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万元的私教课还没上，家门口的健身房搬走了？
春节过完
不少人的体重快速增加
健身既塑造形体还有益健康
健身房也随处可见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办卡送私教课，买一年送一年”
然而健身机构关门、跑路，消费者退费难、维权难一直是大家关切的热点问题。近日，上海青浦法院就受理了一起健身房售课40万后门店搬迁，当事人认为健身会所构成违约诉至法院的服务合同纠纷。
吴女士与儿子热爱健身，小区门口的康源健身会所星诚店离家近、环境敞亮整洁、器械设备齐全，于是母子二人在门店销售人员的推荐下，分别签订了《会籍合同》，并各充值2000元办理了会员会籍。
2018年起
吴女士母子在私教的大力营销推荐下，在星诚店陆续签订了17份《私教训练合同》，后因私人教练被调整至几公里外的科博店，吴女士母子跟随教练转移门店训练。
2019年7月起
又陆续在科博店签订了8份《私教训练合同》。至此，二人共计购买私教课程1000余节，支付私教费用合计40万余元。
2020年11月
吴女士前往星诚店健身时，发现该店已关闭。
吴女士母子认为会所关店构成违约，其儿子将退费事宜交由母亲处理后，吴女士诉至法院，要求退回母子俩全部未使用的会籍费用4100元与私教课程费用25万余元。
会所对续课的管理十分松散随意，是由教练选择合同进行销课，有时前一份合同的课程没有销完，就对后一份合同的课时进行销课，造成其部分课程过期，但这些课程现均已被激活，25份合同仍在有效期内、未履行完毕。17份合同约定的训练地点为星诚店，而健身会所擅自关闭该门店，构成违约，故要求就未上的课程部分全额退费。当初会所的教练在其课时尚未全部用完的情况下，仍不断向其推销新的课程，其是基于星诚店离家近、对熟识的私人教练的信赖并助其完成营销业绩才签订了多份合同，之后也是为了跟随教练完成训练课程，不得已才去离家较远的科博店。然而其私人教练均已陆续从科博店离职，门店也未为其重新指定教练，据其了解，科博店也即将闭店。且其前往科博店需穿越整个城区，十分不便，故不愿意再继续履行合同。
会所对教练售课的情况并不清楚。销课是由会员自己在APP中选择课时进行操作的，会员需自己注意课程是否即将过期，会所不负提醒义务。双方合同明确约定课程过期或更换门店不予退费，已过期的课程虽被激活，也仅能用于继续上课。星诚店虽已关闭，但是吴女士母子至科博店进行训练，表明其接受变更合同服务地点。双方并未约定为吴女士母子指定特定的教练，故更换教练对合同履行没有影响。科博店仍在正常经营中，不会闭店，后续未重新指定教练，是因为吴女士提起诉讼要求退费，其无法确定吴女士是否会继续接受服务。吴女士母子因自身原因不愿继续履行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认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两份《会籍合同》与25份《私教训练合同》，或因课程到期而归于失效，或因吴女士明确表示不愿继续接受服务而导致无法履行，应予以解除。
但吴女士支付的费用，具有预付费的性质，对于未履行的部分，在明晰违约责任的承担后，健身会所应当予以返还。合同中关于期间经过以及门店更换不退回任何费用的约定，系格式条款，明显加重吴女士的责任并排除其权利，应为无效。
吴女士作为消费者，地段、设施和环境是其在选择健身会所时考量的重要因素。《会籍合同》与星诚店的17份《私教训练合同》均约定健身服务的地点在星诚店，吴女士暂时性去其他场所训练不表明其同意就全部课程更换场所，故健身会所擅自关闭门店，构成违约，应就未上课程全部予以退费。至于科博店的8份《私教训练合同》，健身会所更换教练、在吴女士起诉要求解除合同退回费用的情况下暂缓指定新教练，均不构成违约。吴女士单方面放弃服务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扣除违约金后退还其剩余费用。
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合同的履行程度、健身会所提供服务的情况、吴女士单方面放弃服务的过错程度及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等因素，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健身会所退还吴女士会籍费用3000余元，私教课程费用22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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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预付费消费模式对于商家而言不仅能够快速回笼资金，还能锁定稳定规模的消费人群，因而盛行于健身运动、美容美发、教育培训、餐饮购物等服务性行业。经营者追求盈利本无可厚非，但也应加强职业操守的修炼，依法诚信经营，杜绝诱导消费，避免使消费者“一套再套，越套越深”。只有依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提升顾客满意度，才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与认可，培育忠诚的顾客。
对于消费者而言，通过预付费消费的确获得了一定的优惠与福利，但同时也应衡量自身需求，考虑自身的持续履约能力，理性消费。并且要注意增强留存证据的意识和能力，提升发生纠纷后的维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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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记者丨上海青浦法院
小编丨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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