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Facebook调查事件，让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大数据在选举中的应用是否终将杀死民主呢？
文丨任冠青
Facebook或被罚2万亿美金的“灭顶之灾”，其实是扎克伯格这两年焦虑感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年初，扎克伯格照常发布自己的新年目标，往常小扎总会略显“佛系”地表示要学习普通话、造访美国每一个州，每两周读一本不同的书等。可是今年，他的目标则明显更为严肃：整治Facebook，防止平台被滥用。
此前人们对Facebook的指责包括假新闻横飞，机器人干扰大选结果等。这一次，泄露Facebook 5000万用户信息，并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政治顾问公司利用。而这家公司，曾为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一事件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不止停留在侵犯个人隐私这一层面，也不是干扰一次美国大选那么简单，而是它完全以合乎民主的方式动摇了民主制度的根基。它所带来的民主危机，不仅在于现有民主政治利益冲突的叠现，更是其对民主选举前提的彻底解构。
记得2016年大选前夕，一篇美国主流媒体评论分析，希拉里地方竞选团队的实力，将成为其最终获胜的关键。文章认为，希拉里在各个关键州都有着强大而稳定的竞选人员，这使得他们可以持续滚动地上门拜访当地选民，从而对选民产生更大的影响。相较而言，特朗普则更多地选择竞选大巴，到当地宣传过一遍之后就呼啸而过了。同时，他的基层竞选人员更是少得可怜。然而，最后的大选结果一出，则让很多的媒体和民调专家咋舌。
问题在于，时代早已悄然改变了。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正是利用剑桥分析公司，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新的潮流。
传统的民调分析，一般是基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指标，对选民的投票行为进行分析和预测。然而剑桥分析公司却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对标每一位关键选民，并可以达到对选民的了解比其真实朋友对他/她的了解都要深入。
在纽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剑桥分析公司的CEO 亚历山大·尼克斯曾分享过这个公司的运作“秘密”：他们会对成千上万名调查者进行心理分析，并将他们分为32种不同的人格，然后融入选民的Facebook足迹、消费足迹和投票记录等，最终分析并影响他们的投票行为。毫不夸张地说，剑桥分析公司仅仅通过用户在Facebook上的几十次点赞，就可以比用户的朋友更为了解他。
剑桥分析CEO亚历山大·尼克斯
所以，剑桥分析公司对选民的“影响”已然超过了传统竞选活动的强度，而已然更加接近政治“操控”。哲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缸中之脑”假设，即科学家将大脑从人体中取出，放入一个装有营养液的容器中，计算机可以通过神经末梢给大脑传递各种信息，让人脑中产生各种假象，人是否能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虚拟现实之中呢？
其实，剑桥分析公司就有些像现实中的虚拟现实制造机。比如，在上次美国大选中，针对迈阿密一个叫做“小海地”的黑人聚居区，他们就在当地散布关于克林顿基金会滥用海地救灾款的信息，精准地防止当地的摇摆选民将选票投给希拉里。如果说人们能意识到传统拉票活动的政治性，那么剑桥分析公司的精妙策略就在于，从信息获知环节就开始影响人的选择，让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利于剑桥分析公司客户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在2008年竞选失败后，希拉里吸取教训，开始学习奥巴马团队的数字化动员策略。在上次美国大选时，她更是吸收了很多前奥巴马竞选团队的成员和经验，希望复制其八年前的成功模式。殊不知，八年过去了，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影响选民的方式悄然兴起，特朗普团队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优势。希拉里，又慢了一步。
剑桥分析公司更让人忧虑的，是它与特朗普团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家公司的历史并不长，于2013年成立于纽约，似乎最初目的正是为了参与影响美国大选。
剑桥分析公司的大股东为拥有华尔街对冲基金的莫瑟父女，同时，这对父女也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最大支持者之一。2016年6月，特朗普更换了其竞选团队的两位关键人物：班农任竞选CEO，康威任竞选经理。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关键人物与莫瑟父女和剑桥分析公司都有着重要联系。
莫瑟家族曾为班农的布莱巴特新闻网投入大量资金，班农此后开始在白宫的重要角色后，也一度留任剑桥分析公司董事，而康威此前更是剑桥分析公司的一名民调专家。另一位重要人物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也曾任剑桥分析公司顾问。
这一系列联系，都不禁让人质疑这其中政商之间的利益冲突。特朗普上任后的一些迹象，也说明这些担忧绝非毫无道理。比如，近日美国国防部就证实，在特朗普上任后不久，五角大楼就与剑桥分析公司的母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协助美国打击ISIS的恐怖活动，而有证据表明弗林对促成这项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事实上，剑桥分析公司的野心还不只如此。它的母公司叫做战略传播实验室（SCL），于1993年成立于英国。25年来，这家公司在超过60个国家开展了政治行为改变项目，并在菲律宾、土耳其、西班牙等全球14个国家成立了办公室。在此之前，SCL参与影响了乌克兰“橙色革命”中的选举，并成为帮助英国脱欧的重要力量。
这些“战绩”在显示SCL能力的同时，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一家以影响政治行为为重要业务的全球性公司，难道仅仅是一个单纯追求利润的盈利性机构吗？或者说，一个对政治如此敏感的公司，是否有其自身的政治立场，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又是如何呢？值得担忧的是，对这些潜在的利益冲突，仍然缺乏有效的全球监管。
此次Facebook调查事件，让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大数据在选举中的应用是否终将杀死民主呢？
其实，在上次美国大选后的一番撕裂场景之后，有人就提出了“民主倒退”的现象，其中一项重要的指标就是民粹主义者、操纵者等通过合法、民主的方式使得自由、公平的选举质量下降。剑桥分析公司影响选民选举的模式，就是一个重要的体现。
民主选举的逻辑前提在于，选民的选择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选民最终选择哪位候选人，都是经过理性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而不受任何他人和组织的操控。
可是大数据、机器人和假新闻的打包出现，干预着人们进行独立选择的消息来源，使得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便深受片面、虚假信息的影响，其最终的选择也必然会发生极大的扭曲。在选民是否有自由意志的问题上，也就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次美国政府开启对Facebook调查事件的严重性，也反映了美国对这一潜在民主危机的认识。而弥补此项危机所反映的法律和制度空白，仍旧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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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锦雄
版式编辑：王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