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胡适是一个富矿，那么人们至今仍在其中挖掘且所获甚丰；如果说胡适是一座高山，那么人们依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2月24日是胡适去世56周年纪念日。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胡适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在现实问题和思想疑难的遭遇中，一次又一次被人们从记忆中唤起。
迄今为止，他一生践行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他争取自由民主，与国民党一生抗争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在与蒋介石的交往中不卑不亢，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鲜明的体现；他抗战期间任驻美大使，晚年为“中研院”发展殚精竭虑，两袖清风，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如果说，胡适是一个富矿，那么人们至今仍在其中挖掘且所获甚丰；如果说胡适是一座高山，那么人们依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李慎之先生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 21世纪则是胡适的世纪。在我看来，这不失为一个独到的视角。从时间维度看，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三次革命风起云涌。而21世纪是中国继续发展，向现代化大步迈进的世纪。在此过程中，胡适生前追求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等不可或缺。从空间维度看，胡适播下的思想火种，经过殷海光等人的传播，最终在台湾开花结果。在大陆，50年代被批倒批臭的胡适，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重新回到人们视野。王元化、李慎之、舒芜等人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到胡适”的趋向。
90年代末期，著名学者季羡林一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让无数读者潸然泪下，“我的朋友胡适之”的音容笑貌让人倍感亲切。尽管有几卷被排除在外，但安徽教育出版社44卷本《胡适全集》仍然在海内外华人世界引发强烈反响，而胡明主编的16卷“胡适精品集”，欧阳哲生主编的12册《胡适文集》，仍然引发了无数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2012年胡适作品版权保护期过后，各种胡适著作更是一哄而上。有关胡适的研究和争论，至今仍是中国大陆思想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2011年12月17日胡适诞辰120周年时，海外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曾说，胡适“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1981年，辛亥七十年，美国历史学会在芝加哥开会，胡绳带领大陆团队参加。胡绳说：胡适在学术上进步，政治上是落后的。余英时反驳说：海外看法刚好相反，他学术上落后，在政治上至今是最进步的。对普通读者来说，胡适的有些著作，至今仍不失为极佳的启蒙读物。
对痛定思痛的过来人和研究者来说，胡适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有着其他同辈人难以比拟的面相与品性：他对国民党政治专制、压迫民众的一贯批判；他在《新月》时期呼唤人权和宪政，与国民党正面对抗，短兵相接的勇敢；他一生对言论自由的实践与呵护……这些与他倡导白话文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以及以各方面的学术成就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独一无二的丰碑。
然而，胡适并非完美无缺。例如，1954年的吴国桢事件发生后，同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殷海光与胡适曾经面对面争论一个下午，双方都很不愉快，殷海光认为胡适在倒退。而胡适则认为殷海光是个“书呆子”。1960年雷震案发之后，殷海光认为胡适应该挺身而出，以一人而敌一个政权。但胡适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殷海光极为失望，责怪胡适“一句硬话也不讲”。他晚年对胡适贬多于褒，甚至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在我看来，政治实践和政治理念的不匹配，不仅影响到殷海光对胡适的评论，或许也是未来几十年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败再败，这导致几代知识人和政治精英的焦虑。辛亥革命之后，国会运行不久就由失望而抛弃，革命逐步激化，正如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所说，“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从国内革命走向世界革命，从种族革命走向阶级革命，从共和革命走向共产革命，从小革命走向大革命，从有限革命走向无限革命”，革命的诉求指数也不断提升，“最初只感觉政治要革命，继而认为思想也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国内革命还不够，还要世界革命……最后发展到‘灵魂深处闹革命’。”
在革命的世纪中，胡适的主张缓不济急。学者罗志田将胡适的事业称为“再造文明的尝试”，其中的艰巨性或鲜有人知。在任何时代，总有胡适这样观念和思想领先于时代的学者和思想家，奋力再造先进文明，追求自由、民主等现代观念。但是，一个国家实际的现代化进程与民主体制的建立与巩固，首先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没有深厚的法治传统，国家的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就没有扎下根基、赖以生存的土壤。
在自由主义的理念上，胡适与殷海光别无二致；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胡适因为亲身的经历和政治参与而更为谨慎和稳健，而殷海光则希望将自身认同的理念直接贯彻于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但是，“再造文明”、变革政治制度是一个复杂和渐进的过程，过于峻急恐急不可下。
众所周知，英国是最早的现代化国家，有着悠久的法治传统1688年光荣革命后不久，就建立了王在法下的议会民主制。但是，其民主化进程却是逐步发展起来的，1830年只有不到10%的成年男性有选举权，1918年才授予30岁的妇女选举权，直到1969年才规定年满18岁的人，不论男女有选举权。
显然，晚年提倡容忍的胡适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知。纵观胡适一生，一直追求法治，批评人治和专制。他晚年的批判锋芒不及1937年之前，这是他让殷海光失望的原因。但另一方面，胡适的批判立场却从未动摇，近年解密的蒋介石日记显示，蒋介石对胡适内倨外恭，几次在日记中大骂晚年胡适，他在1962年3月3日的日记中称：“胡适之死, 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 乃除了障碍也。”但表面上，他对胡适一直很尊重，由此可见其心口不一。而胡适呼吁法治而批评人治，劝蒋介石不要第三次参选总统，也是让蒋介石对其不满的原因之一。
对于当下而言，纪念胡适，不仅是中国人在几十年后对一位思想先驱和学者致敬，更重要的是实践他终身提倡和奉行的那些思想观念。如何继承这些珍贵的思想遗产，面对他遗留下来的“胡适之命题”，或许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与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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