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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7年3月27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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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灌输和洗脑式教育让人心智不正常丨凤凰评论

2016-07-22 徐贲 凤凰评论家

摘要:被欺骗和洗脑的人,心智是不健全的。心智不健全,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作同一件事,而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被意识形态教育愚弄的人就是这样。(文末有彩蛋)



前不久,著名学者徐贲的《统治与教育》一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本书讨论了现代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徐贲看来,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的是第二种。本书关注三种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基本“政体原型”: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极权。作者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民主与专制的政体区别,如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民教育。就此话题,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徐贲。本文为访谈上篇。


访谈嘉宾:徐贲   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1、公民教育不是政治训导


凤凰评论《高见》:从臣民到公民,这一转变至关重要。例如,中国大陆一部分民众权利意识不足,受到公权力压迫或侵犯时,很多人还停留对“青天大老爷”的期盼上,而没有进入制度层面反思。以你的观察和研究,要完成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必须经过怎样的历程?


徐贲:这一深刻转变意味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但是,公民觉醒必须首先经过人的觉醒。人的觉醒也可以与公民觉醒同步发生。人的觉醒就是要学会把自己当人看,当成是应该与其他人类拥有同样自由和权利的人。人必须获得具有普世意义的自由和权利,才可以成为堂堂正正的公民,才能摆脱仰人鼻息、受人奴役的臣民命运。今天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主张当臣民比当公民强,或者坚持不要从臣民转变为公民,但却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在阻碍这种转变。在日常生活中警惕、揭露和驳斥这样的说法,也是一种有的放矢的公民教育,它帮助普通民众在认知和自我意识上,从臣民向公民转变。


例如,总是有人说主权高于人权,讲人权或公民权就是接受西方价值。秦晖教授曾对此有过尖锐的驳斥,他说,以前有一个说法,解放前,上海外滩有个公园,据说竖着个“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西方人有逛公园的权利,但中国人不适用,不把我们当同样的人,我们当然感到愤怒。言论自由这个领域,鼓吹洋人可以进去,中国人是不行的,不也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吗?中国争主权,让人民当家作主,不就是为了抵抗权利歧视吗?秦晖问道,“首先你自己就把我们的人权标准往下降怎么可以?……如果我们的权利天生就该比人家低,还维护什么主权?这不是自己把自己当奴才吗?”一点点弄明白这样的道理,公民意识的转变也就一点一点地在发生了。


凤凰评论《高见》:极权统治之下,也有所谓的公民教育,诸如让民众遵纪守法、爱党爱国等等。但民众可能在现实中看到,恰恰是权力部门自己不守法,践踏民众的基本权利。斯大林治下,人命被视为草芥,显然没有什么法治可言。在你看来,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公民教育,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公民教育,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徐贲:公民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公民教育首先是关于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责任,个人与政府权力的关系等等的教育。公民教育让人在认知上明白什么是公民。公民首先是一种法权身份,一个人只有在拥有并能自由行使民主公民政治的最高法律(宪法)所赋予他的全部权利时,才可以说是一个公民。当然,这是一种附带责任和义务的权利,如纳税、服兵役、遵守国家的法纪、参加选举、参与公共事务等等。把公民教育等同于当良民的遵纪守法、五讲四美、学雷锋,是一种“政治指挥道德”。


“政治指挥道德”这个说法,是不久前在凤凰评论对何怀宏的访谈《政治指挥道德只会造成伪善》里看到的,可惜它并没有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政治”。你提到的官员说教,那才是政治,说一套做一套,对老百姓不时提出各种道德要求,自己却不履行,是一种非常可恶的伪善。


由官员或官方主导的那种“政治指挥道德”,是流于形式的道德说教。与这种说教不同,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公民教育来自公民社会,而不是官员或官方。它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训导,而是公民共同体的一种自我治理和自我完善机制。这种公民教育有相当明确并享有广泛共识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自我审视、自我检讨的,也是不断被讨论和发展的。


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玛丽•斯劳特在《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时间中坚守我们的价值》一书里,提出七种民主公民的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宽容、谦逊、信仰。这些价值不是由某个官员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在美国200多年的民主传统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从美国的开国文献(如《独立宣言》)和宪法,到民主制度的演变历史、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不断的民主实践形成了美国公民教育的具体内容。无论是民主的实践还是基本价值观,都需要经受现实的考验,也不断需要进一步完善。民众对这些有认知上的了解,也有参与其中的实践机会,这才是有实质意义的公民教育。


2、灌输和洗脑式教育让人心智不正常


凤凰评论《高见》: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于一个人三观的建立,具有铸造和定型的作用,一旦意识到之前所受教育的欺骗和愚弄,个体都会进行艰难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救赎。但是,重建三观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不客气地说,包括一批值得尊敬的前辈,例如刚刚去世的许家屯,在思想意识上仍然有很大局限。以你自己的经验,这种三观的打碎和重建,需要经过怎样的精神历程?其艰难和痛苦的地方在哪里?


徐贲:你说的“三观”是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吧?对任何人来说,要有这三观都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许多人一辈子都不见得能对这三观有清醒、周全的认识,但仍不失为一个心志健全的人。被欺骗和洗脑的人,心智是不健全的。心智不健全(insanity),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作同一件事,而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被意识形态教育愚弄的人就是这样。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1931年出版的,1946年他为这书写了一个新序,他在序里承认,《美丽新世界》最严重的缺点,就是低估了人类的自由意志。书中的野人约翰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乌托邦中定型僵化的非人生活,另一种是部落村庄中的原始生活。一个是“心智不正常”,另一个是“精神错乱”。“新世界”的人心智不正常。赫胥黎说,如果重新写这本书,他要给约翰一个“心智正常”的选择。心智正常的人是一个有自由意识,尊重经验和常识,能用自己脑袋思考、判断的人。灌输和洗脑式教育不是使人无知,而是使人心智不正常,不是一时的不正常,而可能是一辈子的不正常。


凤凰评论《高见》:专制统治者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都要求民众做顺民。但即便如此,人们会在现实中发现,自己可能做顺民而不得,因为公权力往往会侵犯民众的基本的权利,为什么?


徐贲:“做顺民而不得”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它可能会让人不是去痛恨不得不做顺民,而是非常渴望能安安稳稳地做顺民;不是去争取不做顺民的权利,而是反过来认为有人在妨碍他做顺民。你之前提到言论自由,这使我想起不久前杨绛去世引发的关于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权”的争论。有人把言论看作是一种自由,一种权利,但是也有人认为,沉默也是一种自由——消极自由,也是一种权利——沉默的权利。问题是,哪一种自由,哪一种权利,才是我们在遇到强拆甚至遇到雷洋案时,要强调和坚持的权利呢?是沉默的权利还是说话的权利呢?


我读到一篇《每个报警的强奸受害者,都保护了更多人》的文章,每个发声的受害者,不仅是要为自己讨回公道正义,而且也是在帮助其他人能生活得更安全一些。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沉默的严重危害。沉默会让加害变成正当的行为。有人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不反抗,那算不算强奸?我们还可以问,如果被强拆的不抗议,那算不算强拆?如果不能做声说自己是在坚持“消极自由”或“沉默的权利”,那算不算被强制噤声?算不算是被压制了言论自由?公权力的侵犯固然是个严重问题,但发生公权力侵犯的时候,做顺民和为做顺民辩解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3、政治化的儿童太可怕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统治与教育》中提出了“成人儿童”的概念,即“儿童成人化”,这种现象令人担忧,主要是因为“儿童成为的那种成人本身有太多的不善,甚至邪恶。”在大陆,武汉市有一个“五道杠”少年,其父亲接受采访时说,他就是要按照培养领导的方式培养孩子。显然,“成人儿童”的出现,除了父母的责任之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贲:就“五道杠”少年而言,父母的责任大于学校教育体制的责任,羽戈有一篇《“五道杠少年”黄艺博:怪胎终于长成了怪物》的文章,已经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成人化的教育,那是在家里,不是在学校。事实上,他父亲在心里也觉得这种教育是不对的,所以后来特别声明,自己不是有意在把儿子往“政治小大人”的路上领,而是不经意有了这样的教育效果。他辩解道,他儿子的事是遭到了媒体夸大其词、断章取义:“标题说我儿子是天才,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七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这还是个正常的小孩吗?”当父亲的也知道这不像是个“正常的小孩”。但是,孩子在家里耳濡目染,有样学样,不还是一种家庭教育吗?


正如羽戈所说,这孩子的家庭教育与这样一些“最起码的事实”有关:“黄艺博自幼爱看《新闻联播》,源于其父熏染,父亲有此习惯,儿子极具孝心,常陪父亲一起看,同时,他也喜欢看动画片;黄艺博读《人民日报》,源于其父有时把办公室的《人民日报》带回家,充当儿子看报识字的工具,‘黄艺博的阅读范围非常广,《人民日报》只是阅读刊物之一’”。有千千万万上学的儿童,但黄艺博这样的毕竟很特殊,很罕见。他之所以如此极端地成为“政治小大人”——政治化的儿童,主要原因还是早期的家庭教育,他后来在学校里被捧起来,有体制的原因,不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凤凰评论《高见》:去年,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了一件令我十分震惊的事件。安徽蚌埠怀远县火星小学的一个小学班级里,13岁的副班长贾尚赐,凭借检查作业、监督背书这样的权力,向包括正班长在内的6个孩子要钱。钱没给够,就逼迫喝尿吃粪;上网上学,有专门的孩子骑车接送;要来的钱,有专门的孩子替他保管……实际上,他个头矮小,打不过其他的孩子。一个县城城郊不到10人的小学班级,似乎成为了一个“独裁国家”。根据新闻报道的披露,贾尚赐的做法,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十分类似。你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徐贲: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权力的腐蚀已经深入社会和人心的肌理,连小孩子也不能幸免。这样的权力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也靠暴力来运作和维持。社会的权力崇拜和暴力盛行是互为表里的。权力就意味着可以随意支配他人,向他们索取好处,逼迫他们,强制他们服从。这种权力不是建立在道德威望之上,而是赤裸裸的强权暴力,是最恶劣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权力。


孩子们从小学会敲诈勒索、弱肉强食,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就是这种暴力和权力的结合,有样学样,模仿的自然也是这种权力。而且还是班干部就这么干,从小懂得权力能谋私的好处,这是另一种怪诞的儿童政治化和童年政治化。权力腐蚀的低龄化,实在太可怕了。


凤凰评论《高见》:与“成人儿童”的概念相对应,大陆的文化学者余世存提出过“类人孩”的概念,意思是指那些在肉体上已经发育为成人,但是思想和思维方式都停留在儿童阶段的成人。这些“类人孩”,盲从于极权主义的指挥棒,头脑简单,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也缺乏反省意识。是否可以说,这也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特产?


徐贲:奥威尔在《1984》里让我们看到极权国家里儿童成人化、成人儿童化的可悲现象。书里第一部分第二章,一开始就描绘了这一荒诞现象,可见奥威尔对儿童成人化、成人儿童化问题的重视。这一章里的人物主要是帕森斯一家,我们看到,儿童成人化的特征,是在政治上特别早熟,这是政治化的儿童。帕森斯的两个孩子,一个9岁的男孩,一个7岁的女孩,已经有了很强的阶级斗争意识,剧烈的仇恨性和攻击性。


他们随时都在监视成人的不轨行为,包括他们的父母。这两个孩子看见温斯顿,哥哥用一支玩具自动手枪恶狠狠地瞄准着他,妹妹则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带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反应完全不像是一个成人,反而像是一个被大人吓怕了的孩子,“他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象不完全是一场游戏”。两个孩子对他吼叫道,“你是叛徒!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小小年纪,他们就已经知道,国家的哪些暴力惩罚手段最可怕。


在旁边看着的帕森斯太太,完全是一个没长大的成人,她不敢阻止这两个红领巾队员的革命行动,“不安的眼光在温斯顿和孩子们之间飘来飘去”。帕森斯先生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发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依靠思想警察。他三十五岁,刚刚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在升到青年团以前,他曾不管超龄多留在少年侦察队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他虽然是个成人,却不会打理个人卫生,“他走到哪里,一股扑鼻的汗臭就跟到那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生活紧张的无言证明”。奥威尔给我们的是一个文学特写,让我们生动地感受,那是一个陌生荒唐的世界。


4、极权统治造成人的生物性退化


凤凰评论《高见》:埃吕提出了“前宣传”的概念,按照他的定义,“前宣传”是指在人的头脑中制造一种“思维过程的短路”,以形成缺乏思考或不思考的知识习惯。以此而论,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智主义性质。在极权主义国家,人们的创造力被普遍压制,各类原创性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实用性的科学成就,均无法与自由民主体制国家人们的创造力相比。甚至可以说,极权主义统治最大的邪恶,是造成了人的生物性退化。


徐贲:极权主义统治最大的邪恶,是造成了人的生物性退化,退化的是人之为人的一些天然潜能:信仰、激情、想象力、创造性、爱。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不久,俄国作家扎米亚京就在他的小说《我们》中,预言极权主义统治下,人的信仰、激情、想象力、创造性、爱会一起退化。小说里的“一体国”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科学家人才济济。他们拥有用石油造粮食的技术,要生产多少粮食就生产多少,根本用不着去证明能亩产万斤粮。他们研制了可以航向其他星球的宇宙飞船“整体号”,拥有向全宇宙宣扬“一体国”真理的软实力。他们开发了高超的“造墙”技术——把整个国家的“号民”都笼罩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与外界看起来无界相连,其实完全有效地严密隔绝。没有“杰出人才”的科学家,怎么能有如此的巨大成就?


但是,“一体国”里的“号民”(每个人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数字的“号”)和他们伟大的科学家,都只会按照“恩主”领袖的思想来思考,他们没有道德是非的价值,不知道什么是人的信仰、人的激情、人的想象力、人的自由、人的爱。故事主角名叫D-503,是“整体号”飞船的建筑者,他是“一体国”教育的产物,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体国”是全宇宙最幸福的国家。直到有一天他爱上了一位以颠覆“一体国”为志业的女子时才发现,他生活在一个为集体幸福而不得不完全放弃个人自由的环境里,像数字和机器零件一样存在。这一发现已足以让“一体国”把他视为危险的异己。他被强迫做了脑手术,“一体国”切除了他大脑里的想象部分,恢复了他在那个幸福国度里的健康,重新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杰出科学家。


凤凰评论《高见》:在极权主义国家,一个人一出生,就处于“前宣传”的阴影笼罩之下。由于官方垄断和控制了学校教育和宣传资源,在此情况之下,只有已经经过启蒙或自我启蒙的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实施自由民主的教育。基于世界史上的这些经验教训,你对家长有什么建议?


徐贲:家庭教育可以是这种“前宣传”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抵御这种前宣传的开始。黄艺博是前者的一个例子。《1984》中的帕森斯家庭,虽然没有直接给孩子们极权“前宣传”,但也绝对没有提供对抗极权“前宣传”的家庭教育。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私人领域的家庭,可以代替公共领域的学校教育,成为实施自由民主教育的主要场所。自由民主教育是一种公共领域里的教育。家庭里可以进行一些可能与自由民主公民素质一致的素质教育,如诚实、谦逊、宽容、有自尊也尊重别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利他、恻隐和同情。如果说这样的品性和教养与公民素质有关联,那也只是一个副产品。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认为,他所看到的美国制度的种种好处,主要都是一些副产品,因为美国的共和体制原来是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而设计的,民主并不是它的优先考量。同样,家庭教育包含的良心、诚实、谦逊、宽容、尊重、友爱、利他、恻隐和同情,都是为了让孩子成为“好人”或“良善之人”,民主并不是它的优先考量。


不久前有读者也问起与你类似的问题,我提醒家长学校教育的一些可能的弊端。我认为,学校不只是一个让学生学习有用知识的地方,而且更是一个迫使学生被规训的地方。正如人大副教授陈伟所说,学校里的“假民主、假自治,不代表广大学生,而是代表上级领导,代表权力部门对学生进行组织、监控、管理,目前社会的种种恶劣做法,在大学里面首先得到了演练。如何看领导的眼神行事,如何陪领导喝酒,给领导挡酒,如何说官话、套话、假话,如何溜须拍马、阿谀谄媚,如何经营自己的权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学生从中过早地学会了官场的做派。团委、学生会让大学生侏儒化、官僚化、庸俗化。”


独立的家庭教育,可以对这样的学校教育起到一定的抵制和抗衡作用。但是,不宜过分夸大这一作用,因为家庭教育的时间很短,又是在年龄较小的时候。而且,人总要进入学校,也必须要能在学校里生存,才有竞争更高一层教育的机会。家庭教育对抗学校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这和好人很难对抗坏社会,很难在坏社会里总是当好人做好事,是同一个道理。


凤凰评论《高见》:在大陆,一些青年教师如郭初阳、蔡朝阳、梁卫星等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教育学生,但是,他们显然是现行体制的“另类”。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徐贲:做当然比不做要好,有人做当然比没人做要好,我对他们的努力是很敬佩的。不过,单单靠几个人势孤力单地改变,而且还是在外部限制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作这种艰苦的努力,我想他们表率、象征意义和实验甚至试探底线的作用要更大一些吧。好人教育,好人社会,好人政治,这些都一直是中国社会中贤明和正直人士的理想和抱负,丁文江、晏阳初、梁漱溟他们没能办成的事情,你认为现在能办成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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