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对面对话王敬波（上）：自媒体时代，信息公开上打折是在掩耳盗铃丨凤凰评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起施行以来，已整整过去十年，这期间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又面临着哪些不足和难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公众对信息公开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又该如何做出调整和回应？凤凰网《政对面》第四期对话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
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
一、政府信息流通不畅致证明满天飞
主持人
目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实际上应该是始于2003年的那一场SARS，某种程度上SARS对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来说是进步的一个结果。SARS之后，可以说在民意的推动之下，政府从一开始习惯的这种怯于公开慢慢走向了进一步公开。在未来的十年中国整个的政府信息公开也会继续走这样一条倒逼的道路吗？还是说会变倒逼为更加主动的一种方式呢？
王敬波：我倒是赞成所谓倒逼的这样一种作用。信息公开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开关，是促进政府改革的一个砝码或者说是一个推动力，它的功能是非常宽泛的。
《信息公开条例》至今有十年的时间了，但国家推进信息公开制度要早得多。大概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启蒙于1987年，当时的十三大报告当中实际上就提到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随后1988年的时候，浙江、山东等地也开始了先后的试点工作，当时叫做“两公开一监督”。从监督行政的角度开始了信息公开的试水工作。
第二个阶段从1997年的十五大开始。十五大当时也提到了政务公开工作。1997年到2008年这个立法阶段，各地实际上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推进政务公开，各个行业比如说检务公开、警务公开、官务公开还有当时的校务公开、厂务公开、党务公开等等。
第三个阶段，从2008年的《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为标志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到十八大。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在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统一推动下的一个法治化的推动阶段。
十八大以后，政务公开工作实际上进入到了一个更高阶段。这个更高阶段已经超越了原来仅仅是公开信息这样的一个角度。更多强调的是大的政务公开。
主持人
2016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贵州，在贵州举办的大数据博览会上，他就特别强调80%的数据其实目前都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如何利用起来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大的钻石矿。
王敬波：对，总理讲的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信息社会，信息是生产力。谁掌握信息实际上谁就掌握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源代码。对于现在这个信息社会来说，应该说含金量最高的信息恐怕还是掌握在政府乃至很多公权力部门的手中。但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在部门间没有流通起来。
这些信息没有流动起来，就没有能够起到优化政府管理的效果。为什么叫证明满天飞呢？实际上就是很多信息它是重复要的，不需要我一遍一遍的提供。但是因为各部门之间信息没有流通起来，所以一方面给百姓带来了所谓的人在“证”途的窘况。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助长了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第二个问题是信息还没有向社会充分的开放。如果把这些信息充分的向社会开放，就可以提高管理的效果。比如行政执法信息的公示制度这种信息公开，第一对公众有警示作用。第二对这些违法企业是一个很好的警告。
二、重大突发事件，政府要学会更加主动去发声
主持人
往往遇到大的突发事件，无论是自然灾害、公共事件灾害，以及社会群体事件的时候，会发现谣言倒逼真相的情况出现，政府如何能够做到更加主动去发声，不仅仅说要去跟谣言抢时间、争空间，而是说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做出相应澄清的话，无论是对于公众来说，对于政府的决策来说，都无疑将是一件好事。
王敬波：在突发事件应对问题上，从不公开到公开的转变是比较大的，一开始很多部门、很多地区，都是去掩盖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做法，屏蔽很多的信息。
现在实践当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回应度不高这个问题。有一种等等看的观念，不是太积极，也还是有一种担忧，主动担当、主动发声的主动性还不够。另外回应的时候，还是存在着一种避重就轻的情况，很多公众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政府选择轻描淡写就一笔带过了，但政府想要传达的东西就连篇累牍去传达给观众。
第三个就是到达率不够，现在方法技术手段很多，有所谓的新媒体，还有微信、微博等等各种渠道，然而政府存在着一种本位主义，觉得反正发声了就行，不去考虑到达率问题，所以在主动公开上，还应该强调用户体验或者应该站到公众的角度，去问一问公众需要什么信息，什么信息是公众关注度比较高的，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把这个信息送达给公众。
其实很多问题在解决的时候，它需要吸纳公众的智慧，当然专业人员都是很高水平的专家了，但是强调社会共治，那就是要官民合作，要从政府的角度再加上公众的角度，这两个高度有效的结合起来，才是集中民智这么一个过程。
主持人
集中民智之外，包括像媒体监督这一部分，到底媒体监督对于整个政府的信息公开，是能够发挥进一步的作用，还是说会有一些倒退情况出现，您是持何种观点？
王敬波：媒体的监督实际上就是民主的具体体现，媒体力量是无可替代的，而且它相对来说比较中立也比较客观。
从专业能力上来说，比普通公众要更高一些，这样的一种有序的高水平的参与和监督，是应该鼓励的，媒体是不是可以多组织一些类似于公众参与这样一些工作，比如说可以开展一些社会调查，针对政府的一些管理难点问题，通过调动公众的参与，来给政府更多的建言献策，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建设性的媒体。当然批评也很重要，但是批评和建设，都应该是媒体应当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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