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筛查真的有必要在中小学进行吗？建立抑郁症风险档案：会不会给学生又多了一个“压力标签”？
近日，上海长宁区的一些小学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评，有家长发现其中有数十道题目涉及“自杀”，震惊之下，将此事捅了出来。11月19日，事件进入公共视野，引起舆论哗然。长宁区教育局于同日发布公告称，问题出在“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长宁区教育局相关科室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已要求停止该项工作。听起来，这仅仅是发生在上海一个区的孤立事件。实际情况，恐怕并非如此。11月15日，成都一位妈妈留言给我，她的两个女儿在学校做了“估计是抑郁症筛查量表”。两个女儿分别就读同一个区的两所不同公立小学。姐姐六年级，妹妹三年级。她们觉得“题目好奇怪”——其中，既有此次上海测评中广遭诟病的“自杀”问题，还有“恋爱”、“失恋”问题。据这位母亲说，她的孩子所做的问卷也包含一百多道题，测评也未经家长同意，这位心理学研究生出身的妈妈感到不可思议。在她询问孩子的班主任后，才得知测评是区教育局统一要求的。另一位成都友人上初三的女儿，也做了相关的“心理测评”。这位女孩谈到，问卷中的一连串问题都是问你为什么想要自杀，“感觉是在诱导自己自杀”，她和班里很多同学走出微机室后，都在吐槽这个“脑子有点大病的问卷调查”。
在上海心理测评事件发生之前不久，11月9日，教育部对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的答复中，提到“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有不少论者据此推测，测评可能是基于教育部的精神指导，各地以各种方式实施落地。上海长宁区的家长警觉性高、判断力强，富有公益心和勇气，把此事作为问题提了出来，而其他地方的家长或者根本不知道孩子做了心理测评，或者知道了但没有意识到有问题，或者像这两位成都家长一样，知道了、觉得不妥，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想想，私下嘀咕几句就算了？上海和成都学校的测评被批评的原因，主要是问卷设计不专业、执行过程不严谨、忽视了儿童的隐私，以及未知会父母，等等。这些都可以说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完善、规避解决。但此次上海测评事件爆出后，多位心理学者、精神卫生专家在采访和文章中都从专业角度提出抑郁症筛查及相关做法，是否一定要在中小学中推行？以普遍筛查的方式未必科学、不太可行，而且没有听说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做法。希望教育部、卫健委可以更广泛地听取意见，重新深入研究，不要匆忙实施。长宁区心理测评事件的公共价值，更在于它让一个可能给全国数百万学生心理健康造成影响的测评进入公共视野，从而有可能停止和纠正。
要“救救孩子”，就要减轻多头的压力来源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和自杀数量都呈上升趋势，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自杀是抑郁最坏的结果，也是青少年人群的第二大死因。 北医儿童发展中心所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中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0万名青少年死于自杀，平均每分钟就有2个孩子死于自杀，8个自杀未遂。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数据，我国青少年自杀率已经位居全球第一。 儿童、青少年是家庭的宝贝、民族的未来，这些数据不能不令全社会忧心，也是各部委相关方案、政策提出的理由和背景。良好的出发点毋庸置疑，问题是，匆忙推出“筛查”政策，真正有助于抑郁症的防治吗？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认识问题、对导致问题的根源有正确的认识，并提供针对性、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就此而言，目前的方案存在不足。首先，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下，为什么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内，如此数量庞大的儿童、青少年遭遇了抑郁症的侵袭？ 主要是孩子们自身的原因吗？如果是孩子们自己的原因，那是生理的原因吗？科学（包括脑科学、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证明，抑郁症由大脑内某些化学物质缺失所致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抑郁症患者的大脑组织也没有具有临床诊断意义的变化；基因、遗传因素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改变——所以，基因说、遗传说，并不能解释当前青少年抑郁症高发的问题。 那么，如果抑郁症并不是由生理性原因所致，服用抗抑郁药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实际上，针对抗抑郁药治疗效果的研究证明，抗抑郁药对于轻度、中度忧郁症的疗效难以确定，对于重度忧郁症，有缓解症状的作用，但有多种副作用，还有停药反应。尤其是青少年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呈现出的情绪起落往往过度依赖环境，药物的作用更难确定。 近年，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出现，人们慢慢认识到，通过药物治疗解决抑郁症，并不是唯一并且一定有效的途径。在一些情况下，还可能导致把正常的情绪反应病理化——如果大面积的人群出现同样的情绪反应，可能更需要检讨的是导致异常情绪的原因。 防止青少年抑郁的另一个思路，是对学生进行抑郁症知识的教育，以及在学校设置心理咨询老师。 在理论上而言，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方向。效果如何，则高度依赖具体方法和实施，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这方面，美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都有很好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而这个做法要真正有效，需要一个前提：抑郁情绪主要是学生自己心里脆弱或承受力差的问题。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有更多的压力来源。在复杂的背景下，仅仅帮助孩子们加强心理建设远远不够，还必须找到压力来源，全社会都要从减少压力来源的角度着手，才能更好地帮助已经抑郁或者有抑郁风险的孩子们。
▎ 在复杂的背景下，仅仅帮助孩子们加强心理建设远远不够，还必须找到压力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建立抑郁症风险档案：
又给学生多一个“压力标签”？
儿童、青少年学生的压力来源：一是学业，二是人际关系，三是缺少人生意义、价值和目标。首当其冲的是学业压力。众所周知，当今的孩子过得很累，做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班，很少自由支配和玩耍的时间。这方面，国家已经出台“双减政策”，希望可以有所帮助。学校、班级是学生所在的集体，也是其归属感、自尊、价值感的主要来源，在几乎单纯以成绩论英雄的时下，学生的压力大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如果学习不好，表现平平，那就很难得到同学的欣赏和认同，自卑、孤独在所难免，很难感到开心。 基于普遍的竞争心理和自我中心观念，当今学校同学之间的关心、互助也比较欠缺。另外，小学生很少涉及“恋爱”、“失恋”问题，初高中学生因此抑郁的有，占比不大，当然也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引导、帮助。师生关系不好是学生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导因，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很多抑郁孩子自诉，曾遭到老师冷遇、嫌弃，甚至打骂、羞辱，以致于痛苦、绝望，不想上学。前文那位六年级的女生，就因为觉得自己受到班主任老师的冷遇、忽视，认为学校是“监狱”，天天念着“想把学校炸掉”，一度抑郁，拒绝上学。总体而言，我国学校的师生关系和师生互动方式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离《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落实还有距离。亲子关系，是学生抑郁症的一个更重要的导因——抑郁症孩子常常有“直升机”专制－粗暴型父母，他们在物质上满足孩子、在生活上宠溺孩子，但对学业要求高，指挥、控制多，往往以孩子的学习成绩决定对待孩子的态度。作为青少年学生抑郁情绪重要来源的学业压力、在群体中的归属感、价值感欠缺等问题，以及师生关系、亲子关系问题，尚未成人的个体学生往往被动承受，无力改变，需要教育行政当局、学校、家庭的支持、帮助。目前，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系统关照的情况下，政策拟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那么，这样做的目标及意义何在？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升学甚至未来的职业选择？如果是，建立档案的做法会不会反而加剧学生的紧张、恐惧情绪？毕竟，抑郁症并不能通过仪器和实验室手段检测，主要甚至完全依赖个人的主观感受，如果学生觉得报告抑郁症对其前途和未来有潜在的不利影响，他们当然倾向于不报告，那又怎么办？总不至于通过老师、同学的观察就给一个人定下抑郁症的标签吧？至少，如果我是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我会有这样的担忧。再者，抑郁症说起来很恐怖，但实际上也有其进化的价值。按照美国前心理学会主席、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的观点，90%以上的抑郁症来了又走了，无需任何治疗；或者当导致抑郁的环境、条件没有了、改善了，事过境迁，抑郁也就好了。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切身经验。无论如何，在当下，如果匆忙推出为学生建立抑郁症档案的做法，无助于抑郁症的防治，不宜施行。概而言之，我以为，在改善上述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培养学生的韧性、意志力、勇气、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等品质，鼓励团结、合作、分享、服务、贡献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采用和教会他们积极、理性、乐观的思考和解释方式，才是帮助孩子们抵御和克服抑郁的有效途径，并助他们在人生旅途中行之久远。彭小华，旅美学者，关系－交流及抑郁症研究者、咨询师；发表多篇相关文章，翻译出版《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直觉养育的力量》等多部著作。