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6年上海相识，胡适与苏慧廉父女保持一生友谊｜友书可读
友书可读是绿茶书情专门推介朋友新书的专栏，第5期推介温州老乡沈迦的新书《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两年前，沈迦的《寻找苏慧廉》出版，该书写的苏慧廉是一个英国传教士，一百年前在温州传教，为温州的教育、医疗、科学等开辟了通往文明之路。这本书出版后获得很好的口碑，这几年，沈迦没有停下追寻的脚步，还在继续寻访传教士在中国特别是在温州的足迹。新书《一条开往中国的船》涉及的传教士很多，有些是他写《寻找苏慧廉》时涉及但并没有在书中展开的，有些是他新的发现。沈迦通过多年对传教士的寻访和研究，实际上是给自己开很大的题，挖很大的坑，当然，这样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让我们多了一双打开世界的眼睛。今天推荐书中的《胡适与苏慧廉》一篇，梳理了胡适与苏慧廉父女的交往与友谊。（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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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苏慧廉
文｜沈迦
网上淘到本英国作家谢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的小说《中国女士》（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包裹从美国寄来，打开，随手一翻，竟然看见了胡适的照片。尽管这张插图的文字说明没有说这就是胡适，但适之先生儒雅的形象，我们毕竟熟悉。
我追寻苏慧廉与胡适的关系，就是从这张图片开始。
谢福芸是苏慧廉的女儿，苏慧廉则是英国偕我会的传教士，一百多年前到中国传教。从1883年初春抵达温州，到1906年应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之邀转赴太原出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他在我家乡温州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对温州近代史而言，苏慧廉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中国女士》一书1929年初版于伦敦，书中内容是谢福芸1926年随中英庚款代表团访问中国时的所见所闻。
1925年5月26日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偿案，决定将“庚款”余款退回中国。为了合理使用这笔巨额资金，英方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十一名委员中，便有时任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中国通”苏慧廉。其中的三名中国委员是胡适、丁文江及王景春。1926年1月，咨询委员会派出以威灵顿勋爵（Freeman Freeman Thomas，1866-1941）为团长的赴华代表团，亲莅中国做进一步的考察，苏慧廉携夫人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8-1932）及女儿（此行充任其父秘书）于3月8日抵达上海。这是苏慧廉一家欧战前离开中国后的重返故地。欧战期间，苏慧廉在赴法的中国劳工（Chinese Labour Corps）中创办基督教青年会（Y.M.C.A.），与中国关系密切。后来暴得大名的蒋廷黻、晏阳初当时均在他的麾下工作，当时，他们都还是留学生。
胡适、丁文江、王景春作为中方委员，自然参加了威灵顿代表团的在华行程。很可能，苏慧廉就是在这次共事中，与胡适订交。
勤于记录的胡适在他后来撰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有回忆这段往事。
卫灵敦子爵等三人是民国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上海的。在君和王景春先生都在上海。我从去年十月以来就在上海治病，没有回北京去。访问团的临时秘书长庄士敦（R. J. Johnston）也来了。集会的地点在上海礼查饭店，在君和王景春先生和我也都搬来同住。访问团的日程，依据我的日记残本，大致是这样的。
三月的大部分，在上海听取中英两国人士意见。
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五日，在汉口。
四月七日以后，在南京。
四月十六日以后，在杭州。
四月下旬，在上海。
五月中旬，在北京。
五月下旬，在天津。
五月二十五日，卫灵敦团长代表访问团在天津发表一个书面的谈话，总结我们在各地听取的意见，说：我们不久即可拟具提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书，我们可以预告的是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一个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会应有全权管理退还的英国部分的庚款。这个书面谈话发表之后，访问团就回到北京开始写报告书。六月十八日安德生女士起程回国。六月十九日卫灵敦团长也离开北京回国了。王景春先生七月出国，经美国到伦敦开会。苏狄尔教授留在北京，七月里在哈尔滨和我会齐，同搭西伯利亚铁路去英国开会。
胡适笔下的苏狄尔教授就是苏慧廉。苏慧廉是他的正式汉名。笔者查阅历史文献时，发现他的译名五花八门，译法不统一为后人寻找他的历史足迹带来了诸多不便。
胡适此中提到的日记残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新版《胡适全集》第30卷正好予以收录，我们由此得以窥见当年的鳞爪。胡适自注，此日记记得很简略，只有人名与地名。其中与苏慧廉有关的条目如下：
四月廿三日，上午十一点，英商会。下午一点，Mrs. Soothill (As for House) [肖塞尔夫人（议会方面）]。
这个肖塞尔夫人指谢福芸。胡适误将其夫姓“Hosie”记为“House”。谢福芸的丈夫Alexander Hosie爵士，汉名谢立山，英国外交官，曾驻华多年，1890年还出任英国驻温州署理领事。
四月廿七日，一点，Foreign Y.M.C.A (Shanghai Club) [外国青年基督教联合会(上海俱乐部)]
上海青年会俱乐部当时还在四川路。上海Y.M.C.A.成立于1900年，宋庆龄之父宋耀如是发起人之一。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与Professor Soothill [肖塞尔教授] 同去看麦伦书院（兆丰路76号）。
麦伦书院 （Medhurst College ）是教会学校，由英国伦敦会创办于1898年。1953年收归国有，并改名为继光学校，以纪念那时的战斗英雄黄继光。
火车上的访谈
苏慧廉比胡适整整大了三十岁，应算他的长辈。因此，从年龄而言，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更易与胡适交上朋友。谢福芸生于1885年，仅比胡适大六岁。
谢福芸生在宁波，长在温州，八岁时才回英国读书。她后来就读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剑桥毕业后又回到中国。晚清之际，与另一位剑桥校友包哲洁（A .G. Bowden Smith）共同创办北京培华女校。培华女校是林徽音的母校。
在英国，作为作家的谢福芸可能比汉学家的父亲更广为人知。谢福芸著有游记、小说多种，这些与中国相关的著述，是当时的英国人了解中国的生动读物。
《中国女士》是谢福芸关于中国的第二本小说。它虽叫小说，其实纪实的成分很浓。近年为写《苏慧廉传》，我翻看了她关于中国的所有作品，从她家族的经历及所述之事的来龙去脉，笔者确信，她笔下的人物及故事几乎都有真实的背景。只是，这些人以化名出现。他们像一群戴着面具的熟人，邀你参加一场跨越时空的化妆舞会。
谢福芸笔下的胡适是个逻辑学教授（A Professor of Logic）。在该书第二十一章《哲学之门》里，谢福芸详细记下她与教授在火车上的对话。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火车上，窗外一派田园风光。果园正开花，果树精心修理过，虽然不够科学。看不见一棵杂草，每一列每一行都笔直笔直的。响起布谷鸟的叫声。
“听！”他说。“你知道它在叫什么吗？‘布谷，布谷！’传说里讲，从前有个懒惰的农夫，任凭土地荒芜下去。他死后，遭到天谴，每年春天回来，化作布谷鸟，呼唤农人不要学他的样子！”
“这个故事太迷人了，”我说。
“是啊，”他回答，“像我们所有的传说一样，很实际，很唯物。你们的诗人称布谷鸟为‘漫游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给我们实在的建议。我们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特别唯物。西方向东方寻求所谓神秘主义和灵性纯属瞎闹。印度人甚至比我们更缺少精神灵性。”
“哦，不是吧？”我认为他在谈话中掩盖真情，以中国的方式表示礼貌的谦虚，就反对道。“还有祭祖呢。一个如此彻底相信死亡没有终结人类生命的民族肯定不怎么唯物。”
但他不以为然。“你很清楚，”他回答，“我们的鬼魂是最唯物的。他们要吃喝，要有钱花；死前要是尘世的富人，还要有汽车仆人，这些都是纸做的，烧了送过去。祖先一样俗：如果他们的棺木埋的方向不对，或时间不对，或者葬礼仪式不合适，他们会回到人间，出没于子孙居住的屋子，破坏他们的事儿。所以，在死人的事情上，我们中国人毫无精神性可言。”
我问他：我在为一家英国报纸写描述中国人生活的文章，能不能引用他？
“当然可以，”他说，“这类东西我在书里讲过二十遍，你显然没看过。但你最好正儿八经地写一篇我的访谈录。”
那可是新鲜的经历，我肯定地说。我挺感兴趣的。
“很好，”他命令道。“问我问题吧。中国和美国的报纸跟我做过无数次访谈。”后来，他在欧洲也接受过访谈。
“关于中国唯物的问题？”我怯怯地问。“我想您忘记了基督徒。您知道，1900年时，一万名教徒宁愿死，也不放弃信仰。这不怎么唯物，您说是吧？”
“宗教，”他强调说，“是人民的鸦片。这话有人说过，我重复一遍，坚信它是对的。大烟鬼什么都做得出来。所有宗教的基础都是神话。看看《创世记》！”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后来被中国人不断引用的马克思名言，没想到在胡适的年代便已流行。
谢福芸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圣经《创世记》耳熟能详，她于是与胡适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他接着说，上帝存在的概率太小了，为了实际目的，不值得考量。
“我是无神论者，不是不可知论者，”他强调说。“我不迎合虚幻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是说我相信上帝不存在。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
当这两个年轻人在为有无上帝激烈辩论的时候，苏慧廉正好经过他们的身边。他听到这些对话后，便把手放到胡适的肩上，盯着坐在那里的他。谢福芸说他父亲的眼睛是“那么真诚，那么苍白，几乎要透出光亮”。
“亲爱的伙计，”爸爸亲切地说，“看到你的人都不会相信你是物质的。你本人就不符合你的理论。”
教授笑了。他没有感到不快，这不合逻辑。但生活不是逻辑的，而是生物的。生活中总有不可预知的东西，总有生长的因子。没有人能够为任何人或任何民族说明未来生活的情形。用最科学的方法培育出来的玫瑰花，谁能在开花之前画出它的精确图画呢？我于是和他争论起来。
胡适是个宽容的人，但也不是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妇人之论！”他表示不屑。“但关于宗教，谢天谢地，我永远抛弃了教堂之类的迷信。我最后一次进教堂是在十年前，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了。”
胡适说自己最后一次进教堂是在十年前，那时他还在美国读大学。其实，在美国就学期间，胡适还差点入教，几乎做了一个基督教徒。 后来有段时间，胡适还热衷收集各种版本的《圣经》，可能也与这段经历有关。
有人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在宗教面前披起厚厚的甲壳，是因为一段痛苦经历：他的一个西方基督徒朋友结果证明是伪君子。任何青年的信仰都会因此动摇，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朋友创造者的信仰。但教授不乏公正。他在英国时，报纸上正在热烈争论传教使团的价值。其中一方宣称，中国的一切麻烦都肇始于传教使团。我们的教授竟然写文章为传教使团辩护！作为无神论者，他无补于他们的信条；但作为爱国者，他宣布，传教使团对中国进步的贡献超过任何团体。
“但是，感谢上天，”他激动地冲我叫嚷，“我可以说，我从未受过传教团的影响，我不亏欠任何教会、任何宗教一个大子、一个小时的教育！”
接受谢福芸的采访时，胡适还只有三十五岁。谢福芸直接记下的谈话，不经意间保留了年轻胡适的真实思想。海峡两岸对这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伟人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这篇英文采访稿，也许能为胡适思想研究，特别是他宗教观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材料。
胡适除了在美国读大学时有过回入教的冲动外，一直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晚年在台湾，看见梅贻琦的夫人为病中的梅先生做祷告，唱赞美诗，还觉得不可理喻，“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
谢福芸在这篇访谈里，还记录了胡适的家庭生活：
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乡官，家境还算宽裕。
“我的母亲，”他接着说，因为现实主义者必须袒露全部事实，尤其是让他感到苦涩的事实，“我的母亲是个纯朴的村姑，当时十八岁。父亲娶她时已经老了，我出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想让我知道，是这样的婚姻致使他身体不怎么强壮。但好的结果是教授脑力超人，他的身体也不是弱不禁风，否则他无法完成那么多工作。他年轻时早早地订了婚，那个村姑他没有见过。当他留美回国，荣归乡里时，履行了长辈们以他的名义订下的婚约。他不应该违反传统的制度和家族的承诺。他心地纯洁，操行严谨。学问是他真正的妻子。至于大利拉的妖魅伎俩，他像金刚石一般不为所动。和她一起待上五分钟，他就会烦得要命，尽管她翩翩而来。
胡适的父亲叫胡传，字铁花，胡适的生母叫冯顺弟。胡适侍母极孝，可能源自这段家史。
苏慧廉一定带谢福芸拜访过胡适在北京的家，因为她说自己见过胡适的太太江冬秀。
一个和善的家庭妇女，个头不高。她大约发现她杰出的丈夫实在麻烦。例如，中国社交界对明星的要求非常多；教授一天内会收到六份晚宴邀请，拒绝哪一家都不礼貌，甚至是侮辱！
“同样，我的一个名人朋友受邀担任十二所大学的校长，情面难却，他不能不答应。但他最近不顾得罪人，发了封公开信，宣布他从此以后不再接受校长头衔。光上海就有四十所所谓大学，这中间肯定有不合格的，朋友发誓说他不会参与支持它们。按照老规矩，你给大学者写过一封信，从此永远就可以自称他的学生。”教授解释说。
“但您一天晚上不能吃六顿饭！可怜的胃！”我建议说。
“当然不能了，”他回答。“我在一家宴会上夹一筷子，就赶到下一家。邀请的主旨在于谈话。我待一阵子，谈一会儿。尽管这样，还是不利于消化。我太太说我的胃像牛一样，我认为确实如此。”
“他是活受罪，”教授夫人告诉我，这大概不差。“他赴宴赴得很累，因为每一家都希望他发表谈话，有意思的谈话；回到家后他还要伏案写作，直到凌晨三点。他说只有这段时间电话铃不响。”
教授聪明地说：“到了英国，我就待在大英博物馆，那里没人打扰。”
他说，他结婚时已经告诉了新娘，他的家里不允许任何宗教教义和仪式，新年敬鬼也不准。他们有三个儿子。他认为孩子有独立思想的权力，不应该先入为主地接受任何宗教教条。孩子年轻时灌输宗教偏见非常不妥当。如果他们长大了愿意信仰，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在这方面，应该说，我太太给了我很大支持，”他补充说。“我还想说，我立下规矩时，她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让我感到吃惊。”
胡适在坊间有怕老婆的传闻，是不是这样，无从考证。胡适与冬秀育有三个孩子，次女素斐早夭，留下了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胡思杜后留在中国，1957年被划为“右派”，当年9月21日上吊自尽。
台北南港胡适墓园。墓园里也有胡祖望为亡弟胡思杜所立的纪念碑。
庚款代表团在1926年的5月曾到访北京。时在北京的吴宓、顾颉刚在日记中也都提到与汉学家苏慧廉的交往。当年6月，苏慧廉还应胡适之邀，前往北大参加该校学术研究会的闭会仪式。在会上，他与胡适都做了演讲，苏慧廉主要介绍中英关系及牛津大学的状况。
谢福芸对胡适的宗教观点很感兴趣，而胡适认为对他的采访不应该仅问他对《创世记》和唯物主义的看法呢。“你应该问，我写了多少本书，书的内容是什么？”胡适直接提示谢福芸。谢福芸于是转了个话题：
“如果红军占领中国呢？”我问。“您说不定是受害者。”
“那也好，”他表示同意。“只要能推动国家进步，我心甘情愿。”他认为，俄国的红色恐怖被大大夸大了。当时，中国南方各省的恐怖还没有发生。对讲求实际的东方人来说，这类情感没有被证实就是不真实的。
那时还仅是二十年代，没有多少人相信红军真会占领中国。
谢福芸在这一章，还写下了她对胡适的欣赏：
教授在一本英文新书里――这一作品肯定耗尽了他血管中的每一滴血――彻底抛掉了骄傲，书里的话一定会让他的许多同胞惊骇莫名。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不真实，而是太真实了，毁灭性的真实，不能说出来。教授写道：
“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宗教忏悔般的深刻体认，即我们中国百事不如人，世界上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比我们好上许多。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贫穷得可怕，我们的百姓灾难深重；文明的民族应当为此感到惊诧。”
但接着往下读：
“我们的家庭大多是罪恶的渊薮，充斥着压迫和不公，私刑和自杀。”
“这一切只有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女人裹脚裹了一千年，抽鸦片抽了几百年，结果民族虚弱，道德败坏……我们只是吞下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罪过的果实。”
他最后写道：“我们再不要欺骗自己了，得意洋洋地说帝国主义列强阻碍了我们民族的进步。读一读日本现代史吧，让我们在羞惭和忏悔中永远丢掉自负和自欺。
“然后，当我们彻底地、诚心地忏悔了，让我们庄严虔敬地下定决心：我们必须做小学生。”
教授写下这些话勇气可嘉。满怀清教徒般的热情，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真理的思想家不会错到哪里去；他的话对他那一代人不无益处，他们最好听一听。如果有个上帝要求牺牲和服务的话，那就是真理的上帝；从长远看，真理的上帝赏罚公正。
这里是施洗者约翰的呼唤，尽管他没有衣兽皮，居荒野。他的叫喊是以赫胥黎为名义的忏悔，他的福音书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近来的动荡和喧嚣中，他思索着，权衡着。他认定，赫胥黎和达尔文比马克思和列宁更伟大，更永恒：这是灵魂做出的重大抉择。
莫斯科插曲
威灵顿代表团结束在中国的考察后，便动身回国。咨询委员会全体要在伦敦召开会议。
苏慧廉是在哈尔滨与胡适会齐，“七月二十二日，两人同搭西伯利亚的铁路前往英国”。 西伯利亚铁路上个世纪初开通后，是亚洲前往欧洲的最快捷路线。
从哈尔滨到英国，中间要经过莫斯科。胡适一生中仅这一次到了苏联，苏联当时的现实还一度改变他的思想，他甚至认为可以容忍牺牲一点自由以图专政治国的主张。
1926年7月30日胡适抵达莫斯科，他在此停留了三天。期间，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和监狱，并到中山大学演讲，盛赞苏联1917年革命的成功。胡适这三天的行程，自认为很受教育。这在他当时写给好友张慰慈的信中可看出：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的有理想与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配批评苏联。
不过，徐志摩即提醒他注意，因为胡适当时只看到苏俄的国家统一与貌似强大，他并没有看到其间的国家强大与民众弱小的关系。这个在中国人的眼里好象只懂得谈情说爱的浪漫诗人，其实目光如炬。他是二十年代，对苏联有着最清醒认识的很少数的几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不过，他的所思所想，与当时的“左翼”相悖，一直不合“革命”潮流。当然，胡适后来对这段被“赤化”的经历，有所反思。
看胡适思想史上的这段插曲，我有时不免胡思乱想。那几天胡适下车去莫斯科，如果“思想保守”倾向改良的苏慧廉也一同随行，那又会是个怎样的结果？胡适临离开苏联时，还意外地与共产党理论家蔡和森邂逅，那一刻苏慧廉如果也在场，这三个人又将有怎么的思想碰撞？
历史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叉开了一条轨道。
苏慧廉可能是另有要事，所以胡适在苏联逗留时，他没有下车。也因此，他比胡适先几日抵达英国。
1926年8月4日，星期三。这一天的傍晚，胡适抵达伦敦。胡适以为没人知道他是今天到达，没想到的是，当他走下火车，苏慧廉、安德生及王景春已在车站迎候。故友重逢，他很开心。
“回馆，与兆熙同餐，谈甚久。与Soothill谈。”
1926年8月6日，星期五。胡适在日记中继续写道：
“Soothill（肖塞尔）来邀我同去外部与Guatkin（瓜特金）同去，见着Mounsey（莫塞）君。一点半，到Willingdon（惠灵顿）家吃午饭，谈甚久。”
这位瓜特金（F.Ashton Guatkin）是庚款委员会的秘书，著有《和服》《再见》等日文小说。
10月5日，周二。庚款委员会开第二次会。6日开第三次会。当天苏慧廉邀他吃饭，并谈甚久。
可能是意犹未尽，第二日，胡适还早起，去看望苏慧廉夫妇和他的女儿谢福芸。
胡适赴伦敦的目的是开会，但他的日记，对开会内容记录甚少。
访问牛津
伦敦会后，胡适于1926年11月21日至24日访问牛津并讲学。苏慧廉是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这时他更要一尽地主之谊。在胡适日记中，可见苏氏的接待记录。
11月21日，是个星期天。
早十点十分，去Oxford [牛津]，十一点半到。Prof. W.E. Soothill [W.E.肖塞尔教授]在站上接我；因天气甚好，他带我去看All Souls’College [心灵学院]、Maglaline College[玛格拉林学院]、Christ’Church[基督教堂]。到他家，见着Mrs. Soothill &Lady Horie[肖塞尔夫人和霍里女士]。
胡适所记的Christ’Church应指牛津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它创建于1525年，是牛津各校中规模最大的学院之一。该校校园建筑与景色美仑美奂，电影《哈利波特》不少内景就摄自此处。
晚上到Trinity College [三一学院]会餐，见着院长Bluckistone [布鲁克斯东]。
三一是苏慧廉所在的学院。
饭后到New College [新学院]赴Oxford Philosophical Society [牛津哲学社]旁听。Prof. L.I. Russell (of Birmingham)[L.I.罗素教授（来自伯明翰）]读一篇论文，题为Value & Existence[《价值和生存》]，浅直的很，已可骇诧。随后到会诸人（全数十一人，连我与Soothill[肖塞尔]在内）有讨论的，我始终不曾开口。讨论的有Lindsay（Master of Balirt）[林赛（巴勒特学院院长）]，Rose(Aristotelian Scholar)and I.A.Smith [罗斯（亚里士多德研究学者）和I.A.史密斯]，但大体很无聊，Smith 尤为武断。很失望。（F.C.S. Schieler [F.C.S.舍勒]不曾来；他还在美国。）
今天报上发表此次伦敦帝国会议的一种重要文件，可称为“帝国宪章”。附在此册之末，以供参考。
11月22日，星期一。
Prof. Soothill[肖塞尔教授]带我去看Bodleian Library[鲍德列恩图书馆]。这是一个很有名Library，但他的Catalogues[目录]实在不高明，比起美国的Library Catalogues [图书馆目录]来，这里真是上古时代了。
博德林是全球最有名的图书馆之一，钱钟书当年在此读书时，给它取了个中文名“饱蠹楼”。
此间的中国书部更是大笑话！Soothill自已动手编了一个书目，不知费了多少年月，仅成一小小部分。我偶一翻看，其中错误大可骇人听闻！《花间集》目云：“这是一册日本诗歌，广政十年在kyoto[西京]印的。”（原文是英文）我问他，怎么知道是Kyoto(西京)印的？他也莫名其妙。翻开一看，书上明写着“大蜀欧阳炯叙”！
下面两片是我替他改换之后偶然丢在外套袋里的：一是《三国演义》片的下半：
A late reprint of the edition of 瑞圣叹Jui Sheng-T’an of the 金dynasty with commentary by 毛宗冈Mao Zong-kang [本版新印本，金朝人，瑞圣叹作，毛宗冈评注。]
“金人瑞圣叹” 变成人“金朝人，姓瑞，名圣叹”！
二是《宋文鉴》片：
D179 4 casas 宋文鉴 24 vol.
Sung Wen Chien
A minor of Sung literature first imperially published in 1179 with a preface by 周必大Chou Pi-ta, Other Prefaces in 1504 by胡淳安and胡韶识。
[D179 4函24卷 宋文鉴
宋文鉴，一一七九年奉诏初刊，周必大序，一五○四年胡淳安和胡韶识又序。
与此片同类的是《楚辞》片上写着注者名王逸上！
馆中的书以“中国学大家”Backhonse[柏克候斯]收藏的为基本。Backhonse是一个大浑人，他所收的宝贝有一卷王羲之的字，上面有王诜的跋，文理的荒谬已可笑了，还有谢惠连的一跋。
最可笑的是一部黄震的《古今纪要》，装潢甚精，题为“宋本”！Backhonse跋云：“此书的是宋本，其中称‘太祖’，则其该当在九七五年之后；而‘煦’字不缺笔，则其刻当在一○六三年之前，真可宝贵也。”这种人之荒谬不通，真不可恕！他竟不查一查黄震生于什么时代，也不看看书中内容！
这是段很有趣的纪录，被胡适称为“中国学大家”的“Backhonse（柏克候斯）”就是有“北京隐士”之称的巴克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73-1944）。
巴克斯1898年来到中国，曾担任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的助理。这位精通中文的英国纨绔子弟在中国居住了近半个世纪。他后来曝得大名，主要是与另一位英国人，曾参与营救康有为的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合著了《慈禧外纪》（China under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Life and the Times of Tz’u Hsi)，在这本轰动西方的“非虚构作品”里，巴克斯回忆他眼中的慈禧及两人“亲密接触”的往事。他自称“外国的荣禄”，从1902年到1908年慈禧去世，这六年，他一直是慈禧的情人。
为了获得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职务，巴克斯曾给博德林图书馆捐献了包括数册《永乐大典》在内的大批中国古籍，他的捐献至今仍是“饱蠹楼”的重器。每逢有中国客人光临，牛津都要拿出来“秀”一下。笔者2009年访问牛津时，也有幸亲临地库，一睹这些善本的风采。
胡适长于版本考据，他今天着实在老外面前卖弄了番。估计当时苏慧廉有些脸红。
下午Prof. Soothill[肖塞尔教授]家中开茶会，欢迎我，其意甚可感。来宾几十人，多有甚知名之士。
是夜在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会餐，主人为院长Sir Michael Sadler[迈克尔.塞勒爵士]，此人甚可爱敬。
当天下午，为胡适的到来召开的茶话会是在苏慧廉家中举行，英国人邀请客人至家喝下午茶，是个隆重的礼节。苏慧廉的家在牛津Bradmore路4号。
这位“甚可爱敬”的塞勒爵士就是1921年蔡元培为促成庚款退回中国，重点游说的牛津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院长沙尔特。
第三天，11月23日，周二：
Mr.G.F.Hudson[G.F.赫德森先生]请我吃早饭。此君年仅二十三岁，现为All Souls’College Fellow[心灵学院研究员]，此为Oxford[牛津]最高的荣誉。他有志研究中国文字，可惜不得良师益友。
下午，到Examination School[考试院]讲演“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之文艺复兴]，听众大多是白发老人，少年人甚少。此因Soothill[肖塞尔]不曾广告之故；他仅在Oxford Cazette [牛津大学校报]上登了一条布告。然今天的听众，据Prof. I.A. Smith[I.A.史密斯教授]说，要算Oxford[牛津]最多的听众了！（其实不过百余人。）
晚上，到New College[新学院]会餐，院长Dr.Fisher[菲希尔博士]作主人。此君为有名史学家，曾作教育总长，其人甚可爱敬，略如Sadler[塞勒]”
这天讲演的听众少，胡适多少有点埋怨苏慧廉的意思。胡适在这天的日记本中贴附了一张《牛津大学校报》的剪报，其上刊登有此次演讲的英文公告。胡适在牛津所做的《中国之文艺复兴》演讲，后发表在《国际问题学会年报》。
胡适在牛津停留了四天，11月24日中午离开。之后去了利物浦、伯明翰等地，直至1926年12月31日由伦敦离英赴美。
1926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早起，写信与Prof. Soothill & Lady Hosie（肖塞尔教授和霍西女士），与冬秀、与ROSE（罗斯）。
到使馆辞行。
苏慧廉是胡适在英国的重要朋友。
胡适纪念馆的偶遇
2009年4月中旬，我到台北的胡适纪念馆参观。没想到，台湾的人文场所也是门可罗鹊，整个展厅仅我一个观众。一个来做义工的中年人陪着我，他说，台湾现在的年轻人对胡适也了解不多。
位于南港的胡适纪念馆，原是胡适1958年至1962年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的住宅。为缅怀这位首任院长，他的旧居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参观胡适书房时，我竟然在书架上发现一本苏慧廉著的《明堂：早期中国王权之研究》（The Hall of Light：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明堂是古代帝王祭天配祖、朝觐诸侯的地方。该书是苏慧廉晚年治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力作，出版于1951年，当时他已去世十六年。
在中国历史、文学和宗教研究上享有盛誉的苏慧廉先生1935年辞世的时候，书桌上布满了可观的作品，这是他经年专研的成果。手稿如今在经过哈德森（G.F.Hudson）和苏慧廉之女谢福芸的编辑后，被冠上了《明堂》的标题，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副标题：“早期中国王权之研究”。那些熟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中国宗教和政治分析的人们，以及那些或是持赞许态度，或是持否定态度，但都在涌向中国历史的人们都将会抱有极大的兴趣来阅读此书。
这是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Morton Herbert. Fried，1923-1986）教授为此书撰写的书评。时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德以提出社会分层理论而在欧美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因馆方对陈列文物有规定，我无法从书架上取下此书。我本还想看看该书的扉页上是否有谢福芸题赠胡适的手迹。
后来馆方专为我去查阅了此书，并用邮件告我：
经检视《The Hall of Light：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一书并无任何题赠或注记，而胡适先生的英文藏书中亦只有此书为苏慧廉( W.E.Soothill）所作。
但查询本馆数据库相关数据时，有一封英文书信为1952年2月15日由Amy S. Eppenheim致胡适函，为Lady Hosie询问是否收到此书，
故估计此书应为谢福芸女士所赠，但尚待查证。
他们后来还给我胡适档案系统的检索密码，让我有幸看到了这封信的影印件。胡适纪念馆对档案及客人都很好。
这封写于1952年初的信，清晰表明谢福芸在该书出版后即寄赠了一本给胡适。当时，他俩都是年逾古稀之人。自1926年上海相识，胡适与苏慧廉父女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本文经授权选自沈迦新作《一条通往中国的船》
沈迦 著 新星出版社 2016年1月 定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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