷花池服装市场做生意的第一批个体户。因为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她慢慢积累了一些资金，开始进入实业。1995年政府有偿划拨给她一块六亩的工业土地。

1996年，为扩大生产，夏芳又注册成立了成都市福芳装饰材料厂。到1998年，该厂的净资产就达到了近两千万。夏芳踌躇满志。如果不是被人设计构陷，也许她的企业或许能成为后来福耀玻璃这样的上市公司。

夏芳至今想起1999年的那起案件，仍觉得匪夷所思。我现在从案卷材料里所能看到的是，1999年9月16日，黄志国起诉夏芳欠款245万，证据是11份借条，借款方式全部是现金，而且约定如果不能还钱，夏芳以六亩土地、2000平米厂房以及整个厂的设备抵偿。然后，法院在夏芳缺席的情况下判决夏芳和玻璃厂应归还143万（至于为何差102万，判决书没有说明）。

现在夏芳所能确认的是，她对这个诉讼一无所知。她没有写过任何借条，没有收到诉状，没有参加庭审，也没有在谈话笔录与和解协议上签字，更没有收到过判决书。在不知不觉中，她的财产就被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侵占了。而事后查询，这个黄志国根本不存在，他的身份证是假的。就像暗夜里被人打了一闷棍，醒来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能从法院查到的资料显示，2000年8月7日，黄志国申请执行，8月15日，法院伪造了一份有夏芳签字的谈话笔录以及一份和解协议。甚至在10月11日，法官都已经起草了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草稿，但没有正式发文。夏芳对此，毫不知情。

可是，在2000年10月到2006年10月，这整整六年里，黄志国消失了。这个神秘的黄志国，瞒天过海，大费周章地，用两百多万的虚假借条，就把两千多万的资产据为己有，但怎么办理过户呢？总不能把这些土地和房子过户到一个虚假身份证上吧？

夏芳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阴谋已然孕育，一双黑手已经开始把她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6年10月，一个叫黄治国的人出现了。他拿了一份武侯区法院在2006年9月20日出具的《执行通知书》（917-1）和身份证明出现了。这份身份证明的内容是，黄治国曾用名黄志国。可是这两个人的身份证出生日期是完全不一样的，照片也不一样。如果这样的证明也行的话，我是否可以说我曾用名吴官正，去取代他的位置呢？更为关键的是，这份证明的公安局户籍专用章是虚假的，我看出了“户”字的写法明显不一样。去公安局求证的结果，是确实伪造，如果法院需要证明的话，他们可以提供证明。

最大的问题是《执行通知书》（917-1），我敢确定它是虚假的。从排版上看，武侯区法院发的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的标题都应该是以二号宋体加黑，唯独它是三号和小三号仿宋体，整篇文书的字间距和行间距明显不对，而且主文部分语句不通，引用法条错误，居然把86条第1款写成第8条第2款，这种低级错误不大可能在这么正式的法律文书中出现。通知书中还有“由黄志国本人持法院有关法律手续单方办理一切过户手续”这种明显违法的内容。最为重要的是，落款的法院公章居然是假的，我仅凭肉眼就看出其中五处细节不符。

但就是这么明显的虚假材料，国土局居然受理并且协助办理了过户手续！如果武侯区法院法官没有参与违法，夏芳诉讼案中就不会是那么多虚假证据，连法官谈话笔录中夏芳的签字都是假的！如果没有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参与犯罪，黄治国就不可能凭借破绽百出的两份文件就办理过户手续，而不通知原所有权人夏芳到场。如果没有公安机关不作为，当我们发现户籍专用章虚假时公安就应该主动立案，而不是连受害人报案都不受理！

在这十几年中，但凡法院的工作人员、国土局的工作人员有负责一点的，发现如此明显的破绽，案件就判不下去，土地也过户不了。可是，这么荒唐的事情居然发生了。如果说法官和国土局的工作人员不是同谋，怎么可能？

那个叫黄治国的人，空手套白狼，白拿那么多土地后，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得了约5000万的补偿，在2008年后就再次彻底失踪了。那些协助他完成犯罪的法官、政府工作人员，到底分到多少好处，不得而知。夏芳的实名举报，依然石沉大海。她现在早已倾家荡产，无家可归，租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付不起一分钱律师费，连律师的路费也无力承担。她甚至都不敢打车，每次来见我都是坐公交车。我问过她，自突遭变故后，丈夫摔断了腰，至今瘫痪在床，她无力供儿子上学，儿子高中毕业就不得不去打工，在做保安。

自从我去年偶然遇到她，替他打这个官司后，也有好心人在帮她，她看到了曙光。曾经有成都人愿意给她提供免费的住处，被她婉拒了。她一直相信冤案很快会昭雪，坏人马上会得到惩罚。我也说过会帮她到底。可是，谁来挽回这失去的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