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徽州，何时归？
几天前，3月22日，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视频会议，对地名文化保护和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由此全面展开。
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民政部李立国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李立国指出，地名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息，也是重要的文化形态和载体，在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国防建设和国际交往等方面广泛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形势下，地名管理工作面临新的要求，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显。
李立国要求紧密结合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和各地区各部门实际，准确把握任务要求，抓紧组织实施。一是要明确目标任务。要在做好地名文化资源调查、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等地名文化保护工作的同时，重点清理整治居民区、大型建筑物、街巷、道路、桥梁等地名中存在的“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营造规范有序的地名环境。二是要把握工作原则。要着重把握严格依法行政、立足传承保护、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尊重民意四方面原则。三是要统筹部署推进。要将地名文化保护和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与地名普查其他各项任务一并安排部署、互相结合推进，抓好关键环节，稳妥有序推进，避免形成地名更名之风。四是要健全长效机制。要坚持标本兼治，在通过集中整治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完善制度规范，优化管理体制，厚植地名文化，形成地名规范管理长效机制。
地名普查虽不像人口普查那样与每个人相关，可是，谁又能说与我们自身无关？
地名如人名，一旦形成，就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个人，一代又一代，息息相关，是历史传承，是永久的文化信息，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不妨说，一个长期形成的地名，就是那个地方的符号，那个地方所有人情感所系的标志。所谓乡愁，是故乡情感，而这种情感维系，与地名无法分开。
中国进行第一次地名普查，是在1980年。进行第一次地名普查时，对普查做了如下说明：“这次普查的对象包括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以上的行政区划和驻地名称，城市中的街巷名称，以及主要的山峰、河流、湖泊、岛屿等自然地理名称。普查的内容包括地名的来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
2009年，进行第二次普查试点时，所做普查说明如下：“目的是查清试点地区地名基本情况，掌握地名基础数据，提高地名标准化水平，为社会提供全面准确的地名信息。地名是基础地理信息，地名普查是一项公益性、基础性的国情调查。开展地名普查试点，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巩固国防建设，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交流交往、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对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普查的说明，突出来源、含义、历史变迁等，与之相比，第二次普查更加强调宏观的主权、领土等宏观因素。两者表述虽有差异，但都强调了地名普查的重要性。
我倾向于两次说明可融为一体来理解地名的重要性，理解地名普查对于国家、地方与个人之间的重要性。
地名更改最为频繁三十年
从1980年至今，恐怕是中国地名变化、更改最为频繁的阶段。其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行政区划的调整。我是湖北人，1977年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我所在的随县，是襄阳地区的一个县，1978年年初上大学，暑假回来，还是随县。一年后，中国开始推动县改市的行政区划调整，随县于是成为襄阳地区下面的单列县级市，改名为随州市。类似这样的情况，全国很多。随着行政区划调整，拆开、合并，时时出现，这就必然带来诸多地名的变化。有的消失，有的更名，举不胜举。
人民公社的解散，必然带来大量生产大队名称的改变。包括黑龙江、新疆、海南、云南等各地建设兵团、农垦系统，逐步转交地方，也带来地名的恢复或新地名的出现。
房地产开发。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进入房地产开放的黄金时代，难以计数的楼盘、社区，在城市内外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每个楼盘、社区都有各自的名称，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也有大量国外名称的舶来品。许多名称的草率决定，五花八门，不伦不类，堪称历史之最。
各类城市三十多年来由小变大，增加无数街道、马路，有的合并，有的衔接，名称自然随之发生变化。地名增加、变化的原因当然不限于此。正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地名变化如此频繁，完全有必要进行第二次地名普查。
我觉得，关于第二次地名普查的宣传、普及，需要加强。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参与。如果能借这次普查，能找一些关心地名、对地名历史有研究、有感情的人，做关于地名的口述，留存故事、传说和变迁，然后整理出版一套相关地名普查的文化丛书，可能会是地名普查很好的副产品。这就需要尽量让各地文化馆、文联、报社、电视台热衷地名文化的人士参与其中，借助各种手段、方式在不同平台上，将地名普查的意义讲足，使之成为当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的一件大事。
徽州，何时归？
我与地名有不解之缘。
1994年，我的家乡湖北，将荆州与沙市合并为地级市，改名为“荆沙市”。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让人啼笑皆非。当时，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开设“静听回声”专栏，便在1995年发表《可惜从此失荆州》一文，为舍弃著名历史地名荆州（包括江陵）不用，却用“荆沙”一名而打抱不平。
文中我呼吁恢复荆州地名。这篇文章发表后，多方转载，引起从上到下不少人的共鸣。不到两年，1996年12月，湖北省政府颁布通知，撤销“荆沙”名称，恢复“荆州”地名。我为家乡人的气度而高兴，当即写下《欣闻荆州去复来》一文，1997年年初，在《人民日报》副刊和《新民晚报》副刊分别发表。
2001年，回家乡参加襄樊市“诸葛亮节”归来，我在“大地周刊”发表《襄樊何不叫襄阳？》，再次呼吁家乡能够恢复“襄阳”这一历史地名。袁鹰、冯骥才等人，纷纷发表文章，赞同恢复襄阳，一时间，关于历史地名的讨论颇为热闹。九年之后，这一呼吁，在各方的呼应和配合下，终于变为现实。2010年，湖北省正式决定，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千年历史地名，有了最好的回归！
《襄樊何不称襄阳》报样。
或许受到恢复“荆州”地名的影响，我想到了另一个地名的消失与恢复，这就是“徽州”。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觉得，近几十年来，中国地名消失最让人遗憾的，莫过于鼎鼎大名的“徽州”被改为“黄山市”。
其实，在荆州地名恢复之后，我还写过一篇《可惜从此无徽州》， 1998年4月17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大地周刊”。在《可惜从此无徽州》文章开篇，我以“天下无人不识君”为小标题谈“徽州”的重要性：
《可惜从此无徽州》报样。
稍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的人，几乎都会知道徽州。一个“徽”字，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含量。
徽州，早在秦汉时期设郡，北宋时期正式建徽州府治，已有长达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民风民俗，这一切使徽州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徽州，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区域性文化的一个经典之作。
写建筑史，不能不提到徽派建筑。粉墙青瓦，木刻砖雕，明清遗韵，至今令观光客、令研究者流连忘返。
说起商业，少不了徽商的风光。“无徽不成镇”，这个说法是当年历史上徽商崛起的最好印证。
说起京剧，谁人不晓徽剧？二百年前“徽班进京”，拉开了京剧历史的序幕。
文房四宝中，徽州的徽墨、宣纸、歙砚，大名鼎鼎，历久不衰。
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批著名历史人物，为他们的故乡赢得了荣光。
安徽省的名称，更是少不了这个“徽”字。
徽州，是历史，是文化，是现实与传统连接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可惜，这个地名如今消失了。
八十年代徽州地区与黄山市行政区划变化图示。
《可惜从此无徽州》一文发表后，顿时引发各方反应，我们先后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大部分赞同恢复徽州地名，包括黄山市的多位读者。当时，陶行知夫人吴树琴健在（2003年去世，享年88岁），与陶行知同是徽州人。她从南京致信于我，非常赞同我的意见。我们将信压缩后，以《陶行知夫人致信本报 恢复徽州地名是明智之举》为题发表。
转眼间，恢复徽州地名的这一呼吁竟然十八年了。黄山市还是黄山市，徽州依旧呼之难出。恢复徽州地名，久久未能实现，心里纠结却始终难去。关注和忧虑，常在心中。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对传统的重视，知道了对历史的敬畏。当然，不是所有地名都必须恢复旧名称，但对于“徽州”这样极其重要的历史地名，却值得付出一定代价予以恢复。没有徽州，哪里有“安徽”？其实，这些年我们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弥补过去的轻率、无知造成的恶果。某种意义说，在用新的努力和改变，为历史还债。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还债”，不纠正错误，，后人会以什么样的眼光审视我们？
1981年，李辉沿富春江、新安江和新安江水库上溯，前往安徽歙县和黄山。
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无疑给了我们一次新的契机。通过普查，来一番梳理，让中国的地名更带有历史沿袭性，更具有传统文化特色，让新起的地名更能体现中文之美，更能有丰富内涵。
当然，还需要各地政府，有勇气面对过去的错误。譬如徽州，将这种改错的著名地名重新恢复，这才是对历史、对文化的真正珍爱与敬重。
寄希望于安徽！
徽州，徽州，归来吧！
本文经授权选自公号｜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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