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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文化为何在中国普遍泛滥?丨凤凰网评论

2018-01-13 张弘 風聲評論


任何人都难以说服一个无法在城市扎根安家且收入相对较低的打工者“安贫乐道”,长期生活于相对贫困的人们,也很难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穷人的美德”。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在王学泰先生去世头一天下午(1月11日),我找到住宅楼对面一家回收旧电器的店铺,说客厅封闭性不好,有一台可正常使用的海尔小元帅柜式空调想卖给他们。店主稍后派了一个人过来看了一下,商定价格为150元,随后又叫了两个人过来拆卸。


不料,拆空调的人以螺丝朽烂为理由,将空调外机连同架子一起拆了下来。我一见,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去年夏天,京东送空调的人拆走了三个窗式空调,每台100块钱,架子都好好的保留着,你们怎么把架子也拆下来了?那我如果以后想重买变频空调,不是要重新钻孔固定架子吗?”拆空调的狡辩了几句,把架子留了下来。


我心情一下子变得很糟。这样的事已经在我身上频繁发生:在西红门九龙山庄小区居住时,两辆新买的自行车被附近的民工先后偷走;2016年4月下旬换房搬家时,我和搬家公司的人事先谈好了价格,在搬家过程中,搬家人员又以书多为由,两次涨价,使我在原来的价格上多付了3000元;长虹激光电视的安装人员不仅收取了高达500元的安装费,而且搭配给我一个160元的遥控插座,后来我查到京东的价格不到80元……



尽管我只是一个收入上来说远远没有达到中产的北漂,但是却被更为贫穷的进城务工者视为“肥羊”,他们想尽办法从我这里榨取油水。而以前的同事小王比我更糟糕:2016年我们同时换房,我头一天下午没有签约,次日房主上涨了8万元;他已经和房主签约且走完了前面的手续,在过户时,房东提出涨价10万,不然不过户,并让他想告就告,考虑到维权成本和正在上涨的房价,小王也只有再掏10万。


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王学泰先生所研究的游民文化作祟。这种游民意识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破坏性。在王学泰先生看来,中国人的灵魂中都有游民意识,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对原则不相信,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追求短浅的目标一旦成为习惯,就会将一切工具化,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短浅目标,游民就去做。游民长期处在贫困生活中,这使得他认定,一个好东西,可以通过简单方法去得到,极端主义就是一个便捷的道路。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统治者大都以皇权专制主义之下的宗法制度为基础,内以法家治国,外采儒家意识形态,大力倡导仁义礼智信。但皇权专制是游民文化的优良土壤,游民文化几千年来从未绝迹。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正在快速从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熟人社会转为陌生人社会。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法治意识普遍缺乏,不明白契约精神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收入分配的拉大,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更是使得底层民众和官员以及先富起来的人产生了阶层断裂。


在古代社会中,具有游民意识的统治者,以暴力压迫民众,控制社会,从老百姓那里予取予夺。底层民众不堪压迫而起来造反,目的不是为了造就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是赶走原来的统治者,自己成为皇帝或统治集团的一员。王学泰先生强调,如果统治者自己工具化了,要求老百姓不工具化,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于贪污腐败,他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游民意识的作用,最典型的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走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毫无疑问,根治游民文化的根本在于法治。唯有法治,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唯有法治,才能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唯有法治,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唯有法治,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观;也唯有法治,才能制止人们利用一切机会损人利己亦或损人不利己。


因此,杜绝游民文化的泛滥,建设法治社会,当务之急在于让公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运行。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它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制度变革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王学泰先生生前很担心二代农民工,希望他们能够在打工的城市安居和生活,不要成为当代的游民。想要实现这样的愿望,也唯有法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道德和伦理底线,才能消除人们的游民意识。


任何人都难以说服一个无法在城市扎根安家且收入相对较低的打工者“安贫乐道”,长期生活于相对贫困的人们,也很难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穷人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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